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同，这次经济危机的震中发生在美国，已经从局部蔓延到全球，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开始波及各国外交体制和国际战略格局。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外需下降，直接威胁着长期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对外出口。在这个背景下，对形势的准确判断是决策的前提。如果继续采取增加出口品种、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刺激政策，就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严重误判，不但不能挽救出口下滑，而且会在误区中越陷越深。

1、要正视主要发达国家外需下降的事实。现在，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深度衰退,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实际需要，都在大幅度减少外部需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贸易问题上，更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阻止就业机会流失海外，对这个大局应有清醒的把握。美国是我国出口增长的最大贡献者，是我国电子、机械、服装、钢铁、玩具和家居用品的主要销售市场。美国外部需求的明显下降，已经引起我国出口的结构性和总量性同步下滑。问题还在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汽车、造船等大型制造业的减产，纺织、服装等日用消费品需求的萎缩，也导致我国出口产品供过于求。我了解到，被喻为出口“晴雨表”和“风向标”的广交会，在2008年104届秋季展会上成交量5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全年成交额下降5.5%。

2、过高估计出口退税的作用很不恰当。去年下半年，我国4度大幅度上调出口退税率，涉及近4,000种产品，其中161种“触顶”达到了17%。应当指出，在当前外需下降的大环境下，出口依赖型经济不可能支撑太久,靠上调出口退税率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自我麻痹，很难产生实际效果。更何况，出口退税率上调后，外商必然相应降低产品报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补贴外商，出口企业的收益反而会小于外商。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帮助企业全面准确地理解出口形势，尽快把目光转回国内，变原来的外销为内外销并举，用“两条腿”走路。对化工、钢材等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性产品出口企业甚至要断臂求生，采取严厉措施主动关停并转，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避免高消耗、低效率之路越走越远。

3、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必须及时改变。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一个特有的经济现象，我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依存度高达70%，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出口依存度达到40%以上。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软肋，耗尽本国资源赚来薄得可怜的血汗钱，却面临夺走别国工人饭碗的指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贸易摩擦和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但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我国通过出口创造的大笔外汇，大多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或者存放在美国银行，这些钱又通过美国企业回到我国投资。购买美国国债最多只有5%的收益，外商投资回报率却高达15%。这一来一回，不算我国付出的环境污染、本土企业被挤出等隐性代价，中间就是10%的净损失。这种出口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把国内资源消耗殆尽后，今天又冤大头一样到世界各地高价买资源，始终跳不出恶性循环的陷阱。

总而言之，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尽管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率和加工贸易政策这三个政策杠杆还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但在总体上作用有限。因此，我认为不能把目光紧盯在出口量上，不必过于理会出口对GDP增长速度或左或右的讨论。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逐渐承受GDP的慢速发展，挤掉出口增长的虚高水分。主要发达国家的GDP常年保持在3～4%，甚至更低，也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