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听沙叶新——余秋雨的“眼中钉”说什么
【文摘版编者按】自从大地震“含泪”事件余秋雨犯了众怒、引起民愤后，本来我们已经对他没什么太大兴趣。可是谁能料到呢？这次余秋雨又挑起并扩大他所擅长的斗争手段，不顾“和谐安定”，2009年2月10日 在“余秋雨博客”的文章 无网生活又一年中，公然发表对于论敌的政治陷害！
余秋雨居然点出 “沙叶新等等” —— 给对于余秋雨有意见的沙叶新等人定性为“持不同政见”、“疯狂崇拜美国”、“在海外的反华媒体中歪曲”……
余秋雨使得事态发展变得更扩大化、更严重化了。他这一次以政治手段，不仅把沙叶新等人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更以文革的阶级斗争语言把沙叶新等人当做政敌——“持不同政见”也就是阶级敌人。这不能不引起博友们的关注。我们查阅了网上对于沙叶新的介绍：
沙叶新（1939—） 当代剧作家。回族。江苏省南京市人。1956年读高中时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妙计》。大学期间发表两篇小说。196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保送进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读研究生课程。1963年7月研究班毕业，分配至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担任编剧。1965年发表独幕喜剧《一分钱》，公演后颇获好评。粉碎“四人帮”后，创作激情高涨。1978年发表剧本《好好学习》、《森林中的怪物》、《约会》，后者获上海优秀剧作奖。1979年发表剧本《兔兄弟》，获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创作3等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1980年发表《陈毅市长》，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剧本评奖首奖、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82年发表剧本《以误传误》，获上海优秀作品奖。《儿童时代》优秀作品奖；小说《似曾相识车归来》获《青年一代》好稿奖。1984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宋庆龄》获《十月》文学奖。同年，电影剧本《陈毅与刺客》获第3届全国电视剧金鹰奖。1986年发表《寻找男子汉》，获第三届上海戏剧节创作演出奖。1987年创作的话剧《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发表于《十月》杂志1988年第2期，同年4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该剧获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称号。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大幕已经拉开》、《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及小说《无标题对话》等，曾引起强烈反响。这些作品被译为英、日等国文字。已出版《沙叶新剧作选》等。电视剧本《中国姑娘》由中央电视台拍摄播映。1985年—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兼任上海工业大学顾问教授。
古远清介绍——
沙叶新 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本来是余秋雨挚友，后写有《“书生”及“梁效”评议》文章，不点名批评了余秋雨。虽然只寥寥数语，但显出敏锐的感觉和深刻的洞察力，其鲜明的批判立场，让余秋雨感到震撼。难怪余秋雨在自己的文集中多次谈及“剧作家朋友”对友谊的“背叛”，并称沙叶新为“沙警官”。对这位“昔日好友”衔恨之深，实为罕见。
余秋雨2009年2月10日在“余秋雨博客”的文章无网生活又一年中的原文如下——
“那几个一直在诽谤您的人，例如北京的余X（杰）、肖XX（夏林）、上海的沙XX（叶新），等等，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海外的反华媒体中歪曲您的地震讲话，您不想反击吗？（答）对他们，我从不理会。十年前，他们得知我在文革期间虽家破人亡还参加过周恩来总理直接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组，便颠倒是非，引来不明真相的人长时间围攻，我连眉毛都没有动一动。这次地震事件，让我更鄙视他们了。…表演自己“持不同政见”的姿态……我知道他们疯狂崇拜美国……他们一直以“代表民意”自居，但是，今天的中国民众，到底有几个会站在他们一边？（详细文摘见附录）
我们过去对于沙叶新缺乏了解，正好检索到《凤凰网怀尧访谈录》有一篇文章，转录如下，供网友们参考——
沙叶新：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说假话
摘自：凤凰网怀尧访谈录
吴怀尧：知识分子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词，让我们联想到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您对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精神的定义是什么？对当下知识分子的表现作何评价？
沙叶新：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是人类基本准则：和平、正义、民主、自由、公正、道德的捍卫者。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已异化为自慰，为手淫，为当众做爱，为集体性交；已媚俗为大小报纸的吵作，为T字台上的作秀，为闪闪发亮的霓虹灯，为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作家一旦成为明星，势必俗不可耐。知识分子一旦依附权势，势必奴颜媚骨。我想知识分子尽管已经边缘化，但仍应有使命，仍应有立场，仍应有义务，仍应有天职，绝不能堕落为传声筒、软骨头、墙头草和说谎者。知识分子精神简言之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
独立讲的是品格。独立苍茫，天马行空，不依不傍，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不作工具，不当奴才。不接圣旨，拒不遵命。自由讲的是思想。敢想敢说，敢爱敢恨。只相信科学，只服从真理。不因“舆论统一”而放弃己见，不因“保持一致”而违心表态。绝不容许侵犯思考的权利，誓死捍卫心灵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上一世纪的前半世纪，还存在。而在后半世纪，则基本丧失，只在80年代末有过昙花一现，随即便瓦解冰消，荡然无存。在这以后的20年知识分子更加萎靡、谄媚、虚伪、堕落。知识分子从未像今天这样的不像知识分子，我是指精神。当代的中国没有雨果、没有萨哈罗夫，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哈维尔，也没有鲁迅、蔡元培、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顾准。将来很难说，至少目前没有。
吴怀尧：在您看来，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每个人经历的试炼和黑暗都是不同的，对您个人而言，在过去的岁月中，最痛苦和耻辱的是什么?
