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推荐这篇文章：
我在1998年之前，发表了不少署名“党国印”的文章，其中包括许中平先生批评的那篇文章。在网上发现了许先生的文章，以为非常好。贴在下面。向许先生表示敬意。同时也另贴上我的文章。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学术批评都能像许先生这样就好。当然，许先生的文章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整体上他的文章很值得欣赏。他是一位难得的好学者。
并未搞清 “资本主义兴起奥秘”的布罗代尔
——谈党国印对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的解读
许平中 河南电大武陟分校
摘要：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强大的国家政权抑制世家大族积累资本，又垄断技术进步的资源，是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力量。党国印认为布罗代尔发现了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何以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
本文认为布罗代尔并未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真正“奥秘”，真正阐明资本主义兴起奥秘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环节是西欧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这些组织和制度，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因此，探讨一个社会具备还是不具备市场兴起的自然地理条件，是解答中西历史进程差异的根本途径。中国自然地理条件单一，东西方向自然产品差异小，南北方向陆路运费高，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地区交换自己所需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花费代价更高，其合理选择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一直停滞于自给自足状态。探讨历史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必须归结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
西欧兴起的原因问题，早已引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注意，许多学者为此倾注了心血，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位，他的《资本主义论丛》一书集中了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与成长的论述，中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印在《解读资本主义兴起奥秘—— 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以下简称《解读》）一文中，全盘接受了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兴起“原理”的归纳，还为利用这些原理探讨中国问题提供了思路。
在拜读了《解读》一文后，笔者感到，布罗代尔是围绕“强大的国家政权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基本原理”为基础来论证的，但逻辑混乱，很难理出头绪。他并没有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他所归纳的“原理”也根本无法应用到对其他社会（例如中国）的研究上。由于布罗代尔在历史学界十分受人尊崇，他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也具有简单方便的特点，所以不少中国历史学家盲目或诚心地接受了他的理论。不过，熟悉诺思原理的经济学家很容易看出布罗代尔的缺陷，不会贸然相信他为中国和世界提供的“理论”。遗憾的是，作为经济学家党国印先生，却全盘接受了布罗代尔的套路和原理，并把它们应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上，这就很容易使中国读者误入歧途。
本文评述了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直接取自党国印的归纳）以及党国印用“布罗代尔原理”解答中国历史问题的思路，并根据诺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对中国何以没有自发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作一点探讨。
一、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
党国印把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归纳为三条，一是“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二是“名门世家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缓慢积累”；三是“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首先来自社会方面”。布罗代尔认为，正是“王权太强”抑制了世家大族财产的积累，也是“王权太强”阻碍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这样，从逻辑上说，“王权太强”就是“财产积累缓慢”和“技术难以发展的基础”。
1、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春秋中文社区
布罗代尔认为，凡是国家势力太强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得不到充分发展。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较英国迟缓，便是因为路易十四时代的国家政权太过强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兴起，取决于新兴商业资产阶级能否获得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权。国家越弱，新兴资产阶级就越容易战胜它。
