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块京城有藏字的石碑
舒 乙
我没有想到北京会有这么多有藏字的石碑，完全没有想到；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刻意做了一番调查，逐一寻访了北京城内的刻有藏字的石碑，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我一共找到了十五块。
九大特点
观察下来，这十五块藏字碑居然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宛如独特的一组。我总结了一下，可能有以下九个特点：
一. 都在北京城内和近郊，远处的估且不算，像密云境内的番字碑和长城居庸关云台里的石刻都不算，这里指的是位于北京中心区内的，其位置显赫，是在首都的核心区位上的；
二. 是正经的藏文，处在完全和汉文、蒙文、滿文同等的地位，是地地道道的主体文字之一；
三.都是皇帝的御笔，主要是乾隆皇帝的，是他亲自撰写的重要文章或题词的藏文翻译石刻，和汉文、蒙文、滿文并列，属于高等级的重要文献，最晚的距今也有两百三十年了，都是十八世纪中叶的遗物；
四. 有不少涉及西藏的内容，强调西藏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重视喇嘛教的历史意义，强调西藏黄教领袖们和中央政权的密切关系，今日看来，都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关键是它们都在北京啊；
五.刻得庄重，碑体体形硕大，石料优良，雕工精细，多数配有非常漂亮的碑亭，而且保存完好，字迹差不多都很清晰，堪称一批难得的精美艺术品；
六.分布在著名的皇家园林和寺庙里，遍布在北海、颐和园、香山、碧云寺、黄寺、雍和宫、万寿寺、实胜寺等八处，落点考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覆盖面大，涵盖性强；
七.多数是历经劫难而保留下来的珍贵文物，所在的皇家园林有的完全毁于英法联军战火，有的反复毁于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破坏，园林已成一片废墟，只有这些大石碑逃过了劫难，傲然挺立至今，成了那一段历史的永恒不灭的载体，依然雄伟地耸立在那里，维系着和传承着中华文化的经脉，因为它们是石头的；
八. 这些石碑才情并茂，有的还是图文并茂，内容重大，艺术形式精湛，装帧精巧，做工细腻，浑然是些大块头的艺术品，是极好的欣赏对象，可以驻足细看，可以憑吊深思，可以留连再三；
九.其价值远远未被挖掘出来，有的没有立解说牌子，有的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有的没有开放，更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系列，总之，对其内涵和客观存在缺乏应有的判断高度，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组极重要的涉及祖国统一大业的“国宝”，完全有必要刻不容缓地把它们挖掘出来，刻意地指明它们的政治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形成一组特殊的、专门的、不可代替的爱国主义活教材和维系祖国统一大业的伟大历史见证。
黄寺中为六世班禅立的碑
