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二)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下山谈判叶挺被扣
蜜蜂洞里项英遇难 (1)
蒋介石命令新四军调到长江以北
1940年，蒋介石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欣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策划了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阴谋。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严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
中共中央已经觉察蒋介石的阴谋，在一面予以揭露、斗争的同时，一面指示皖南部队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要新四军皖南部队转移到敌后江北广大地区，不要留在皖南。这样既能扩大地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又可以解决经济等问题。但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对国民党的阴谋缺乏应有的警惕，不适时地提出“精兵”政策，一度局促皖南一隅。
第一支队陈毅司令员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率领少数部队进入江南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部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央一再来电，要项英率部北移转向敌后，项英却一直迟疑不决。
中共“二大”时，项英是出席大会的12位代表之一。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
项英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头一年，就在武汉领导所在纺织厂工人罢工。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比刘少奇早；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比朱德早；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比毛泽东早，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项英的优秀品质令人敬佩。例如，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中央领导成员都随主力行动，只有项英被留下坚持斗争，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又如，1935年至1937年，项英一直在深山密林里转战，东西全丢光了，可《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却保存在挎包里，时常拿出来读一读。还有，1939年5月，项英得知蓝苹（江青）在上海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不良表现，立即打电报向中央报告，并提出“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这种敢于坦诚直言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有一天，项英把二支队参谋长谢忠良叫去，他手里拿着中央的电报，向谢忠良查问沿江的地形和敌人的布防情况。项英情绪激动地说：“主观主义!”“不了解情况，水网地区，碉堡林立，怎么通过?”说罢，就甩臂走开了。
一天晚上，项英打电话给谢忠良，向他询问从泾县码头到宣城，从宣城到丹阳地区路线情况。项英要谢忠良准备一个好的连队，要轻装，电台和机要人员由军部准备，跟他先走。“到哪里去，不用问。”三天后，项英召开会议，他说：“原准备到丹阳地区与陈毅会合，现在改变了主意，先不走了，命令驻在云岭地区的部队立即构筑工事，以碉堡为屏障，固守青弋江以西，配合在重庆的谈判。只要坚持半个月以上的时间，和平可能实现。”
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被包围的处境极为担心，一再催促北上，直到九月底十月初，项英才决定公开对部队进行北移教育。
北上走哪条路线？
走什么路线最安全？
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由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皖南新四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
项英等人于1月4日出动南下。项英在确定行动路线后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并增七九师、四Ｏ师以太平、旌德一带，其计划为封锁歼灭我……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很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项英并具体说明了他们的意图，“是先对南面包围我之顽军佯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对于此一行动方向和计划，中共中央于1月3日给予了明确的肯定：“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新四军军部４日离开云岭后，即浩浩荡荡经湾滩、章家渡，向茂林集结。国民党第四十师方日英主力于1941年1月2日午后抵达三溪镇附近,并开始构筑工事。５日，上官云相得报新四军主力已开拔，遂电令第四十师派有力部队星夜向湾滩、章家渡、茂林一带搜索。
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要是选择别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不会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向南路线在当时看来是最佳的选择路线。
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了。
新四军军部茂林被围