我们不知道这里的“凡是”有多大的适用范围，感觉应用与西欧大致还说得过去，至少与诺思阐明的原理有“吻合”的可能。但把在局部范围也不太适合的“原理”推广应用到更广阔的社会中，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遗憾的是，布罗代尔正是这样做的。布罗代尔是怎样“归纳”出这一“凡是”原理的，我们还不太清楚。但从上述法英两国的比较上看，事实引证倒并不错误。不过，布罗代尔把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权放在对立的位置上，是受到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的明显影响，因为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把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的国家看成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政权，而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要“战胜它”。而按照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令人信服地阐明的原理，本来意义的“封建主义”在5世纪末已经灭亡，它被民族国家所取代，而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还是两百年以后的事情，应当说，资产阶级都是在民族国家内孕育发展起来的，所以，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的王权并不对立，这才有英国王权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举措，法王路易十四也支持发展工商业。即使把把尼德兰作为聚宝盆而大力盘剥的统治者、德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的查理五世，也为尼德兰成为西欧经济领袖（即发展资本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看到西欧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王权，一般读者都很难理解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阶级斗争理论。当然，如果近代西欧的历史真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那么对资产阶级来说，当然是“敌人”越弱小，对“我们”就越有利了。
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权对立的“原理”，布罗代尔提出，现代国家并未创立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这一遗产。从历史上看，国家有时给商业资产阶级提供方便，有时给它制造困难；有时任其发展，有时挫伤它的活力。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在17世纪的荷兰，摄政和贵族为了批发商和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法国落后了将近100年，1830年“七月革命”发生后，商业资产阶级才终于掌握政权。
这些例证不但没有提供答案反而使笔者更加迷惑不解。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由金融寡头执掌政权。使笔者感到迷惑的是，既然金融寡头执掌了政权，但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那里兴起呢（按照马克思对北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崇，也只是认为那里出现的是“资本主义萌芽”）？其次，荷兰是在独立革命后从尼德兰分离出来的。早在16世纪后半期，荷兰的资产阶级已经战胜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权（查理五世之子菲力普二世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这才使得他们能够“为了批发商和资本家的利益并根据他们的意志治理国家”。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关键是要解释北尼德兰（即后来的荷兰）的资产阶级何以能够在强大王权的压迫下成长起来并最终战胜王权，可惜布罗代尔从17世纪说起，这就没有给我们解答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问题。布罗代尔说，“英国的1688年革命也标志着商人当政”。看来此前应当还是王权当政了。“法国落后了将近100年，1830年‘七月革命’发生后，商业资产阶级才终于掌握政权”。这么说来，不太强大的英国王权和强大的法国王权终究也没能够抵挡资产阶级的崛起，尽管二者相差一百年，但都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我们就需要解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何以都能够在王权的统治下强大起来并战胜王权，从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但布罗代尔也没有给予解释。无论如何，王权的弱小或强大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否，所以不能破解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
布罗代尔说，近代欧洲的强大王权是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才强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依靠了一个本来强大的王权，王权要与旧贵族抗争，便在财政上依赖有钱的资产阶级，并给他们政治上的好处。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布罗代尔说，资产阶级最终羽翼丰满，便把王权踢到了一边。这一说法却颇为费解：既然王权帮助资产阶级消灭或抑制了旧贵族，并给予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好处，资产阶级何以要在羽翼丰满后，把王权踢到一边呢？这一说法显然来源于阶级斗争和形态更替公式。但如果我们不把这一公式作为无可置疑的真理而全盘接受，就会对资产阶级的这一态度感到疑惑。
从英法比较上说，法国王权强大而资本主义发展滞后，但王权强弱与资本主义发展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不能从这一现象确定。从德国、意大利、荷兰发展的历史看，“王权强大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则连表面的正确性也不存在。但布罗代尔却力图“论证”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他认为：第一，强大的专制国家不断破坏社会的稳定结构或社会等级结构，给资本主义兴起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制度创造造成障碍，第二，强大的专制国家不断破坏和中断知识积累的进程，使资本主义扩张的技术基础无法形成。下面对这两个原理予以分析。
2、名门世家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缓慢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
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在西方，个人的成就几乎应归功于到处钻营、力图逐渐扩大其财产和影响的家族。这些家族的野心在耐心的配合下，长时间地延续了下来下去。孕育资本主义过程的资产阶级创造了或利用了坚固的等级制成为资本主义的支柱。
应当承认，谁也无法否认财产积累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但是在事物的发展条件中，“重要条件”可以有好几个，那么解答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就需要说明资本积累与哪些其它的重要条件共同作用，才能够导致资本主义的兴起。如果只说某个国家或地区不具备某一重要条件，就断言资本主义无法成长，那就不是解答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而是解答资本主义“不兴起”的奥秘……