六世班禅四岁时，于1739年，即乾隆四年，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并在后藏日喀则市的扎什伦布寺坐床。七世达赖圆寂后，六世班禅曾为幼年的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剃度受戒，并成为后者的老师，实际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领，并公认为当时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在藏区和蒙古诸部享有崇高威望。在乾隆三十年清政府特向他颁赐了金册和金印，用汉、滿、蒙、藏四种文字镌刻“敕封班臣额尔德尼之印”。他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宗教领袖，他对清政府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拟定的《西藏善后章程》十二条表示欢迎和拥护，后者是一份关于西藏政体的改革法律，其核心是避免藏王独揽西藏大权，而将政权交由四名噶伦组成的噶夏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人选由达赖喇嘛和中央驻藏大臣商定，报清政府批准。这种政策有助于增强中央政府的对西藏的管辖权威。六世班禅注意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此时有意插手西藏，果断拒绝藏人和英方成立某种联盟的要求，坚持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不准英人以后再来西藏。他的立场得了乾隆皇帝的赞赏。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业，为了感激中央政府对西藏领导人的信任，主动决定进京参加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并于1779年6月17日率三千人起程，历经一年又一个多月，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为六世班禅的到来做了精心准备和周密的布置，特地在承德仿效扎什伦布寺建了须弥福寿寺，占地近六十亩，作为六世班禅的驻锡之地。“弥福寿”就是藏文“扎什伦布”的汉译词，多么美丽的名字！乾隆皇帝自己还突击学习了藏语，准备和六世班禅用日常藏语直接交谈。六世班禅大师在承德参加了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的全部活动，由于在客人中他的级别最高，常常处在“代表者”的地位，领头向皇帝致颂词、念无量经、献珍宝书画，并给皇帝施无量佛大灌顶。六世班禅在承德呆了一个多月，过得非常充实，得到乾隆皇帝大量赏赐。在离开承德前往北京的时候，他刻意留下了随从的二十名后藏僧人向内地喇嘛传习后藏经律。他所有的活动都详细地被记载于皇家档案《清高宗实录》和《六世班禅朝觐档案》中。
六世班禅抵达北京之前，乾隆皇帝早已为他装修好了北京安定门外的西黄寺，这里在顺治皇帝时曾成为五世达赖的驻京锡地。六世班禅的到来，使西黄寺再度辉煌。六世班禅到达后受到隆重接待。乾隆皇帝第一时间在南苑接见了他，并数次在紫禁城内会见他，多次隆重赏赐礼物，并在保和殿赐宴，欣赏满族舞蹈。六世班禅非常高兴和满意。他不辞劳苦连续走访北京各大寺庙，宏法传经。乾隆皇帝特意在香山静宜园内为六世班禅修建了藏式夏季驻赐地，命名“宗镜大眧之庙”，简称“昭庙”，并决定亲自与六世班禅共同出席其开光大典。六世班禅在昭庙逗留了四天，做了大型法会。当年九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亲临西黄寺和六世班禅相见，并一起观看舞蹈。十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请六世班禅去雍和宫讲经说法，他自己出席并听讲。回西黄寺后，六世班禅被诊断出患天花。第二天乾隆皇帝亲自去黄寺探视病情。十一月初一，六世班禅大师发烧，乾隆皇帝再次亲临西黄寺，送貂皮大氅，并画了一幅《祈寿长椿图》，写了一道《写寿班禅圣僧赞》诗，为班禅大师祈寿。不料，十一月初二班禅大师在西黄寺圆寂，享年四十六岁。