项英私自离开了部队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三个支队约一万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泾县云岭、罗里村等地出发，往南走了15里到达章家渡，跨过青弋江，又行军15里来到茂林。在茂林休息了一天，军部驻在茂林南面潘村的潘家祠堂。1月6日，蒋介石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下令第三、第五战区“采取行动”。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早已布置了七个师共约七万人的部队，对新四军开始包围攻击。
下午，军部召开紧急会议，二支队的周桂生司令、黄火青政委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部队第二天继续向东南丕岭方向前进，叶挺军长指示，在拂晓前一定要攻克丕岭。当时，丕岭已被国民党四十师先头部队的一个连和一部份搜索部队占领了。
1月6日，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发布命令，令左翼军以主力于次日向茂林、铜山徐方向攻击，并以一部守备章家渡方向；令右翼军以主力展开于湾滩、东流山之线，于次日向茂林方向攻击。
7日拂晓，新四军二支队参谋长谢忠良正率三团三营准备攻击丕岭，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来电话说：“情况不妙，我军三路受阻，部队可能后撤，军首长正在研究。”
部队连夜撤退到内覃仓。军部在这里召集支队负责人开会，讨论突围问题。
天渐渐黑下来了，军首长的几间草房里已经亮起了灯光，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的会议还在热烈地进行着。不一会儿，房子里大声地争论起来了，主要是项英和叶挺的声音。项英不同意叶挺军长的坚决打通徽水河的意见。叶挺认为，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四周都是国民党的部队，我军已经没没有多少路可以选择，趁着国民党主力部队还未到达时，赔上一两个团的兵力，坚决打过徽水河，向东南方向突围，然后转向苏南，那里中央已经通知陈毅部队接应，只要我们突出重围，敌人就拿我们没有办法。项英则反复强调，万一渡河不成，处境就更困难了。因此他一直犹豫不决。
二支队政委黄火星支持叶挺的意见，他说：“以新三团张玉辉(营政委)率前卫营，你下令吧!”项英说：“硬拼代价太大，伤员不好办。”会议争论得很激烈，争论了好几个小时，结果是按项英等人的意见，决定部队原路返回，重新折回里覃仓，再向泾县方向突围。
那时，叶挺虽然是军长，他还不是中共党员，当时新四军的一切权力掌握在政委兼副军长项英手中。叶挺的意见往往不算数。
正在这时，军部参谋处长赵凌波投敌了。项英随即下令将三战区派到新四军军部的“联络参谋”陈旦如押送出境。
当三路纵队会攻星潭未克时，项英不敢强攻，主持召开了“百户坑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攻占星潭未果后的行动方案。良将用兵，贵在神速，但项英此时迟疑不决，会议前后历时七个多小时，使国民党军在星潭完成了围堵行动。最后，项英下了一个回头突围的决心。
由于袁国平、周子昆等人和项英的意见一致，叶挺只好下令部队往回撤。
军分会决定以后，部队开始原路向后撤，原来的前卫变成了后卫。叶军长来到了五团，他心情激动地说：“你们五团连夜由原路返回，走里覃仓去抢占高岭。遇到敌人就坚决消灭，无论如何在高岭坚守三天，阻住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完成任务以后，你们可以分散单独行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尔后待机过江。”
8日凌晨，部队向石井坑方向转移。国民党七十九师和新七师一路拦截，形势对新四军极为不利。叶挺亲赴第一线指挥战斗。这天深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带了几个警卫员离开了军部。军部就只剩下叶挺一人和机关的李志高同志。叶挺把李志高叫去，由李志高、叶超二人起草电报，把项、袁、周离开军部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电报在深夜11时发出，凌晨3时收到中央复电：“皖南新四军全体同志，现在你们的处境十分危急，希望全军同志听从叶挺同志的指挥，团结在叶挺同志周围，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接到延安电报后，由李志高通知各部队，并且对各部队作了战斗部署。
部队向茂林方向前进，大约走了四、五里山路，同敌人的新七师又接触了。战斗打得很激烈，从佛晓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多，才打退了敌人的多次的猛烈进攻。叶挺军长说，今天晚上一定要突围出去。这时，敌军五十二师、一O八师、一四四师都猛烈地向新四军攻击，包围圈越压越小。
1941年1月9日清晨，皖南新四军在高坦面临困境。叶挺叫作战科长李志高去把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人找来，商量如何调整军事部署，一举攻下茂林的问题。找了好久，项英的下落一点消息也没有。正当叶挺急得满头大汗时，新二支队政委黄火星急忙闯进门来报告：
“我从支队部出来时，天麻麻亮，模模糊糊地看见十几个人，从村后竹林旁的小路上了山。有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还有个地方干部给他们当响导。”
叶挺说：“所谓新四军的创造者都走掉了，政治上我不能理解，我很气愤。”
“军长！你负责指挥一切吧。我们打个电报给中央，告诉中央项英他们已经走了。党完全相信你。我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同志就讲了，要项英到延安去，军事上完全由你负责。”饶漱石诚恳地表明了党对叶挺的信任和支持。
叶挺点点头，叹口气说：“想不到搞到这步田地。现在情况是困难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干下去的。”
一会儿，叶挺和饶漱石联名向中央发了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人私自离队情况。
延安，中共中央获悉新四军兵败皖南而项英又临阵脱逃的消息后，毛泽东长叹一声，他与朱德、王稼祥商议后，致电中原局和新四军，明令：“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下午，叶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私自离队的消息和中原局的复电。
项英带领的几个人未能走出敌人的包围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又回到军部。还有中南局副书记梁朴(即饶漱石)也在军部。
饶漱石批评项英不应该私自离队，项英说：“你完全有权利批评我。”
项英又问饶漱石：“我们的事中央知道了吗?”
