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话才有文化?


                        什么话才有文化?

                         (2009-02-08)
   
                          ● 周兆呈
  “我的母语是潮州话”。

  那晚的聚会上,广东籍的X律师聊起分别以华语和英语为母语的人,是否可能在彼此语言上反超对方的话题,他问HL,你是以华语为母语的,你怎么看。HL很认真地说了上面的那句话。

  回到办公室,我再追问,HL说她意识到这一点,是在一次和家人出国旅游的路上,闲来无事打牌,结果算分的时候,是很自然地是用潮州话来算,对面的表弟则是用英语。多少年间,家庭里一直使用的语言就在不经意间,深植内心,使用的时候最亲切、最熟悉,这就是母语了。

  在现今社会,方言的最大功能,不在于信息的沟通,而是情感的维系。使用方言的对象,不是家人,就是亲友,或是同籍同乡,其中必然有联系的纽带,拉近距离。然而,方言本身却似乎被赋予了阶级色彩,使用什么语言,与社会角色、社会地位挂钩,大量使用方言的电影就是草根电影,会讲方言的议员就是草根议员,外界这种印象形成的背后,彰显了语言分化后的社会差异。

  方言的使用与环境、对象有关,原本安逸的小城可能感受不到,而对国际化的都市来说,方言的日益窘境却往往引出复杂的课题。

  上周三(2月4日),上海的《新民晚报》在社区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新英雄闯荡上海滩,不限户籍个个精英》。因为文中的一句“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结果引起轩然大波。“饱受伤害”的会讲上海话的人纷纷向报社打电话投诉,要求道歉,网上论坛更是闹翻了天。据说最后惊动了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亲自下令处理,而报社也迅速道歉。

  这篇短文开篇先比较老上海人和新上海人的差别:“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近50年里,上海人有两个特征,一个本子:上海市区户口簿,一种方言:上海话,称之为老上海人。今天的新上海人,不讲上海话,也有两个特征:一本高学历凭证,一本商品房个产证。”

  至于那句被声讨的“没有文化”,上下文是这样的,“新上海人,浦东密集度最高,办公大楼里最多。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有点像美国土著红种人。在浦东的饭店酒店,连拉门的服务生都是说普通话‘先生先生’的,在浦西,黄河路美食街上一片上海话敲车窗:‘阿哥阿哥吃饭伐?’可见新旧上海人密度差异。”

  单单只看“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这一句话,变成是对上海方言社会地位的彻底否定,自然会令上海人按捺不住怒火。但是读完全文,不难发现,作者其实是描述了一种上海吸收大量外来人之后的语言分布生态。尤其是浦东,昔日上海人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浦东开发开放时,非上海本土人口占了相当比例,大部分变成了不会讲上海话的新上海人。陆家嘴是金融贸易区,国际化程度最高,集聚中国各地乃至世界性的企业和人员,普通话甚至英语才是沟通的主要语言,与最广范围的交际语言相比,方言必然退居次位,上海话在那里反而被边缘化,成了“弱势语言”。

  上海目前外来常住人口约为500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0%左右。相对普通话或北方语系的口音,上海话比较难学,非吴语系的外地人学会上海话的速度要远远低于模仿北京口音或是东北话。这也使得上海本地人与外地人(即便生活了不短的时间)在语言上身份认同的差异格外明显。
  围绕“没有文化”的讨论,上海的网络论坛也很快形成两个阵营,以上海本地人为主的宽带山上,口诛笔伐者众,而在以“新上海人”居多的天涯上海版上,不乏对上海人“敏感”和“凌人气势”的批评。新老社群对彼此看法的差异和分歧,来自历史经验和个人经历,要完全融合,实非易事。一些批评“挖出”作者虽在上海成长、但父母来自山东,继而演绎为“外地人侵袭上海人空间”的言论,更令人不安。

  在普通话的强势推广之下,以及区域化、国际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大都会背后以方言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感受到的冲击最深。国际化程度越高,外来人口越多,方言就越节节败退。在这一点上,中国南北三大都市北京、上海、广州,只怕只有北京,才是乐在其中的。上海话的危机感,并非实施某种语言政策的结果,而是国际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越为自身高度的国际化自豪,就越会尴尬地反衬出方言比例逐渐萎缩的身影。

  在一座国家的中心城市,即便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不同省份,因为“方言”地位此消彼长形成的一些对立仍如此强烈。换作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社群混合,语言和背景更趋复杂,对所在地语言生态的影响和互动,更需要细微拿捏、谨慎对待了。

(联合早报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