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许中平先生所批评的我的那篇文章。好像发表在1998年中国改革报或书评周刊上。署名党国印。其实是一篇书评。我对这个主题还有一些其他文章，但尚没有做一个总的思想清理。以后要做的。许先生的文章贴在下面了。他的文章很好。

解读资本主义文明
－－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大殿上刻有一句训世名言：认识你自己！然而，千百年来任何一个人不敢说他认识了自己，推及整个人类，也不敢说人类已经认清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芸芸众生可能不关心人类命运的大问题，但大思想家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人类历史果真在进步吗？资本主义是历史进步的果实吗？为什么后起的欧洲在近代奠定了资本主义统治，而古老的东方文明却饱受资本主义不发展的苦难？英国大学者李约瑟发现中国古代文明没有能够支撑她在近代的繁荣，而西欧人却后来居上，成功地发动了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因此留下了一个令世人猜不透的“李约瑟之迷”。李约瑟之迷也是资本主义文明之迷。在解读资本主义文明之迷的浩瀚文献中，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著作闪耀着引人注目的光点。近期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资本主义论丛》，把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文明兴起与成功的集中论述呈现在读者面前，又给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文明之迷打开了一扇思想窗户。

“资本主义是上层建筑，是少数人的现象，是高海拔现象”

布罗代尔的思想充满挑战性，而且首先向主流经济学挑战。他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回事，而主流经济学从来不把这两者区别开来。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是上层建筑，是少数人的现象，是高海拔现象”。在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下面是以商品交换构成的市场经济，再下面则是被他称作的由自然经济构成的“物质生活”，三个层次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经济体系。作为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1）资本主义始终建立在开发国际资源和潜力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它的存在具有世界规模。（2）资本主义始终拼命依赖法律的或事实的垄断；尽管它在垄断问题上受到狂暴的攻击。（3）资本主义并不如人们通常所说统辖整个经济或全部社会劳动，它从未把前者或后者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布罗代尔的这些论点的影响很大。或许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赵冈先生受他的影响，也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回事。更令人惊奇的是，布罗代尔似乎还为邓小平的政治见识提供了一个理论注释，因为邓小平也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回事。

然而，主流经济学的大家们并不甘心向布罗代尔投降。一些困难的问题摆在布罗代尔的面前：难道我们真正可以找到没有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市场经济吗？资本主义难道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吗？布罗代尔自己也说过，以往的一切历史从来没有公正可言，难道市场经济就比资本主义更具有道德蕴涵吗？对这些问题，布罗代尔并没有给我们满意的回答。

如果我们顺着布罗代尔的思路走，或许可以理解一点布罗代尔。当今的市场经济的确由资本占统治地位，但这种统治似乎不会是永恒的。从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向看，物质资本日益充裕，而劳动（人力资本）却日渐昂贵，说不定某一天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会显露一个大变化，届时不再是资本统治（雇佣）劳动，而是劳动统治资本。这当然是笔者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演绎，把经济学看作老生常谈，并“不轻易相信经济学家”的布罗代尔是不会这样想的。

布罗代尔偶尔也对资本主义发起攻击，例如，他说市场经济处于竞争之下，而资本主义则由于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能够放手地从事赌博、冒险和欺诈。但是，布罗代尔更多的时候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冷静的学理性分析，他说，“作为历史学家，我的任务既不是要判断资本主义的好坏，也不是要认定它守规矩或玩花招，而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正是这种学理性分析，才使他的理论有了迷人之处。

“凡是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充分发展。不事先摧毁国家，……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发展起来”。

在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布罗代尔的理论又给我们一个冲击。他说：“如果进行历史追溯，人们就会发现，凡是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充分发展。法兰西王国有其长处，但也有其短处：国家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在路易十四时代。不事先摧毁国家，－－无论是封建国家或是非封建国家－－，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发展起来；中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布罗代尔显然不同意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兴起原因的论断，更与我们的传统知识相悖。我们的传统观点是，资产阶级借助强大王权用炮舰征服世界，掠夺世界，方才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历史使命。布罗代尔显然不赞成这个说法，他主张用“长时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这里牵涉对历史事实的判断，我们的确不敢怀疑这位博学的历史学家。