饶漱石说：“知道了。”
“中央的意思呢?”项英又问。
饶漱石没有说话，而是拿了一份电报给项英看。项英看罢，将电报还给饶漱石说：“好吧，既然中央有命令，那你们负责指挥吧。”项英接着又说：“你既然打了电报给中央，那我也打一个去，要求处分，同时把我的一切职务交给你代理。”
项英赶紧提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电报。电报最后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写完，项英如释重负。
接着，饶漱石通知项英去找叶挺，袁国平、周子昆作陪。项英当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说已给中央发了电报，听候中央的处分。虽然叶挺不再追究项英私自离队的事，但从此项英在全军的威信再也无法恢复了。
叶挺站在一个小土坡上，手里举着望远镜，不停地观察周围山上的战斗，身上穿的还是那套黄呢子军装，神情很镇静。他见到五团完成了任务队伍很整齐地过来，笑了笑说：“陈营长，又碰到你了，你们来得好!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在石井坑周围的山上跟敌人激战，部队已经很疲劳，你们二营赶快到东头山接防，把教导队的同志换下来，掩护其他部队休整。”说到这里，他用深深的目光看着全营的战士，提高了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你们五团是一支老红军的部队，在场的许多同志从三十年代起就屡建奇功，今天，军部之所以把坚守东头山的任务交给你们，就是考虑五团是一支过得硬的红军队伍，大家一定要坚守东头山阵地，东头山不能丢!”说着，他指了指外王家山南侧山凹说：“我叶挺就在这里，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
听了叶军长的话，部队情绪非常激动，大家不约而同地呼起口号：“坚决听从叶军长的指挥!”“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部队士气大振。
11日，阵地上只有几次小的接触，没有什么大战斗。
12日上午，敌人又连续攻了十几次，都被我军一一击退，下午敌人开始总攻，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成营、成团地轮番攻击，阵地上打成一片火海。激战到黄昏，总算把敌人打退了，但新四军的伤亡已经很大。
13日下午，敌人发动了总攻。
石井坑的西面，敌人新七师和一四四师攻得很猛，正面的敌一０八师、五十二师也在猛烈地攻击。侧后又有敌七十九师、四十师的追堵。形势非常紧迫，军部指挥所已处在敌人火力威胁之下，只有东南面一个山头还控制在老一团手里。教导队余立金、第二支队政委黄火星、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都跑到山上来向叶挺军长请示下一步行动方案。叶挺对大家说：“现在开始分散突围。你们都是共产党。突围的方向自己选择，可以到苏南、江北，也可以到徽州打游击。”说完把文件烧了，电台也砸了。同时，他愤怒地将心爱的手杖扔下万丈深渊。
傅秋涛部突围成功
傅秋涛率领的一纵队作为在兵团行军的左路纵队，在战斗打响后的第三天，因电台被毁与新四军军部失去了联系，使自己能够独立行动。
与军部情况相反，左路纵队在“百户坑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1941年1月8日下午召开了“梓坑会议”，讨论纵队突围的路线问题。会议也讨论了几个小时，但最终形成了正确决议，奠定了傅部成功突围的基础。
会议确定了正确的突围方向，一纵队突围的战术方式也确定为：“正面强攻，重点突破，撕开网口。” 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部分新四军
具体的突破口选择在球岭南六华里处“三节水”地区。这是一个峡谷地带，公路从二、三百米深的峡谷中穿过。因地形险要，敌人防守较松，仅有国民党52师154团的一个营防守。这是出其不意，敌人越是认为我们不敢走的地方，我们越是要走。经过周密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历经大小三次殊死搏斗，在付出重大牺牲后，一纵队的连以上干部和一部分战士终于突出了敌人的重围。
突围出“三节水”后，一纵队进入泾（县）、宁（国）、宣（城）三县边境的山区老虎坪，收集了300余人的队伍。后来，由于国民党围剿加剧，傅秋涛不得已在与老虎坪一坑之隔的大斧山，将300余人的队伍化整为零，让各部独立突围。
傅秋涛只带了由12名精干的干部组成的队伍，于2月2日离开坚持斗争了二十几天的老虎坪、大斧山地区，展开了又一次往苏南方向的惊心动魄的化装突围。
沿途，他们机动灵活，或装作百姓，或装作国民党52师的便衣，晓宿夜行，风雨兼程。2月10日，经过七灾八难，傅秋涛终于到了罗忠毅、廖海涛的新四军十六旅驻地，一行12人全都胜利地回到了新四军的怀抱。休息了几天后，刘少奇和陈毅来电，要傅秋涛到新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汇报。傅秋涛又渡江北上盐城，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