2009年初中国面临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挑战，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成本上升、市场萎缩，大量民工失业。许多人都在思考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否太慢了、对建立在廉价劳工基础上的制造业的依赖是否太大了的问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指出：“唱衰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不合时宜，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需要这些产业。”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增长不是问题，就业也不是问题，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被唱衰，认为应该转型。部分民营企业主自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不再专注于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而向地产、金融领域寻求更高的利润，也是导致此次经济危机中出现不少企业倒闭的原因。”

　　如今中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出口下降、GDP增长减速，面临着在经济低迷的过程中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挑战。制造业作为解决就业的主要产业之一，当然至关重要。但是，细查樊先生的话，他说的似乎并不仅仅是现在，而是过去“经济繁荣的时候”。这就大有商榷的余地了。

　　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乃任何国家经济发展之必由之路。美国、日本、韩国等等皆无例外。所以，在中国制造业繁荣、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居安思危、走一步看三步，为未来的转型作好准备，乃是经济学家们思想的前提。可惜的是，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在繁荣中自我陶醉，大唱“衬衫经济学”的赞歌，似乎中国的经济，靠着给沃尔玛作衬衫就能征服世界了。

　　我也正是在那个时刻唱起反调，并出版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我不是经济学家，讲的是普通人都能懂的常识：中国的经济，就象一个一身肌肉和力气的青少年，给人扛大包来钱最快；读书则不仅挣不到钱，而且还会倒贴钱进去。如果你是位负责的父母，有个十六岁的壮实儿子，你是让他扛大包呢，还是让他读书呢？我的答案虽然并不是一心读书、万事不问，我虽然会适当地让他自食其力、扛扛大包，但是，我会督促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

　　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因为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劳动力异常便宜；又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红利，在劳动力供给处于顶峰时被抚养人口相对较少。所以，中国有又便宜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就象沙特有又便宜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一样。单纯发展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象靠卖资源而繁荣的国家一样，当然要想到这些资源卖完了以后该怎么办。实际上，这样的前景马上就将面对中国：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成为主要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将逐渐减少，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将增高。在廉价而丰富的资源在萎缩的时刻，难道中国的经济还能以卖这些资源为基础吗？

　　我当时的论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经济学人》就曾不止一次的报道，中国存在着低薪、低技术的陷阱。本来，到中国的外资，多是来自发达国家，本应该带来先进技术刺激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更新。但是，这些外资到中国后，马上放弃了自己已经用了多年的先进设备。理由是这些设备比较昂贵，而中国的劳动力又太便宜。与其投资设备节省人力，不如多雇些人以省下购买设备的钱。从这个角度看，外资帮助把中国的产业结构固定在低端。这一分析，也符合近几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研究的新结论。比如根据“世界体系”的学说，发达经济和落后经济互相依赖。落后地区越落后，劳动力就越便宜，就越能为发达地区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本就越低。近代前期的西欧和东欧是这种关系，地理大发现后欧美列强和殖民地是这种关系，如今的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等国家，也多少维持着这种关系。

　　从中国的利益而言，当然越早走出这种关系越好。健全的市场法则和有远见的社会政策，则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我自始至终都反对以政府的行政手段干预劳动市场。但是，维持市场经济的良好游戏规则，则是政府责无旁贷之职。几年前我就指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过低，不完全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市场不完善的结果。比如，工人没有组织工会的民主权利，无法集体和资方讨价还价，没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影响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不仅如此，他们拿着低薪干活，竟然经常拿不到工钱，乃至讨薪挨打的惨剧层出不穷。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力挺市场，称没有工会的中国经济比美国还自由，没有多少年就会超过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还私下对我说，那些讨薪等等事端，多是媒体炒作，根本没有那么严重。结果呢，企业有很大的权力压低工钱，而且越来越依靠压低工钱来提高利润。这样一来，企业就没有压力优化管理、创新技术。劳动力密集型就永远是劳动力密集型。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政策将使中国的经济在未来为之付出代价。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受到歧视，使他们无法超过父母的教育水平而成为更高端的产业大军，造成“盲流的孩子永远是盲流，民工的孩子永远是民工”的局面。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最近指出：“中国还有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处于低教育水平，有数量巨大的农民工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少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念是错误的。”此话不假。但这与其说是阐述了保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合理性，还不如说是印证了我几年前的论断。中国经济起飞已经有快三十年了，为什么“还有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处于低教育水平”？如果十年前我们给进城的农民工子弟提供优良的教育机会，现在还会有这么多“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吗？也正是针对这一现实，我提出大学不要去追建设“世界一流”的时髦。中国大学在未来三十年最大的使命，就是要发展短期大学、社区大学，把几亿进城的民工转化为现代产业大军。这才是产业升级的基础。

　　所有这些措施，在经济繁荣时期作起来要容易得多，现在面临经济危机，作起来当然就难了。我几年前不停地说，中国的经济宁可走慢点，也要把未来的基础打好。就象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知道你有的是力气，扛大包能挣不少。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扛不动的。要趁年轻多拿出点时间读读书。樊先生的议论则仿佛是对一个已经扛不太动大包的上了年纪的工人说：“我早跟你说过，扛大包很重要，你就会这个，而且最拿手。你怎么能唱衰扛大包、想着跑到办公室当经理？”试问：难道许多企业倒闭，真是象他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一些民营企业家转向高端领域的结果吗？现在世界经济衰退，衬衫的需求锐减。况且越南等国家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我们在这一行上竞争。难道你让大家在没有衬衫市场的情况下坚守衬衫制造，企业就不倒闭吗？难道当年如果更多的低端制造业早早升级转产，现在的制造业危机的冲击不是会更小一些吗？

　　经济学家缺乏远见，在制造业泡沫时不去思考泡沫破灭后的挑战，反而大唱“衬衫经济学”的赞歌，对现在的危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他们不去反省，反而出来责怪大家当年“唱衰制造业”。这就不免让人三思：面对新的危机，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听这样的经济学家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