布罗代尔所说的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弱国家”显然是指前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国家越弱，新兴的资产阶级就越容易战胜它。至于现代国家，它并未创立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这一遗产。国家有时给它提供方便，有时给它制造困难，有时任其发展，有时挫伤它的活力。资本主义的胜利取决于它是否由国家所体现。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在17世纪的荷兰，摄政和贵族为了批发商和或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法国落后了将近100年：随着1830年的七月革命的发生，商业资产阶级终于掌握政权。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它所建立的国家就很难说是一个弱国家了。

看来我们过去的理解错了。近代欧洲的强大王权是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才强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依靠了一个本来强大的王权。王权要与旧贵族抗争，便在财政上依赖有钱的资产阶级，并给他们政治的上的好处。两者相互利用，资产阶级最终羽翼丰满，便把王权踢到了一边。遗憾的是，这个政治过程只在欧洲发生，而中国的王权从来不把商人、手工业主放到眼里，更不屑于利用他们，他们也就无以发展壮大。如果再要问这种差别出现的原因，布罗代尔没有回答，笔者也以为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我们还是回到既有的思路上来吧。

究竟为什么前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太强大，资本主义就发展不起来？布罗代尔给出我们两点强有力的解释：第一，强大的专制国家不断破坏社会的稳定结构或社会等级结构，给资本主义兴起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制度创造造成障碍。第二，强大的专制国家不断破坏和中断知识积累的进程，使资本主义扩张的技术基础无法形成。

如果注意到名门世家的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的缓慢积累，欧洲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按照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制度作为一种约束机会主义、减少不确定性的行为规则，对于降低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具有根本性意义。资本主义制度的意义也在于降低市场活动的成本，增加交易行为的可预期性，使全部经济活动秩序化。但是，制度的形成不是靠一部法律可以解决问题的。制度是人们长期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导致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耗费可以看作人类经济史对制度建设的投资。布罗代尔的历史研究支持了制度经济学的这些思想。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就在于强调制度投资的累积性。那么，在历史上是什么因素保障制度投资的连续性呢？布罗代尔给我们揭破了这个秘密－－稳定的等级结构保障制度投资的连续性。当然，布罗代尔没有使用笔者所用的经济学语言。

布罗代尔说认为，任何文明都承认几个等级，也就是人们脱离开威纳尔·桑巴特所说的“基本大众”而向上爬的阶梯。根据不同的时代和地点，等级与等级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对立、妥协或同盟，甚至几种状态的混杂。在13世纪的罗马，政治等级与宗教等级相合流，但在城市四周，土地和畜群正使一个危险的大领主阶级得以产生，而锡耶那市的银行家已爬上很高的地位。在14世纪末的佛罗伦萨，原有的封建贵族和新兴的大商业资产阶级组成了最有钱的富人集团，并合乎情理地夺得了政权。相反，在其他政治环境之下，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等级,中国的明清时代就是如此。

布罗代尔揭示了西方社会历史上等级结构的意义。在西方，个人成功虽然并不少见，但历史却反复不断地念同一本经，就是说，个人的成就几乎应归功于到处钻营、力图逐渐扩大其财产和影响的家族。这些家族的野心在耐心的配合下，长时间地延续下去。……孕育这资本主义过程的资产阶级创造了或利用了坚固的等级制，后者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支柱。……如果注意到名门世家的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的缓慢积累，欧洲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封建制是一种有利于贵族家庭分配地产的稳固的形式，也是一种具有固定结构的等级制。在几百年内，资产阶级一直寄生于这个特权阶级，留在它的身旁，危害它，利用它的错误、奢侈、闲散和缺乏远见，往往通过高利贷攫取它的财产，最后挤进它的行列。

