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与陕西文学精神

                      马平川

    在我国新时期文学多样化格局中，陕西作家队伍是一支重要力量。陕西文学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一个重要的地域性分支。陕西这片广漠旷远的黄土地，为作家开掘了一个丰饶、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创作富矿。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作家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和艺术实践熔铸为一体，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认同与文学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家的创作激情与才华。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为代表的作家群，后又涌现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一大批阵容整齐的作家方阵，彼此呼应。苦心耕耘，共同铸就了陕西文学的辉煌。见证了共和国翻身解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陕西文学以其深厚的底蕴、突出的成就，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创作景观。从而确立了陕西作为中国文学重镇和文学大省的地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在长达17年的时间跨度里，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到贾平凹的《秦腔》，陕西三位土生土长的作家，都是以洋溢着秦风秦韵的陕西制造，且都以榜首的位置，三次摘得茅盾文学奖，荣耀了陕西文学的辉煌。他们分别来自陕北、关中、陕南这三块文化沃土，三位作家和三部作品牢牢联系在一起。以三足鼎立之势，构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独特的景观，完整了一个省的文学地理。

    《平凡的世界》在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广阔背景上，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姓人家的父子两代人的人生遭遇为主线，表现了社会的历史转型给中国农村带来的震荡和以及人民生活的升迁沉浮，展现了农民艰辛的大义和宽阔的悲悯情怀。全景式、深层次的探索了中国农民在改革新旧交替深化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农民的人格、人性以及农民精神困境中的出路和命运走向，真实表现了在生活变迁中农民的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反映了极其复杂、艰辛的生活历程中不可回避的矛盾纠葛。小说充满了对农民艰辛的汗水浇铸理想家园的困苦的深刻同情，热情讴歌张扬了在困难、挫折中与生俱来的不甘沉沦的意志和坚强的韧性。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在遭遇人生挫折和困难面前，紧紧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自强自信、奋斗拼搏的魄力、执着、隐忍、善良的个性，对我们起着非常潜在的深远的精神鼓舞作用。

    我们穿行在《平凡的世界》的字里行间，跟着路遥一起在陕北的黄土塬上奔走——那通向世界尽头的黄土大道上颠簸的木轮马车扬起的黄尘，那黄土崖畔上在寂寥凄清中绽放的山丹丹，那冬天苍凉的北方原野如刀枪剑戟一般指着天空的树，那黄土砂砾上顽强生长的灌木与野草，那村旁小河冰层下涌动着碎裂的冰块的汩汩流水，还有美丽的润叶、晓霞的欢声笑语。而且更重要的是，《平凡的世界》使我们领略了路遥那博大、苦难、忧郁、善良的灵魂以及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憧憬、理想与坚强。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这种力量来自《平凡的世界》。从《平凡的世界》中，我们找到了希望看到的东西：苦难与抗争，理想与激情，欢乐与泪水。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特殊年代，在探求与思考的人生途中，《平凡的世界》护佑着、沉淀在我们的脉管之中，而不使我们的生命更加苍白、软弱、或者懈怠。在当下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一路走到今天，作家、读者的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平凡的世界》里反映的那个时代，小说里的那些人和事，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在一代人的阅读记忆中，那种感觉和记忆在我们心灵上留下的烙印太深了，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平凡的世界》能具有如此广泛而持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就是路遥在小说中贯穿着强烈深沉的生命意识和深厚的人性意蕴。对生命意识的追寻和发掘，对人生价值和生命尊严的叩问和探索，把创造精神和理想精神作为人的生命价值的来追求。当世俗物欲不断吞噬我们生命的尊严和人性的芬芳的时候，《平凡的世界》充分展示出了人性的光芒和信念的力量，让我们感受、体味、领悟、认识到一种真实的精神力量。我们在含着泪光的阅读中，阳光打在脸上，一股温流从心底升腾，我们获取一种艰难前行的力量和勇气。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在艰辛中自强，这就是《平凡的世界》无法抗拒的魅力。

    一轴画卷，上下五十年。长篇小说《白鹿原》横空出世，让世人记住了一个名字——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扉页上陈忠实把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一句话作为题词：“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忠实是写出了白鹿原这块土地沧桑50年的“秘史”，如此说来《白鹿原》的问世。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起“泄密事件”，一个民族50年的秘密从此大白于天下。

注目南原觅白鹿，怅望千秋一洒泪。陈忠实躲开城市繁华和喧嚣，蛰居乡下的老屋，苦心孤诣，静心创作，陈忠实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他用了两年时间准备，用了四年时间写作。这就是说，陈忠实是在其44岁时开始准备他的这部后来被称为“枕头”的作品，至50岁时才终于把《白鹿原》展现给了读者。“春来寒去复重重，惯下笔时，桃正红。独自掩卷默无声，却想笑，鼻涩泪不通。单是图名利？怎堪这四载，煎熬情！注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陈忠实填的这首《小重山》词可以说是他写《白鹿原》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这其中艰辛和磨难只有他本人才能体会出。