他的去世让乾隆皇帝极度悲伤和惋惜，曾三次亲临西黄寺吊唁，赐制灵棺、灵塔、灵龛，供养大师法体和衣冠。大师的法体舍利在西黄寺供养了一百天，起程护送返回后藏。皇帝下令用两年时间在西黄寺西侧为大师衣冠建造了一座精美庄严的衣冠灵塔，取名“清浄化城塔”。这座宝塔现在保存完好，其造型、雕刻艺术是世界级的艺术精品。在宝塔的前方有两座乾隆皇帝的御碑，左方的是将乾隆皇帝那张送给六世班禅的《祈寿长椿图》，刻在一块巨大石碑正面，石碑上方是汉、藏、滿、蒙“四体文书”的《写寿班禅圣僧并赞》诗。这块石碑图文并茂，正面画一棵大香椿树，象征春天，生机盎然，树下有石，有花草，蒲公英等等，生动活泼，富有人情味儿，极为少见，不可多得。左方的是乾隆御制《清浄化城塔记》石碑，立在巨大的赑屃上。正面是汉、滿两种文，背面是藏、蒙两种文。文章高度评价六世班禅的功德，说他在大好时机到内地振兴黄教，让蒙古诸藩欣喜顶戴，倾心报国，内地人也奔走皈依，为“国家吉祥善事”，“成就无量功德”。
这两块石碑保存非常完好，皆立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公元1782年，距今已近230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见证物，为祖国统一大业留下了重彩浓墨的一笔。
昭庙石碑和牌坊额头
看完西黄寺里班禅金塔跟前的两通石碑之后，一定要去香山看看那里的昭庙石碑，因为，它们仿佛是姊妹篇，而且，昭庙的是“姐姐”。
它们是为了同一件事而立的，那就是六世班禅的那次光彩的东行。
说昭庙的石碑是“姐姐”，是因为它是在六世班禅很健康的时候乾隆皇帝为他写的颂歌，四十三天之后，大师突然意外染上天花，在京不治而亡，这样才有了西黄寺的衣冠金塔和那两块碑，后者见证了他的病情和圆寂，是祈寿和盖棺定论。
纵观历史，在所有的历位达赖和班禅大师中，受到的赞誉之高之盛莫过于记载在这块石碑上的，而且永垂不朽，十分了得！
所以，它必须得到高度重视。而且，这种赞颂是站在国家的高度，纵观天下，以全中华的利益为出发点，关注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旺衰，从而由对一个人的重视扩展到全局，充分显示了大政治家眼光的犀利。
乾隆皇帝的《昭庙六韵》是这样写的：
昭庙缘何建 神僧来自遐
因教仿西卫 并以示中华
是日当庆落 便途礼脱闍
黄衣宣法雨 碧嶂散天花
六度期群度 三车演妙车
雪山和震旦 一例普庥嘉
乾隆皇帝喜欢在自己的诗词中加注解说，刻石时注解的字比正文的字略小。在“因教仿西卫，并以示中华”之间，乾隆皇帝做了详细的解说，注解原文如下：“既建须弥福寺之庙于热河，复建昭庙于香山静宜园，以班禅远来祝厘之诚可嘉，且以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是自谒陵至香山落成，班禅适居此庆落，又，昭庙尚卫地古式为之。卫者，番语谓中，俗谓之前藏。班禅所居后藏乃实名藏，藏者善也。”
答案一清二楚！
为什么班禅来时，要在热河建须弥福寺又要在北京香山建昭寺呢？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嘉奖班禅远道来给皇帝祝寿的诚意，二是为了显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
看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中华”！，兴藏传佛教，即喇嘛教，是为了我全中华的利益。
最后一句“雪山和震旦 一例普庥嘉”里的“雪山”是西藏，“震旦”是中国，“一例”是一统，“庥”是庇荫，“嘉”是美好。
说得明明白白，西藏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共同庇护于一片美好的天地之中。
这块石碑不得了！不过，这块石碑目前的处境并不好，远比西黄寺那两块“下篇”差。