日本这个国家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具有相似性。这个国家里，商人世家的历史最为长久，诞生于17世纪的某些世家至今仍然兴旺。在社会比较史上，唯有西方和日本是几乎自动地由封建制向金钱制过渡的社会。日本社会的等级结构稳定，使它幸运地独立于亚洲之外。

布罗代尔还剖析了中国历史的特征：我们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不完全的统计数字给我们这样的印象，那里的社会纵向流动性似乎比欧洲大，稳定性比欧洲小得多。科举制度意味着人人都有当官和升官的门路。虽然考试并非绝对没有舞弊，但它在原则上对社会各阶层都开放，其门户远比19世纪的西方大学开得大。……但是，新登高位的官吏仅仅及于自身，他们在职期间积聚的产业不足以构成欧洲那样的大家族。何况，财势过大的家族通常招致嫌怨，因为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所有，唯有国家才能向农民收税，国家又严密监视各项商业和工矿企业。尽管商人在地方范围里有所勾结，中国国家却不断阻挠资本主义繁荣，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要被集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

华人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应证了布罗代尔的分析。黄仁宇发现，王权侵害富人的利益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明朝朱元璋热衷吃大户，“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钱穆的分析则更具深入性。他认为，中国过早地形成了平民政治。中国历史上先后有过贵族政府、军人政府和文治政府（实际上，唐代以后的所谓贵族的消失，应是世袭贵族的消失，这正反映了中国社会等级的不稳定性）。中国读书人多出身于农村，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做官者与农村的渊源很深，并使城市文化乡村化。这种情形当然不利于商业文化的积累。因为官员的产生不大依赖于财富，而比较依赖于偶然的才智。所以不仅中国的贵族“富不过三代”，甚至“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皆匹夫”。

仔细咀嚼布罗代尔等学者的论述，笔者禁不住对我们过去那种一味鞭挞富人的阶级斗争片面性而扼腕叹息。或许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是历史乃至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但社会的秩序就是强有力的人物在历史上反复竞争、妥协而达成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客观上也保护了多数弱者。我们倒是看见那种高举“公正”大旗，把一切富人放在祭坛上的正人君子们常常把社会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技术是女王，技术改变世界，……但必须找到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

人们叹惜中国古代许多杰出的技术发明在历史上灰飞烟灭，其实不独中国如此。布罗代尔说，早在英国前，许多在技术上显然已经可能的革命遭到了失败。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已认识到蒸汽的力量，但仅仅依此为玩乐。古罗马掌握的工艺技术在上中世纪被掩埋了几百年，到12和13世纪才复活。中国大约在14世纪发现了焦炭炼钢，但这场潜在的革命却没有下文。

但是，终究技术革命发生在了欧洲，并推动欧洲社会走上人类文明的巅峰。“历次经济或社会大发展都以技术为支柱，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是女王，技术改变世界”。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技术进步在欧洲找到了良好土壤？布罗代尔感兴趣的是这个问题。他要“找到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障碍首先来自社会方面。……没有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的驱使，技术将停滞不前。

进一步说，技术进步必须扎根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而这个土壤并不是一切社会所具备的。布罗代尔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难道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致行动吗？”多数发明由工匠作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很小，也容易借到。发动这场惊人变革的不是伦敦的商贾巨富和金融资本。伦敦只是1830年后才着手控制工业。这个例子足以使我们看到，正是市场经济、基础经济和小工业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以及生产和交换的全部活动才为未来的所谓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工业资本主义的成长壮大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

相比之下，中国没有这样的运气。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导致对技术需求的垄断，特别是对技术人才的垄断。欧洲的分割造成了竞争，包括了技术竞争。东汉末年太学生多至3万人，增600倍。但这些学生被朝廷所吸引，怎么会迷恋被朝廷视为“淫巧末技”的技术发明呢？中国的技术发明于是成为皇权的奴婢。

资本主义当然需要批判，如同我们需要检讨一切既存制度一样。但批判一种制度先需要去理性地认识它，免得我们扯大旗、说空话，贻笑于历史。读一读布罗代尔的书，总归可以减少我们在这方面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