布罗代尔果然是想用这一原理解答世界其它地区包括中国的历史问题。他认为，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强大的王权使中国形不成世代积累的大家族。他说，中国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大，官僚群体对社会各阶层都开放，科举制度使得人人都有当官和升官的门路。由于官僚只是个人身份，而与家族的关系不大，所以新登高位的官吏所获利益仅仅及于自身，他们在职期间积聚的产业不足以构成威胁王朝统治的大家族。在中国，财势过大的家族常常招致怨恨，也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要被集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
真不知道哪些事实可以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被集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这些武断的结论不能使我们对中国状况增加任何知识。中国没有形成大家族根本不是由于科举制度使精英的社会地位可以纵向流动，而是由于客观地理条件使得产品的比较利益小且难以实现（后面详论），所以财富积累过程太慢，并且更直接的原因是，弟兄们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使大家庭的财富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若干，旧时代有“好家产抵不住三份分”的俗语，就是反映的这一情况。这才形成“富不过三代”的现象。把中国不容易形成大家族归咎于科举制度实在可笑；把“财势过大的家族常常招致怨恨，也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作为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原因更是不着边际。
这里，笔者想用一个特殊的事例（故事）来说明王权与大家族的关系。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听说江南有一户人，门的匾额上镌刻“天下第一人家”六个大字，大怒：我朱元璋手提三尺扫平天下，做了大明开国皇帝，尚不敢称“天下第一人家”，你有何德何能，竟敢如此狂妄？遂诏令其家长面朕。当问起何以称“天下第一人家”时，答曰：我家所在州的州长，已经八代都是由我家的人担任。问曰：你家有多少人？答曰：一千多口，尚未分家。朱元璋非常赞赏，佩服这户人确实称得上“天下第一人家”。但马皇后却另有见解，私下对朱元璋说：“陛下以一人起事得天下，他一千多人齐心闹事将如何对付？”这一提醒立即使朱元璋产生警觉，第二次召见家长时面色阴沉，问治理这样大的家族有没有好的方法和原则，答曰：“凡大小事，不听妇人言！”朱元璋听后哈哈大笑，遂赐御梨两只，命回去好生治家。家长回到家时已经半夜时分，但仍然叫醒全家，将御梨捣碎投入两大缸水中，每人都尝尝御梨的滋味，以体会“皇恩浩荡”之意。这一过程被朱元璋所派密探跟踪查明，奏报皇上，皇上由衷赞赏。
几十年来，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世家大族与王权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而布罗代尔却认为完全是对立的。我们当然无法从“天下第一人家”的故事就得出普遍结论说，中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总是与王权一致，但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世家大族与王权总是对立的结论。历史上孙策孙权弟兄建东吴，司马睿建东晋，都是依靠江南世家大族的鼎立支持。这至少说明，世家大族与王权并不“总是”对立的。按照布罗代尔的思路，中国缺少世家大族是由于王权太强大，那么只要打倒或解散强大的王权，中国就会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但令人不解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宋金辽时期，中国都出现长达几百年的大分裂，没有强大统一的王权，但却也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来。这又该作和解释呢？
3、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的根源，首先来自社会方面
布罗代尔也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但由于他无法阐明技术“进步”的原因，于是只好归咎与“压抑”技术进步的各种“障碍”。他说，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前，许多在技术上显然已经可能的革命遭到了失败。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已认识到蒸汽的力量，但仅仅以此为玩乐。古罗马掌握的工艺技术在中世纪被掩埋了几百年，到12和13世纪才复活。
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布罗代尔认为，根源在于当时社会的状况。技术进步必须扎根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而这个土壤并不是一切社会所具备的。技术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欧洲并推动欧洲社会走上人类文明的巅峰，是由于技术进步在欧洲找到了良好土壤。这一认识当然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欧洲具有促进技术进步的良好土壤？他说，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发明，多数由工匠作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很小，也容易借到，发动这场惊人变革的不是伦敦的富商巨贾和金融资本，伦敦只是1830年后才着手控制工业。可见，正是市场经济的小工业的生命力以及生产和交换的全部活动，才为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英国何以形成了具有生命力的小工业，何以形成了市场经济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从而为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但是，也不知道作为“历史学家”的布罗代尔认为不需要解答这一问题，还是历史学本身就无力完成这一任务，反正布罗代尔的研究也就到此终结了。
总之，布罗代尔把完全错误的方向（王权强弱）与唯一正确的思路（市场经济）并列起来介绍给读者，所以他的研究就表现出明显的逻辑混乱；他在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物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在找到正确道路入口时却停止探索。所以，作为“历史理论家”，布罗代尔一点也不值得推崇。
二、党国印何以推崇布罗代尔
作为熟悉现代经济学原理的党国印先生，却对布罗代尔那混乱无用的历史理论非常赞服，令人颇为惊奇。笔者认为，党国印先生之所以推崇布罗代尔，是误以为他的理论能够破解中国历史之谜。在中国，人们公认专制王朝比世界历史上其它地区的任何大王朝都要强大和顽固。如果欧洲历史证明强大的王权是压抑资本主义出现的主要力量，那就很容易理解在强大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布罗代尔关于王权太强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是很容易被中国人信服和接受的。
