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其实特别厌恶告密。在文革后期，我就是因为被人打了小报告，而遭到全团的批判（那时我在黑龙江兵团），整得半死。人们大概也知道我对前一段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事件的反应，我就是要高调告诉今天的那些告密者，我一定会反击，公开地反击。但是，对过去的那个特殊的时代，我们现在活过来的人，还是需要有一颗理解的心。毕竟，告密是一种组织提倡而且强加的行为，所有人，无时无刻不在被要求对组织忠诚老实，对组织坦白自己知道的一切，无非是小说《牛虻》里的牛虻对神父的密室忏悔，即使有些人知道这种忏悔很可能会被用来对人的迫害，但如果上面以人民的名义施加压力，这种压力足以使你和你的家人丧失一切，投降，大概是除了自杀之外唯一的选择。很多人在国民党时期，可以横眉冷对监狱、拷打和屠刀，但1949年以后，却很难有勇气对把你管到家的组织说半个不字。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在强大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保持光荣的孤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单纯地为了自保，出卖朋友，在那个时代，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在上述理由都不存在的情况下，某些人为了迎合上意，为了屈从上级的指令，慌称自己不想做烈士，就可以告密，可以做一些丧天害理的事，帮助当政者把一些人的脖子上套上绞索，再拉拉他们的脚。其实，他们不这样做，并不会损失什么，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得到更多的东西。我对于每个这样的文化人，无论他的名头有多响，都超级鄙视。当然我知道，这样的王八蛋，还人模狗样地活得有滋有味。这年头，至少表面上，做狗做哈吧狗，比做人活得更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