昭寺毁于英法联军的破坏，目前除了外围墙、牌坊之外，全是一片废墟，这块石碑目前是挺立在废墟之中的。它立在昭庙中一个单独的小院里，只是并没有明显的标志，好在离大门不远。从地面柱基上看，原来是有碑亭的，现在，亭子没有了，石碑任凭风吹日晒，很是悲凉。
石碑是方碑，南面刻汉文，西面刻藏文，北面刻蒙文，东面刻滿文，汉文是乾隆的御笔。
这块石碑极待妥善保护，环境要整治，亭子要恢复，要立牌说明，要隆重介绍，以昭示天下。
昭庙外面的大琉璃牌坊居然神奇地完好无缺，可能因为它不可燃吧。这是北京境内最大最漂亮的一尊琉璃牌坊，本身是个大艺术品。
神来之笔是它的额匾上有藏文。这也是独一无二的。正面的是“法源演庆”，背面是“慧照腾辉”。立于1780年，两百三十年下来，依然清晰可见，难得难得。因为额匾是石质的，一下子就增添了两块有藏字的石碑。
为一棵树立的碑
离昭庙不远，仍在香山公园境内，在今日的香山饭店和著名的“双清别墅”之间，有一座古庙的遗址，“香山寺”遗址，里面存留着三件宝贝，一为“听法松”，是两株有千年树龄的依旧健壮的松树，二为《娑罗树歌》碑，三为乾隆皇帝自书自画的石屏。前两者都和植物有关，这很特殊，值得留意。
《娑罗树歌》碑极有情趣，特别有味道，是十五通有藏字的石碑中最具雅兴的和最有品位的石碑，因为它是献给一棵树的。
极富现代意识！
奇怪的是，这块石碑很少被记载，许多资料里都无载，找不到有关的描述，怪冷淡的。亏待了它！
这块石碑体量不是特别大，但形制不错，毕竟是皇帝的御碑，有特定的规格。碑也是四方体的，南侧刻汉文，西侧刻藏文，北侧刻蒙文，东侧刻滿文。
诗文中说三十年前乾隆皇帝自己来香山寺时，发现寺前有一株千年古树，很茂盛，是一株娑罗树。相传，释加牟尼是在娑罗树下得道成佛的。所以佛庙中常有娑罗树，又称菩提树。娑罗树的树叶呈七叶状。三十多年后乾隆皇帝再来香山时又见此树，仍然繁茂。但自感奇怪的是，在这些年中，诗已写了几万首，竟没有一首是歌颂此树者，故而有此诗歌，刻在碑上，专门要歌颂它一番。
这种对植物的尊重，对大树的尊重，难能可贵，表达了一种不光是对佛，也是对大自然，对地球的爱护和亲善，非常符合佛教的普度众生的理念，也符合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哲理。
而且是由皇帝本人做出了表率，树起了榜样，不简单！
我想，在今日，这块碑可以成为一个天赐的好标志物，永远要受到顶礼膜拜式的尊重和爱戴。
可惜，原树已亡，不知所终。今人在碑附近补种了几株小娑罗树，上面挂着牌子，叫它“七叶树”。
盼着它们快快长大吧，好和这块了不得的歌碑相匹配呀。
北海的三座刻藏字石碑
北海北岸是藏传佛教皇家寺庙最集中的地方，一共有五座，依次由西北角向东数：小西天（又称极乐世界）、万佛楼、阐福寺、大西天经厂（又称大圆镜智宝殿）、西天梵境（又称大西天）。这五座喇嘛庙过去个个精彩，高大宏伟，辉煌灿烂，豪华壮丽。除了阐福寺和大西天经厂之间夹着一个“快雪堂”之外，北岸简直是一个庞大的喇嘛庙博物馆群。现在五座中仅有两座较为完整，它们是最东边的大西天，和最西边的小西天。阐福寺主体和大西天经厂主体在1919年被袁世凱时期的一场大火烧掉。大西天经厂遗址后改为北海体育场，后又划出北海，成了另外一个单位。万佛楼于1975年被错误地拆除。阐福寺遗址和万佛楼遗址1979年被辟为北海植物园。只有万佛楼前的《万佛楼瞻礼》诗碑依然存在。
这组北岸建筑有三大特点，一是其中五分之三是乾隆时期为皇太后过生日而建；二是每组建筑前面都有漂亮而独特的“前脸”，建筑时间不同，但搭配合理，大西天前有琉璃牌坊，大西天经厂前有九龙壁，阐福寺前有五龙亭，也是个个闻名天下；三是带藏文的石碑最集中，因为它们是藏传佛教喇嘛庙中的石碑。
《万佛楼瞻礼》诗碑是所有北京刻有藏文的石碑中最大最漂亮最有气派的一座。
万佛楼是乾隆皇帝为母亲八十大寿而建造的，头一年正值乾隆本人六十大寿，万佛楼有庆祝双生日的意思，所以万佛楼盖得极其讲究。万佛楼是一座三层的高大殿堂，底层有金佛4956尊，中层有金佛3048尊，两者均取八的倍数，寓意庆八十大寿，上层有金佛2095尊，取皇帝有“九五之尊”的典故，三层共有金佛10089尊，故名“万佛楼”。乾隆皇帝曾下令文武大臣和封疆大吏各造金佛一堂，大的金佛188两8钱，小的58两，也都扣八十大寿的含意，是集资而来的产物。前后用了十年的功夫来征集。这一点乾隆石碑的文字中写得很清楚，叫做“数计万因资众举”。
