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立德与诚信

——兼谈企业家的基本功

    中国古人认为：真正的成功，是没有捷径的。只有修身，才能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再后才可平天下。

    而“修身”，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信”：“无信不立”。而这种“信”，首先是自己对自己讲“诚信”。既然是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就要坚决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一个人连自己都约束不了，就很难对别人讲诚信。所谓“自胜者强”、“人格是一种表演，尤其是表演给自己看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谁都不愿与一个言不由衷，管不住自己的嘴，反复无常，约束不了自己行为的人打交道，因为对这种人无法建立起良好的预期，心里总是感觉不踏实。即使由于各种原因，在没有好预期的情况下，还必须和这种人交往和交易，就只能增加监督成本来保证自己的利益，但监督的机会成本如果等于或高于交往和交易收益，交往和交易也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诚信作为“修身”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决定一个人在融入家庭（家族），进而走向社会、融入社会合作的过程中，究竟能够建立多大的社交圈子，并能够走多远的品性基础。

    中国古人讲的“齐家”，是指一个人在“修身”之后，还要把诚信扩展到自己的家庭或家族，以及由家族关系维系的村社或商业组织（现在称之为企业）当中。对家族成员的诚信，构成了组织成员内部的信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成员都由此而得到一种安全感，获得与家族其他成员交往的自信和互信。这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安全体系，把监督成本降到了最低，从而使家族成员之间能够形成诚信基础上的良好预期。

    通常情况下，在家族内部进行欺诈和欺侮的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因为伤害家族成员就伤害了家族的合作秩序，必然引起公愤。当然，对外人的欺诈和欺侮往往被这种组织结构接受，这是中国人远近亲疏处世规则所致。除非对外人的欺诈与欺侮可能受到外部强大力量的惩罚，从而使家族利益受到损失，否则，靠内部的规则要建立更大外延意义上的公理和法治的秩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家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是一个坚固的内核。而在天高皇帝远，缺乏法治资源的传统社会中，家族的团结往往是一种最好的自我保护机制。

    几千年来，这样一种建立在家族关系基础上的合作秩序，成功地维系了中国的——皇帝的官员任命权一直都没有触及到的——社会最底层：乡村阶层。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靠着自发的秩序使社会细胞层实现了成本最小化的自我调节和完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孝治国”的思想与“齐家”的理念是一致的，都是与皇权专制制度配套的社会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意识也因此成为维系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

    中国古人讲的“治国”，与现代意义上的治国是有细微别的。这个“国”是指超越“家族”之上的社会组织。从这一点上说，现代的企业也可以称之为“国”。有了“齐家”的经验，有了“家”或“家族”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后盾，治国就有了思想和物质上的基础。所以，中国古代的官员，不论官做到多大，最后也要告老还乡，在自己的家乡立牌坊，实现光宗耀祖（退休官人把钱财和文化带回故里，并成为不需吃皇粮又代行管理乡村职能的“义官”，从而使科举人才选拔制度，最终能实现人才反哺社会基层的作用，这是一个很有社会学意义的话题，当另文叙述），这被称之为“落叶归根”。

    因此，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是把“家”与“国”放在一起理解的。当一个人以家族为后盾，在“修身”与“齐家”的基础上，将自己的“诚信”和“齐家”的经验扩展到更大范围的时候，他不可能忘记“无信不立”的做人做事原则。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以“穷则独善其身”作为退路的，也就是打不出去，我能退得回来，人只要有“信”，就能立得住。

    而中国古人讲的“平天下”，那算是雄心之举了。它涉及的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大问题。这与现代企业的并购扩张有相似之处。然而，想要“平天下”，说到底还是一个做事先做人的问题。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才能平天下。所谓雄心也好，野心也罢，在中国古人看来：“自强不息”最终还要落到“厚德载物”！这个“德”的基础，就包括“诚信”。反观这些年来，因欲“平天下”而死掉的民营企业，以及竭尽全力也做不大（平不了天下）的民营企业，其领导人不是不懂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是不懂得“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因为说到底，作为“德”的基础，“诚信”是个人向外不断扩展人格的一个思想和行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