沙叶新：中国封建专制数千年，光靠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想把头脑里的封建思想垃圾清除干净，是过于轻敌，过于乐观了。在20世纪，知识分子前半世纪是启蒙的先锋，后半世纪则是愚昧的帮凶。知识分子如果在本世纪还要担负启蒙的责任，那必须自己先要消除愚昧，先要接受启蒙。对我自己来说，说假话是最痛苦和最耻辱的。文革中，我的剧本《边疆新苗》挨批，说违反“三突出”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原则，宣扬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凶要我检讨，我起先想抗争，后来骨头软了，还是屈服了，写了假检讨，说了假话。当时内心极为痛苦。痛苦不是因为被迫检讨，而是假检讨、说假话。我痛苦得差点精神崩溃，精神分裂。从此我再也不这样了，绝不说假话，绝不假检讨。当然这很难做到，但我尽量做到。必要时可以让步妥协，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要保持原则，保持底线，不说假话。对于不同的观点，不接受没有关系，但是要听取。
吴怀尧：由己及人，您觉得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沙叶新：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觉得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他在撒谎。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自杀的。我第一次经历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就是在这个时候。好，快把这沉重的话题翻过去。四人帮倒台了。我像所有的人都一样欢欣鼓舞。这个罪恶的一页，这个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一页，十年哪，终于熬过去了。抗战不过八年。那个十年呀，你们有幸没有生于那个时代。
吴怀尧：您有没有畏惧想退缩的时候？在本应该安享晚年的时候，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您，让您继续批判，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
沙叶新：我也有过片刻的软弱，有过短暂的彷徨。有时我会想，我这是何苦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知我者，以为我是"右派"，以为我爷爷是大地主，以为我父亲是国民党，以为我老婆是反革命；总之我是苦大仇深，才会写这些揭疮疤的文章，否则岂不是吃饱了撑的？其实，我有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儿女，有不错的房子，有小康的收入，心情一直非常好，始终是个快乐的人。当然，更无私敌，至少不会将把我视为敌人的当作敌人。我多的是朋友，这是我最大的财富。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天下无敌的人。我真的不愿意毁掉这来之不易的生活。我完全可以回到我的专业中去，重抄我的本行，写写话剧，满足自己艺术欲望；写写电视剧，过一过有名有利的幸福日子。但一想到我只为自己活着，而且是苟活，就觉得自己可耻、可耻，非常可耻！即便只为家庭活着，也让我觉得极为不安。身为知识分子，多少还应该为民族、为大众活活吧？应该为提升民族的精神高度，为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我是个快乐的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恻恻。我笃信生命应该是快乐的，生活应该是快乐的，工作应该是快乐的，家庭应该是快乐的，爱情应该是快乐的，友谊应该是快乐的，体育应该是快乐的，艺术应该是快乐。
【说明】2009年2月10日在“余秋雨博客”的文章
无网生活又一年
中，具体的核心内容如下——
【疑问】2009年2月10日 在“余秋雨博客”的文章 无网生活又一年中，余秋雨说，他是“接受了上海、江苏、浙江的记者们的采访。在这里，我把几次采访中重复率最高的几个问题以及我的回答，节录如下。”
本文摘版编辑们要问余秋雨：如此采访录，究竟是“上海、江苏、浙江的”哪一些记者们或那一个记者写的？
你说不出记者报社，那明眼人可以看出 —— 就是你余秋雨本人的编造。
我们耐心等待这个严重问题的答复。如果你余秋雨不会上网，不看博客，那么请你的助理金克林或是“这个女孩”把网上有关我你的说法转告你 ——
你余秋雨到底有什么根据把对你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包括沙叶新）扣上政治大帽子，定性为“持不同政见”、“疯狂崇拜美国”、“在海外的反华媒体中歪曲”你……？！你余秋雨居心何在，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