可惜，这些金佛均被侵占北京的八国联军中的日本部队抢夺得一光二净。
万佛楼碑亦是方碑，体量很大，顶蓋和基座硕大，雕工极其复杂，层次很多，不愧是一件大型石雕精品。
现在石碑已由万佛楼前原址移至小西天的南侧，靠近北海岸边。
碑南侧为汉文，西侧为藏文，北侧为蒙文，东侧为滿文，字迹依然很清晣。从它目前所在位置上看，此石碑可能是参观人数最多的，其“四种文体”会给人们留下强烈印象。
北海北岸的第二块带有藏文的石碑在大西天的北部，即西天梵境的后院，现在这个后院是被隔离开的，没有对外开放，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占用。这座后院里有两件宝贝：一是高大雄伟的琉璃阁，二是七佛塔碑亭。
七佛塔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塔，造型和内容都是堪称一绝的，天下没有第二份。它也是乾隆时期的文物，建于1777年。它是源于六世班禅进贡的七佛。“七佛”是怎么回事，乾隆皇帝闹不明白，问僧人也不知所以，最后询间了在京的总理蒙古喇嘛教教务的国师查嘉大师，又查阅了多部佛经，才考证出来。原来佛教在印度有七佛，于是，乾隆皇帝就写了一篇论文，把这七佛都叫什么，姓什么，是属于什么部族，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徒弟是谁，儿子是谁，都一一写明，而且教人都一一刻了像，共七幅，刻在七块石板上。加上他本人这篇论文，用四种文字刻在第八块石头上，组成一座塔。塔的框架是木质的，石板镶嵌在木框中，塔基是石头的，整合起来组成一座空心的八角形塔，塔外面再加盖一个很大的漂亮亭子，叫做“七佛塔碑亭”，原来是属于大西天（西天梵境）的重要组成部份。
有乾隆文章的石板上由右起依次是汉、藏、蒙、滿四种文字，竖写，汉字有蚕豆般大小，楷书，是乾隆御笔。
依逆时针方向，塔上排列那七幅佛像，看到最后，才出现释迦牟尼佛。这和想象的大不一样，甚感奇怪。但乾隆有解释：“第一毗婆尸佛种刹利，第二尸弃佛，第三毗合浮佛种刹，以上三佛为过去庄严劫佛；第四拘留孙佛，第五拘纳舍牟尼佛，第六迦叶佛，第七释迦牟尼佛，以上四佛为现在贤劫佛。”有根有据，排座不能错。
说到释迦牟尼佛，乾隆写道：“第七释迦牟尼佛，种刹利，姓瞿昙，父净饭王，母大清净，居舍卫城，神足二，一名舍利佛，次名目犍侍者名阿难，子名罗目侯罗。”
这可能是关于释迦牟尼佛最有权威性的“人事档案”了，真是大开眼界。
七佛刻得很纤细，画面也很丰富多彩。最顶端刻有四小块文字说明，右起依次是汉、满、蒙、藏。背景必有树，树上必有果子，树种各不同，佛的双手必有物。释迦牟尼佛的手中是一个大桃子，手心脚心都有花。每尊佛左右各有弟子像，都是两人，弟子像底下还各有四个人像，所有佛和弟子下面都用小号的藏文刻着名字。画面所有的空地也都充满了很写实的东西，如小羊，小鹿，小花，小草，石头，流水等等，看得出是下了功夫描绘的。画面和文字是完全吻合的，这都是人，不是神，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只是他们都得了道，成了智者。
这种原教意的东西看着很亲切，不觉胸中升起暧暧的亲和与敬意，觉得这种佛像既是学问，又是历史，还是艺术，顿时对佛教教义有一种全新的亲近感和信任感。
这座宝塔确实不能完全开放，它经不起世俗的任何触摸和不敬，但全部封闭起来也不大妥，还是要让大家知道，这里藏着一座稀世珍宝，要适当介绍，一年哪怕开放十天半月，限量参观，也不辜负它的存在和传世。
北海琼华岛永安寺中还有一座大型方石碑，叫做《白塔山总记》，也是乾隆御笔，南为汉文，西为藏文，北为蒙文，东为滿文，在中轴线的右侧，有亭子保护。外国的景点一进门一般都有接待中心，免费发放旅游简介；我们这里，老祖宗有大石碑，这个旅游简介可是不简单，是皇帝本人写的，很详细，很准确，头头是道，还有藏文、蒙文和滿文，多棒！
