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圳激荡能力下降的反思

《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正在成为深圳新一轮的发展“动力”，国家给予深圳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国际化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谓“一区四市”）的定义正在成为深圳抵御金融危机寒冬的“兴奋剂”。

可是，帽子别人可以给，衣服还得自己穿。

以金融海啸之危成就深圳的增长模式转型之机，应该是当前专家和政府共同的愿望和共识。可是靠什么来实现产业的升级和优化呢？高科技产业、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无疑是一定会被各位所罗列出来说事的。没错，有一点城市经济常识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些产业部门对深圳未来的重要性，但他们都只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工具，能不能掌握和拥有则是另一个被浅层化和简单决心化了的命题。长期以来被严重忽略的一个基本认知是：深圳真正要厘清的不是要不要发展这些经济形态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城市价值是否能真正支持他们的发展。

深圳仍然维持的优势是区位优势，这是深圳发展物流业、旅游会展业等重要产业的动力。深圳高科技仍然具有竞争力，这是因为先发一步而形成的产业链优势（换句话说，如果深圳不是利用过去独有的体制空间而激活沉睡中的高科技成果和资本，在今天是断然发展不了高科技产业的）。对金融业而言，完全是因为深圳是具有了GDP的坚强骨骼而为金融资本找到了服务对象和平台才能形成的延伸发展。

可是，再向下怎么走？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出发，一个以创意为核心价值和主要动能的新经济时代早已到来。依靠知识、依靠创造性的商业模式、依靠更为广泛的创意催生目标产业的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方向。不可质疑的是，今天的中国新商业经济的发生中心不在正深圳。近年来，北京、上海眼花缭乱的各种新型商业模式正在不断引领着中国的商业发展，小企业的成长速度在总量上开始领先深圳。相比较而言，深圳的发展依然靠的是过去29年来打造的经济战车所具有的强势惯性所为。这才是深圳面向未来所要面对的真正“危机”。

遗憾的是，深圳总在回忆中的荣光中继续自恋并迷失自己。深圳相信“拓荒牛”精神，相信决心加实干加苦干就能迎来一切。这几乎是前三十年留下的不可动摇的精神遗产和第一代深圳人固有的思维模式；深圳还相信“金钱可以购买一切”。这是一个隐藏在广大市民心态中不能说但谁都明白的秘密。比如，深圳今年要花一个亿到国际上去推广城市。做了这么多年“坐商”的深圳开始改“行商”了。这当然没错，早应该这样做了。可是，深圳还是没有把心事花在解决“我为什么要来深圳？”的问题，特别是对新经济的创造者们而言该如何来到和留在深圳。请给他们一个充足的理由先！

我们有必要再一次梳理深圳的基本经验。简单的说，第一次创业时期的深圳完全是因为体制优势和价值观号召力打造了中国的第一个商业社会而形成的“盆地”效应，聚集了最优势的资源发展起来的。体制上是获得了中央政府和领导人的授权而探索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经济型社会，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空前释放个人创造力而让实现个人自由与个人成功成为可能。这才有了“孔雀东南飞”的城市效应。观念的激荡与号召能力、体制的容纳与激活能力、人的集群与能力才应该被看成深圳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和方法而不是别的什么，经济发展都是它们之下的产物和自然而然的结果。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十分明确地提出：市场的基础主体是个人，经济人（拥有资本，以追求利润为人生目的的个人）。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讲过：“资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动力。” 全球战略大师理查德·弗罗里达说：世界经济实际上是围着一群被称之为“全球人才磁石”的城市运转着。今天的深圳还有这样的魔力吗？

耐人寻味的东莞“松山湖现象”值得深圳作为一个别人的教训来吸取。东莞拿出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豪言壮语地要发展高科技“城市”，可是目前效果明显的却是房地产业，导致他们仍陷于“困境”之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一个中国科学院或者清华大学的副教授不愿意把家安在东莞，你能发展高科技企业？（因为今天他在北京上海苏州照样可以发展高科技啊）。对深圳发展高端产业，在原理上当然具有可借鉴之处。发展新经济要从吸纳新经济创造者入手，引入新经济创造者，要从打造城市平台入手。因此，在重大城市转型的十字路口，深圳需要反思的是：近十年来，深圳为什么流失了那么多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优秀人才？深圳为什么在成长性人力资源的首选城市的排名中不断后移？近五年来深圳获取的人力资源整体质量为什么大幅下降？与北京上海相比，在高城市成本、丰富的商业组织、市场体制环境、发达的商业文化、商业化和简单化的社会关系上，深圳已经平行，可是在丰富多元的商业机会和充满激荡的都会文明上，我们怎样才能缩小差距？跨国公司总部的管理者们为什么更愿意在北京和上海工作？仅有一河之隔有着强烈地缘关系的香港财经界的主流人士为什么会舍近求远地更认同北京和上海？这不是长期停留在表面化、线条化的产业发展战略上的思维能够想明白的问题。

   一个由过度商业化的商人、工程师和制造业工人等组成的简单人口结构的城市，一个文化形态简单、文化资源（非意识形态的）短缺、只有交易而无激荡交流的城市，一个充满现代都市钢筋水泥结构而无国际都会文明和氛围的城市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意社会和丰富引力地区的。只有多元的交流和充满激荡的城市才能形成高智商的城市。写过《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著名的城市规划评论家简·雅各布曾经对那些功利化、官僚化的城市充满嘲讽的评论道：“一个地区变得乏味后，连富人们都会跑掉”。这对一直以企业化社会和重商主义城市为傲的深圳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警示，我们是否还能停留在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大城市的荣耀中不能自拔？

    我们今天要明白的道理是：只有人，才是成就城市的根本力量。有什么样的人口就有什么样的城市。深圳应该改变太过简单化、阶段化、功利化的政策性工具来操弄城市的人口结构，户籍政策不能总是围着所谓的几大产业转，或者单纯的围着城市最表面的、直接的目的服务。要让城市充满归宿感、充满激荡感，就要有多元化的人群。

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大城市怎样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都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才有什么样的城市。美国能在至今仍然属于全球最能吸纳人才的中心，不完全是因为那个地方有着丰富的商业机会和高水平的薪水。丰富的生活方式、多元的价值观、开放的社会机制、浓厚的市民社会气息、普世化的公民精神、真正的全球化环境、丰满而高效率的资讯、宽松的个体创造力的释放条件、多姿多彩的文化、观点和思想的盛产和提供能力。。。。。。难道不是吸引高端居住者的理由吗？

在一个体制平行的时代，单一的重商主义正在终结。下一个时代，宜人之地才是真正的宜商之所。著有《第三次浪潮》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他的新书《再造新文明》中说：“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新社会，而是一个崭新文明的再创造”！

深圳，你听到了吗？新经济要的是这样的城市！

    深圳，请从简单、直接功利主义的固有思维中醒来！让城市重新找到“场所精神”，再次在世界的视野中激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