对布罗代尔关于强大王权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机制”，即王权压抑大家族的形成和阻碍技术进步的观点，党国印也是非常赞同的，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状况可以为这一机制提供有力的旁证（当然是反证）。在中国，强大的皇权从根本上压抑了大家族的形成，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能够与皇朝政权抗衡的大家族，这与欧洲一些王公贵族比国王力量还要强大形成强烈的反差。党国印认为，华人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印证了布罗代尔的分析。黄仁宇发现，王权侵害富人的利益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普遍的现象。明朝朱元璋热衷“吃大户”，“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钱穆认为，中国过早地形成了平民政治，读书人多出身于农村，实行科举制度后，做官者与农村的渊源很深，并使城市文化乡村化。官员的产生不大依赖于财富，而比较依赖于偶然的才智，所以不仅中国的贵族“富不过三代”，甚至出现“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皆匹夫”的现象。
党国印因此还提出了一个颇有探讨价值的问题：富绅、贵族在历史上究竟有什么作用？稳定的等级制究竟在历史上是否起过积极作用？我们过去一味鞭挞富人是否具有某种片面性？
许多人认为，在历史学家笔下，历史是任其打扮的小姑娘。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历史学为这一观点作了很好的注解。
为了强调阶级斗争，许多人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专制王朝都是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建立起来的。不依靠世家大族建立的政权大概只有黄巢的大齐、李自成的大顺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但他们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在历史大海中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可以认为，在历史的长时段中，人们可以把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与统治看成是完全一致的，把中央王朝看成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为了自己解释历史的需要，布罗代尔及党国印又把中国的世家大族看成是与统治王朝的利益完全对立的，断言是强大的王朝政权抑制了世家大族的形成。
有人说过，在历史长河中，任何观点都可以找到不计其数的例证。我们既能够找到世家大族与中央王朝利益一致因而极力维护中央王朝的例证，也能够找到世家大族与中央王朝利益冲突因而致力于推翻中央王朝，或者中央王朝极力打击世家大族的例证。这样各置一端的争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作为历史原理的爱好者，我们该相信谁的分析呢？不管读者相信谁，有一点倒是清楚的，即以这种有争议的结论为基础再去推导新的结论，肯定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按照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应当用大量统计数据来归纳和说明自己的结论（理论、模型）。但是就国家与世家大族的关系来说，我们现在还缺乏必要的统计数据，所以无法建立模型。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也许只能应用“科学归纳法”，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予以推定。我们解剖有限数量的麻雀，研究它的身体结构和各部分的功能，确定各部分对整个有机体的作用，从而得出每只麻雀的身体结构都必然如此的结论。这一方法在科学研究上是很有用的。
不过，对我们所研究“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来说，世家大族与统治王朝的关系也许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不论是西欧的金融大族，还是中国的封建世家，他们都有积聚财富的愿望，为了这一目的都会极力利用王权的统治措施。区别只在于，他们能不能依靠聚敛的财富发展出新的生产手段和关系。从这一角度看，布罗代尔和党国印单从世家大族形成的“阻力”上探讨中西历史进程的反差，并没有找到探讨问题的正确道路。退一步说，即使强大的王权都“阻碍”了资本主义的成长，西欧各国之间以及西欧与其它地区的国家之间在“阻力”方面的差异真能令人满意地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差异，我们还需要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能够突破制度的阻力而发展起资本主义经济（例如尼德兰突破西班牙政权、法国突破自己的专制政权），而另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却无法突破制度的阻力呢？在我们看来，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发展迟缓的国家，关键不在于“阻力”太大而在于“动力”太小。例如布罗代尔说到英国形成了适宜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壤，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发展“土壤”的出现看成是社会发展的一般情况，而把没有发展出“土壤”作为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那当然可以从研究特殊情况下的阻力入手去进行探讨。但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发展“土壤”的出现是一般情况，那就只好从正面探讨探讨西欧（关键还是荷兰，但人们大都只以英国为例）何以形成了适宜于技术生长的“土壤”。不过平心而论，对形成这一“土壤”原因的考察和分析不是历史学的强项，布罗代尔则干脆放弃了这一努力。这并不是布罗代尔个人的无能，而是——而是——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历史学至今还没有找到科学的方法，又拒绝接受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说到拒绝接受现代经济学的成果，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包括党国印先生，因为他本人就是熟悉现代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学家。但也正因为他是经济学家，所以我们对他推崇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一些根本不入路的经济分析颇感奇怪。再退一步说，即使如布罗代尔所说，强大的中央王朝（统一政权）真是抑制世家大族从而阻碍经济和技术积累的力量，那么我们还需要阐明，中国何以形成了这样一个强大的统一政权呢？