五处六块
第一处第一块：碧云寺里有一对石碑，立在碧云寺金刚宝座前方左右两侧。石碑各有一座石头亭子罩着，规格挺高。此碑叫《御制金刚宝座塔碑》，右侧是汉、藏两种文字并列的。左侧同样的一亭一碑，则是蒙、满两种文字并列的。
金刚宝座是一种源于印度的佛塔形式，在印度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普提伽耶城曾建有一座这种形式的塔，一座方台上有五座小塔。佛教传入我国后，这种形式的佛塔也开始在我国出现。北京先后建有四座：五塔寺、碧云寺、西黄寺和玉泉山妙高寺。
北京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建于乾隆年间，碑文上说：有西僧入贡，于是下令按其图纸样式建造，在碧云寺选址，高度广度都适合。原本这种塔是供藏佛的舍利齿发的，以便后人崇奉。而建此塔则是为了显示佛的威德，人天瞻仰，佛如日当天，有神力加持，可排除一切劫难。
第二处第二块：在香山附近，在团城演武厅之南，有一块《御制实胜寺碑》，是乾隆十四年立的，记载了一段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块碑是另一种典型，它和宗教无关，和庆典也无关，只承载历史。
实胜寺已不存，但实胜寺碑尚存，而且完好，有华丽的碑亭庇护，虽处荒郊，亦神采奕奕。只不过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孤零零，呆在一片果树桃林中。
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犯邻近土司，并杀伤官军。清政府派兵攻打大金川。久攻不下，只因对方有碉可守。此时，出现了以碉攻碉之说，建议清军也筑碉。乾隆以为这是下策。回想，清初，旗人常用云梯登城取胜。于是下令在香山一带建筑石雕。选战士練习攻碉，不到一个月，練得精兵二千人，派至前方，大获全胜。于是敕建实胜寺，并在寺左右建房，驻扎新建的健锐云梯营。这就是历史上的“大金川之役”。是乾隆皇帝得意的十大武功之一。
昔日的六十余座石雕今日在香山一带只依稀可见一二，然而这块石碑却永久地铭记了这段历史。看了石碑之后再抬头向远方看那残存的石碉，历史仿佛又回到了眼前，结结实实觉得时日的悠远和缤纷。
这块实胜寺碑体量也很大，高丈余，四方，有四种文体。夕阳时分，迎着阳光的恰是刻藏文的一面，格外抢眼。
第三处第三块：《万寿山多宝塔颂》。颐和园后山原本有一大片藏式建筑，其东端有一组建筑叫花承阁，是藏传佛教寺庙，大部份毁于英法联军战火，唯独一座多彩琉璃佛塔仍在遗址上高耸于林木之中。塔下面有一座小石碑，是《御制万寿山多宝塔颂》，也是乾隆皇帝的御笔，一面是汉、满文，另一面是藏、蒙文。这块小石碑的保护条件较差，位置也不好，需要加大保护力度。
第四处第四块：万寿寺（现首都艺术博物馆）中路第二进里有一对石碑，右侧正面为汉、满两种文字，左侧正面是藏、蒙文字，刻的是《敕修万寿寺碑记》，由乾隆皇帝撰文，由大学士梁诗正书丹，碑的背面都是乾隆的亲笔诗句。文的大意是为了庆贺其生母皇太后六十大寿，特重修明代寺庙万寿寺。万寿寺恰好位于紫禁城和畅春园之间，名字又是万寿，很吉利，故而重修，祝愿母亲万寿无疆。
第五处第五块：雍和宫里，雍和门殿和雍和宫殿之间有一块重要的大四方碑，高6.2米，每面宽1.45米，上刻乾隆皇帝的一篇重要政论文章，题目叫《喇嘛说》，并建三丈五尺高的正方形碑亭以护其碑。碑北是汉文，西为藏文，东为蒙文，南为满文。
此文篇幅较长，正文有671字（大字），注释有1489字（小字），落款19字，共2179字，都是乾隆御笔，写得工整漂亮。
此碑被称为“泄露天机”的碑，中心意思是兴黄教是为了安众蒙古。
在所有上述十五块有藏字的石碑中，此碑份量最重，意义非凡。
最重要的是下面这段话“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乾隆指出：其祖父康熙皇帝兴黄教，兴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并不是只为西藏，重要的是为蒙古。兴黄教，可以安定众蒙古部，非同小可，涉及国家兴亡大事，不可不保护。这便是天机。
