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都在关注中国经济如何振兴，如何防止持续下滑。下滑的原因不能都推到国际金融危机上。联想到唐清建先生的力作《突破极限》，我曾不揣浅陋为其一序，今奉上读者，以为引玉。

商业秩序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有着进步的秩序，仅从商业秩序就可以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不仅如此，商业秩序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构成这个社会全部经济基础里面最核心的、最富活力的一部分；还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进步的过程中都离不开新的商业秩序的建立、巩固和完善。商业新秩序的本质是保护先进生产力，而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个社会就不会有根本性的进步，这是个常识。

要建立先进的商业秩序，或者我们称之为商业新秩序，就必须得有上层建筑相应的改革，因为如果没有上层建筑相应的改革，新的商业秩序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商业秩序的建立是个渐进的过程，是个顽强不息的生长过程，是一个不可扼杀的过程，所以它表现出一种强大的新生事物不可战胜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上层建筑，或者是上层建筑的巨大改革、变革也离不开商业新秩序对它的巨大推动作用。

唐清建先生编著的《突破极限——中国式商业新秩序的寻找》最后确定其价值恰好就在这里，因此说这是一部有着深刻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有着深刻思想、足以引发人们思考的一部商业秩序类的力作。这一部应运而生、关于商业新秩序的著述，也可视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读本。

所以称其为应运而生是因为时代的需要，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由封闭走向开发，由单一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循环走向世界经济循环的过程中。20余年改革开放的结果，要求建立新的商业秩序，这也是巩固和保卫已有的改革成果，并且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的制度措施。

我国现在的经济秩序状况是新生的、富有活力的、积极的、进步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真正市场经济的经济。还有与之相伴的另外一类经济，那就是以国有体制为主体的公有制企业。这两类经济形态在现行社会经济生活中相互依存，但也有矛盾、冲突和斗争。

以国有制及公有制为代表的经济形态，其背后是政府过多的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在国际竞争当中一个常识，那就是任何一国政府不得以政府的形式资助或者变相资助本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去参与国际竞争。因为任何一国政府以任何方式对其某一个产业、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企业的支持都导致这种有序竞争被破坏，从而使市场不能产生公平竞争。

国与国之间的企业竞争如此，在一国之间更是如此。我们通常所讲给予平等的国民待遇，这不仅是中国企业要求政府像对待外资企业一样来对待自己本土的企业，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要求政府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如果没有这种一视同仁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新的商业秩序，而呼吁建立新的商业秩序其价值或者第一价值也恰恰就在这里——政府退回到自己该坐的位置上去，把市场、把竞争交给企业，适者生存。

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走向进步、解决深层次矛盾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相应的改革，就必须调整、让出、均衡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个过程是艰难而又痛苦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建立，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没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最终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将丧失。

商业新秩序，在一个社会进步过程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人首先要吃穿住行，这种利益机制驱动着人们去追求商业利益。在追求商业利益过程中，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必然要求一种公正、一种秩序、一种平等。

所以秩序干系到每一个工商个体户、每一个私营企业、每一个大的私营企业集团乃至全社会所有经营者、生产者，甚至包括消费者的利益。新商业秩序的建立，必然会受到来自权力，来自既得利益的阻挠，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因为利益。新商业秩序建立的过程，既是充满艰难同时又是不可抗拒的渐进过程。

那么怎样才能建立新的商业秩序呢？我们国家目前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但是如果不从国家的高度来主动推动新商业秩序的建立，最终受损害的是国家利益、是全民利益。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能够给新商业秩序以足够的空间，新商业秩序就将成为这个社会最稳定的力量、最积极的力量、最富活力的力量、最具向心力的力量，而这正是一个政权长期存在、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反之，如果不能积极主动地去建立这种新的商业秩序，就等于拒绝改革、拒绝开放、拒绝向国际接轨，就等于我们消耗了巨大的精力和代价所争得的加入WTO的机会将被白白葬送掉，因为没有这种新的商业秩序，我们就不可能和国际经济对轨。