总之，布罗代尔并没有搞清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党国印把布罗代尔的“原理”应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很不成功。
三、诺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理
探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奥秘，一个重要问题是近代西欧何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发明创造活动也是如此，所以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但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
高额赏金是刺激发明创造的好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对发明创造活动给予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被人类发明出来了。假如没有赏金和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项目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由于古代社会没有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
不过，西欧一系列技术突破出现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形成，所以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来自生产中精细的分工，分工来自生产规模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中世纪前期的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在地区内和地区间首先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广泛的水陆运输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国际大市场首先在尼德兰兴起，其基本原因就是如此。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生产中的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 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吸引不少人进行研制，于是首先是荷兰，其次是英国，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这样，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既通过生产中精细的分工间接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又因大量销售产品而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没有市场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收益的提高，西欧是不可能出现生产技术突破的。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实际上，西欧兴起决不简单地是一个技术突破问题。按照诺思的说法，西欧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那里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组织，而这一组织的出现，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总之，市场是关键。
五、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
根据诺思阐明的原理，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于传统社会状态，应当归咎为商品市场长期难以发展。事实上，中国市场一直没有发展到带动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因而并没有引起精细的分工，制造业还必须进行复杂的手工操作。直接研制和发明那些进行复杂操作的机械装置难度很大，发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加上没有利用市场获利的前景，预期收益显然大大低于预期成本，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从事研制，于是生产技术就陷于停滞状态。
那么，中国市场为何长期难以发展呢？
不少人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不发展归咎于小农传统观念的影响、儒家保守思想的禁锢以及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小农观念、儒家思想和抑商政策都产生于社会经济生活，用它们来解释市场发展的状况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中国商品市场长期不发展，也应当是人们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中国文明本部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陆路运费又太高，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由陆路运输形成的农产品市场，辐射范围不超过10公里。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所以中国不可能自发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费。除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外，中国古代市场上交易的物品还有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但由于运输费用很高，它们到达最终消费地时都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国家就逐渐垄断了盐铁的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要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基本产品难以致富，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直到毛泽东时代，国家仍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上面已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最后，也许有必要对历史方法论谈一点意见。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就创立了几何学的公理体系，但是直到19世纪，人类才逐步认识到，任何科学都应当建立在公理体系的基础上。