此外，此碑还有两个重点：一是对西藏僧人要赏罚分明，“皈道法之人则嘉之，悖道法之人则惩之”，对“妨害国政”者，“按律治罪”，直至“剥黄正法”，实行斩首；二是实行“金瓶掣签”制度，避免私相传袭，把决定达赖、班禅接班人选的大权由西藏地方集中到清朝中央，明确了西藏地方与清王朝的从属关系，成功地完成了西藏历史上的重大政治改革。
看，如此重大的政治举措和方针政策，都直接铭刻于石，公之于众，毫无隐瞞，真不愧是透明之至啊。
透明的石头！了不起的石头！
第五处第六块：雍和宫还有两块石碑，叫《雍和宫碑文》，在雍和宫门殿之前的广场里，西侧的是藏文、蒙文的，东侧的是汉文、满文的，是乾隆皇帝写的建喇嘛教雍和宫的经过，说的是康熙33年，1694年，此地是皇四子胤祯的府邸，1722年雍正皇帝继位后三年改为行宫，名“雍和宫，1744年，乾隆九年，正式改为藏传教佛寺院。
真是好教材
寻访完十五块刻有藏字的北京石碑，头一桩飞入我脑海中的想法就是这真是一组绝佳的好教材。
教育谁？怎么教育？
根本不用说什么话，只需将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到这批石碑面前，让他们自己看，我想，一看，他们立刻就会明白。
明白什么？
明白：噢，闹了半天，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噢，藏传教佛（喇嘛教）在北京原来竟是那么受尊重和受重视，而且在安邦立国上的确是那么重要；
噢，西藏杰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像六世班禅，在历史上原来是那么拥戴和亲近中央政府，不要说搞“藏独”，就是谁有丝毫的离心离德都会遭到严厉的谴责和制裁，让它没有存身之地；
噢，藏文、藏字在北京原来是那么常见，而且地位显赫，蒙文和满文则不足为奇，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元朝和清朝，蒙古人和满族人都当过全中国的统治者，可是藏文、藏字就不同，它只是一个祖国疆土中最远的西南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藏族的文字，却能在北京有这麽高规格的待遇，数量又那么多，这只能明：藏族人早和祖国大家庭是一家人，西藏地区早就是祖国大地的一块重要版土，想想，要不然，中国皇帝的每一篇重要文章或者题词，怎么都会有藏文的译文，怎么都会堂而皇之地频频刻凿在首都北京的最重要的石碑上！
总之，看见这些石碑，不管是什么背景的人，自然会明白西藏大体是怎么回事，会翻然醒悟，不用死乞白赖地说明。这多好啊，这就是好教材的威力。鉴于此，我们的确应当好好保护和利用这些美妙的石碑。办法是：
要提到应有的高度，认定它们是不得了的好教材，有着巨大的政治说服力和感染力；
要成为系列，不是孤立一个一个的，而是将它们串成有关西藏问题的专题，当作手中的一张好牌来打，属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头戏，也是对外宣传的好阵地；
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订出整改规划，快速去办；
要特别标明出来，树立非常醒目的牌子，用科学、准确、通俗的语言加以说明；
要有外语翻译；
要让媒体宣传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存在和价值；
对特别珍贵的石刻要认真研究一套切实可行的开放办法。
盼着北京这一组西藏专题的好石碑再度辉煌，发出应有的耀眼光芒，让所有见过它们的人们为之惊叹，为之折服。
好好地善待这十五块有藏文的石碑吧！它们真的很好，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