   《白鹿原》带给读者的那种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冲击力迄今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陈忠实写出他心目中历史的真实和人物的心灵真实，写出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生活的原生态。一部小说如果失去了真实感，就谈不上艺术感染力和影响力。真实感的不足和缺乏，这已经成了大部分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它严重制约了小说艺术的发展。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代替小说强烈的生命真实感。无论小说形式怎么花样翻新，观念上怎么层出不穷，但都要给读者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感与生命力。这就是要让读者相信，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故事，引起大众读者的普遍兴趣并吸引他们的阅读，读者对当代小说的不满和失望就是作品缺乏强烈的真实感，虚假、造作和夸张导致读者对作品的陌生感、距离感，同时也丧失了阅读的兴趣和耐心。

    小说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节化，细节人物化，人物性格化。《白鹿原》显示了这一创作原则的生命力：雅俗共赏、曲高和众。《白鹿原》是一本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大众读物。经典与流行，艺术性和可读性在这部作品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据媒体披露，陕西省咸阳市一对80余岁的老夫妇特别喜欢《白鹿原》，但因年老眼花，看书吃力。他们孝顺的儿子用了5年多时间用毛笔手抄小楷50多万字，供老父母赏读。当下一些作家对小说故事化的逃避、漠视乃至拒绝，是导致小说缺乏感染力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小说要用鲜活生动的故事吸引读者，尽可能符合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尽可能体现使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意图。可以说《白鹿原》以其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而具有恒久的艺术价值。

   《秦腔》是贾平凹对乡土中国最后的苍凉回眸，表现了贾平凹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状态，呈现了中国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秦腔》是乡土废墟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黯然神伤，又是对农民生存本相的强烈的逼视和灵魂追问。贾平凹完全打破了传统的乡土小说的思想和写法所形成的单一的叙事模式，重新开启了一扇乡土小说通向未来的门，走出一条更为自由的乡土叙述之路，用更直接，更纯粹，更鲜活的叙述方式，使我们对隐伏在生活表层后面多重挤压下的真实，有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

    在贾平凹的笔下，“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是一条缓慢涌动的河，翻卷着暧昧的、混乱的、破碎的浪花，徘徊、迂回、曲折。河面粘稠浑浊而平静，不动声色，平静水面下却激流暗涌，总是在不间断的朝我们簇拥而来。《秦腔》为小说叙事带来了多样性和复杂性，虚实相生、极大地丰富了小说内在的表现力，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阐发、评价和质疑，这是《秦腔》本身意蕴的多向性内涵决定的。《秦腔》的支离破碎感、混乱无序的意识流动状态，有时会使读者感觉被裹挟淹没在一团浑沌中身不由己，找不着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相当大的阅读障碍。

    在《秦腔》里，贾平凹的智慧体现在他生活细节如数家珍的滔滔不绝叙述中叙述的始终带有末世的情怀，笼罩在一片悲凉之雾中，谁的手都挥之不去。字里行间却掩藏不住对乡土挽歌般的迷茫与怆然。那种感受正是来自灿烂的田园牧歌刹那间变成废墟挽歌的虚无感。贾平凹目睹清风街上大量农民离开农村，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丰饶的精神家园正走向荒芜和衰败。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面对现代文明不可逆转的行将消失的诗意乡土，在都市的万家灯火阑珊处，贾平凹徒然梦醒：多年来所熟悉的一切眼看着正在失去，往日的田园牧歌老牛炊烟正在一去不复返，故乡的熟稔亲切的面孔逐渐模糊。贾平凹带着无奈和迷茫书写着故乡的记忆与苍凉。

    贾平凹认识到城市现代文明对农村以及农民个体生命价值的挤压和冲突。他开始思索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人如何去活着的问题，这样的感情不是简单纯粹的，而是复杂斑驳的；不是清澈透亮的，而是浑浊不清的。让人哭也哭不出来，笑也笑不出来。剪不断，理还乱，悠长而又绵远的情绪，气息，情感状态，萦绕心头。从中读者可以领略到 贾平凹的一抹无奈的悲凉感。已是愁到深处却无言，这令人想到稼轩词：“而今说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贾平凹用小说烛照了人类恒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他对存在始终不渝深刻追问和反思，充盈着生活的质感和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清新和激情。贾平凹始终保持自己的敏锐、执着和丰富，努力挖掘出隐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鲜活和坚韧，写作纯粹而彻底。他的创作让读者对乡土中国中的农民有新的认识和发现，他的笔每每伸进广阔的城乡生活场景，执著于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深层开掘，回到日常生活，回到对人及其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的见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当代小说的发展。

    正如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所说，每个作家都要有一块适合自己耕耘的土地。路遥笔下的陕北，陈忠实笔下的关中，贾平凹笔下的陕南，这三大块构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的旖旎风光，成为当代文学中最为持久与绚烂的一道风景。路遥当年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代表获奖者发言似乎可以为我们解释这一切：“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陕西是文学大省，又是《讲话》发表所在地。继往开来的陕西文学，凝聚着优秀的汉唐文化的血脉基因，传承着延安革命文艺传统的思想精神。陕西具有充分的魄力、决心和元气来涵养、经营自己的文学之大家风范和大省气象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位作家尽管风格各异，但都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致力于文学对国家发展，时代进步的关注与见证，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拥抱现实生活，反映时代风貌。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发展，他们坚守着、传递着的是真正的陕西文学精神和文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