一百多年来，自然科学各学科都按照这一理路，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公理体系，但社会科学中却只有经济学重视数理逻辑，逐渐形成了科学的体系和方法，因而取得了显赫的成就，196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了第一项社会科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经济学大力向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进军，布坎南、贝克尔、诺思等人相继获得经济学奖，实际上是表彰了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但历史学本身却对“经济历史学”的创立者诺思不太欣赏，至今还在固守自己的“阵地”，生怕被别人侵入。历史学的悲哀首先在于它具有一些互相冲突的价值目标：为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历史资料（的记载）必须力求真实，但真实的历史资料既会使人“青史留名”，也会使人“遗臭万年”，所以经常受到统治者的干扰，这就无法真正做到客观真实（据说推崇雍正皇帝文治武功的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雍正有修改史料的恶习）。其次，一般历史产品的消费者是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民大众，满足他们猎奇和消遣需要的历史产品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而是编造得引人入胜的历史演义故事，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破坏历史的真实性，于是历史科学显得一团混乱。再次，要发现历史本身的客观原理和规律，使历史真正成为科学，历史研究就必须建立在客观、中立的基础上，所以必须排除价值判断，但历史研究者又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社会，所以总要受到价值观的影响，这就大大增加了“实证研究”的难度。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历史理论力图预测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历史学还提出了为××服务的价值目标，实际上是为统治者服务，所以经常被要求论证现行政策的“科学性”，结果蜕化为“御用历史”，成为政治的奴仆。
历史学如何走出困境？当然首先是“卸包袱”，抛弃那些互相矛盾冲突因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历史学要有所进步，必须抛弃价值目标，采用实证方法，建立在公理体系的基础上，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描述（叙述）历史，研究历史本身的原理，发现规律，并用这些规律来解释历史现象。
按照这一思路，历史运行的宏观原理其实十分简单。历史是社会运行的轨迹，而社会不过是追求生存、发展和享受目的的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不同地域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就要么归结为“人种”的不同，要么归结为环境的不同。但是归结为人种的不同，就等于主动放弃了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如果西欧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反差归结为西欧和中国的人种不同，那就堵塞了一切研究渠道），所以不同地域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就只能归结为不同的环境条件。
在人们所生活的客观环境中，有些条件是自然形成的，如地形、土壤、气候河流等自然地理因素；有些是前人创造的，例如已有的生产工具、社会关系、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等。前人为什么要创造这些器物、组织、制度和文化成果，不过是为了在追求目的的活动中予以利用而已！我们仔细分析这些社会成果的起源，可以发现它们也都是前人在特定条件下选择的结果，归根到底，它们取决于人们无法抗拒的自然地理条件。因此，自然地理条件在解释不同地域的历史进程上具有根本意义，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已经做了奠定基础的工作，大量工作有待于后继者完成。
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原来一个个孤立形成的文明社会都被陆续纳入了“世界体系”，结果外部社会对一个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历史研究者充分重视外部社会的影响。其实外部“因素”的影响自古以来就存在，不过很少引起历史研究者重视罢了。
在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中，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精神文化等“要素”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但是问题在于，在不少情况下，人的利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不同的人在活动中往往具有相互冲突的目的，追求不同目的的人在利用现存社会“要素”时，对这些“要素”所起作用的看法就会大不相同，例如宗族组织、儒家思想究竟对社会起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它们是传统文化的精华还是糟粕，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这就不可能以它为基础来解释社会。
我们把自然地理条件作为产生社会的“原始变量”（社会产生当然不能离开人，但我们既然把人看成是同质的，人的“不同”就不具有解释的力量），把器物、组织、制度、文化等因素作为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生成变量或“中间变量”（经济学称为“内生变量”），而把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从外部掺入并影响社会的变量称为“外生变量”。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外生变量是很重要的自变量。萨斯疫情对中国、911事件对美国、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外生变量。
在任何社会中，人口增长都是重要的外生变量（它根源于人的生物性，所以对社会来说是一个外生变量，是诺思首先把它作为外生变量的），气候的“波动变化”（注意，只强调气候“波动变化”的部分）也是一类重要的外生变量，它们在解释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运行过程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惜历史学家都习惯于用“社会”因素解释“社会”，结果在科学解释中国历史上成果甚微。
总之，科学地解释社会历史，都必须阐明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二者都是社会模型中的“自变量”）如何刺激了人们改善生存状况的动机，使他们作出了相应的“选择”。而只归结到内生中间变量的研究却总是引起争议，实际上没能找到社会状况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