中国社会各种隐忧同时并存，一大政治任务就是稳定。要稳定，首先必须经济稳定，经济稳定即全民稳定，全民稳定即天下稳定，天下稳定即政权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商业秩序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也代表着国家的最高利益。但是由于利益的分配方式不同、利益的获取方式不同、利益的占据多寡不同，尽管从理论上，并且实践也将证明新商业秩序从根本上代表国家利益。但是，国家要想做到主动建立这种商业秩序还必须做出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其中包括对国企进行改革。国企固然承担着国家财政收入60%以上的任务，但是国企却占据着整个中国经济当中95%以上的资源，和其所消耗的资源相比，它的贡献率是非常低下的，其平均贡献值甚至不及民企的二分之一。因此说，改革国企是建立新商业秩序的第二个必然。那么，第一个障碍就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重新分配，没有这种重新分配，没有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政府不回到自己应该回到的位置上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新商业秩序就建立不起来。

建立新商业秩序的第三个条件就是法制，全社会的法制。新商业秩序可以视为商业领域里的法、准则、规则，一个社会的法制水平是不可能孤立地看这个社会的法律条规。而应该看这些条规赖以产生和实施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商业新秩序而这种商业新秩序恰好是各类经济法，乃至民法、刑法，在经济领域里最有效、最有力的基础，最强有力的支点。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试想，在一个秩序混乱、没有规则或者照潜规则行事的商业经济环境中，有什么样的法制能够得以贯彻呢？所以，一个社会的法制条件，同时又为这种新商业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前提，而新商业秩序又对这种法制的最终贯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不能设想，一个法律意识淡漠，缺乏基本的法制观念，没有基本的法律常识，不尊重最基本法律规定，这样单体的个人或者企业公民，能够在商业领域里遵守新的商业秩序，或者主动去建立这种新的商业秩序。

商业秩序建立的第四个前提条件就是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诚信体系可以视为商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仅以诚信为例，如果没有主观上的诚信，行为上就不可能有诚信。当然，如果仅仅有主观上的诚信，没有客观上的诚信能力，这种诚信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怎样讲，人们的文化素养、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于新商业秩序的建立，并且能够把这种商业秩序贯彻执行下去，都是不可缺少的。这种文化环境不是一般书本上的说教、不是一般以运动形式自上而下的强制地灌输，而是源于经济生活并和生活又密不可分的，能够给人们带来愉悦、带来幸福、带来智慧，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的文化氛围。

我们社会正在提倡建立诚信体系，可以断言，没有诚信体系，就没有新商业秩序；没有诚信体系，中国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加入国际经济循环。诚信有一半是能力，有一半是主观。讲精神因素这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这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其中包括道德、包括信仰、包括价值标准、审美取向等等。而我们社会的现实是，大量的垃圾文化充斥于生活的各个角落，没有真正进行过一次深刻的文化领域里的拨乱反正，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甚至赤裸裸有害的东西被奉为经典，被奉为行为准则，成为一种大众的心态。

新商业秩序是大众的秩序，是大众的利益所在，因此也是大众必须参与的，而解决大众的问题是离不开文化的。所以，建立新商业秩序就必须在文化上进行深刻的反思，开展文化重建。现在国内不仅学界、教育界在热炒国学，即以儒学为核心的作为中国传统优良文化，商界（我们讲的是大商界，包括实业界）一些人也在极力鼓吹儒学，似乎有了儒学、有了国学就可以有了新的商业秩序，甚至取代新的商业秩序，这是无知的，因为儒学也罢，国学也罢，本质上是反现代经济学的、是反法制的、是反秩序的，也是反民主的。以此为例，国家应该在文化重建上下功夫，它不仅干系到新商业秩序的建立，而且干系到一个国家的向心力、创造力、凝聚力，它也是综合国力里一个重要的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