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对一个国家与地区发展的特殊性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还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的认识与把握，都需要相应的物质平台，即比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条件，其次才是系统论方法。因为生产力水平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生产方式最终决定着政治文化意识等上层建筑的建设高度。况且，一切都在运动发展中。这也告诉我们，发展是硬道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无止境，一劳永逸停步不前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历史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力条件；系统论方法；合力论

　　随着社会科技生产力不断地积累与发展，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与把握在“拾级而上”，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与时俱进。尤其是，自从历史进入近代以来，随着世界统一市场体系逐步得到开拓和发展，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视野，不论从科技工具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还是从大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纵横向对比分析上，都继往开来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达到一个新的质变，才第一次树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对人类历史的研究进入了科学的殿堂。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即人类改造和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的研究与把握，必须具备社会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基础平台，和整体系统性大视野、合力作用论，且尤以前者为核心。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

　　这里所涉及的历史规律的把握，是指历史科学的整体研究，包括对一般史料的感性认识和对一般历史规律的抽象理性认识，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乃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大范围的整体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与探索，最终落实到以解放劳动人民为己任，为人类的绝对大多数谋幸福求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规律的研究与探索。达到如此研究的生产力条件与系统论方法如下：

　　一 社会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上层建筑反映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不能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类对于人类社会及自然界的客观认识，是紧随着社会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在不断地发展着不断地深入着的，是一个逐步接近于历史真相——客观规律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由蒙昧、野蛮到文明，由渔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相应的就有对人类社会的哲学认识历程：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由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由英雄史观到唯物史观。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只能提出和回答本时代本社会所许可的问题，而且这里所能提出的“问题”和所能回答的“问题”大多不是一回事；想超越时代超越社会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度认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不会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待到进入工业文明社会化大生产之后，才能第一次地有了个清楚的轮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是时代的产物，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的产物。

　　所以，列宁说：在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以前，一切“历史理论”都存在着“两个主要缺点”：第一、它们“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1]。

　　所以，胡如雷先生在《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中说：“象陈寅恪那样杰出的史学家虽然也企图探求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但由于他不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因而始终没有发现历史发展的真正关键和规律，面对于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来说，由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恰好能在这方面大有作为。……如果说，我国史学在‘五四’以前在漫漫长夜中暗自摸索了两千多年，始终没有发现一条通向历史发展规律的光明大道，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光芒一旦照射到历史科学领域，就为我们开拓了攀登科学之巅的康庄大道。”[2]

　　况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规律。马克思并不会也不能准确地预知关于未来的具体发展路径。马克思多次说，我的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指南，而不是教条。我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还必须依托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必须借助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如此，谈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很困难的。

　　宋士堂、李德茂先生在《马恩列斯的历史理论概述》中指出：历史唯物论所研究的是全部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过程和最一般的规律，它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历史研究的指南。而历史科学所研究的则是人类不同国度不同区域历史的具体过程和具体规律，它可以为历史唯物论提供具体的内容。因此，历史唯物论和历史科学之间是一般和具体、指导和被指导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既不能把二者分开，也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如果不以历史唯物论作指导，就会迷失方向；同样，若用历史唯物论的一般结论代替具体的国别具体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研究，也自然是错误的。十九世纪末，德国有些青年把“唯物主义”一词当作“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这种错误倾向遭到了恩格斯的严厉批评。恩格斯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3]“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呼吁。而且，他们首先承担起这个伟大的使命，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给研究人类历史打通了航道，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对人类社会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高度发达生产力前的发展历程作了普遍的规律性的揭示，对之后的未来社会的发展作了方向性纲领性的预言。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个民族、国家乃至区域的发展道路都由自己特定的历史背景——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所决定，国内环境和国际背景所决定；在资本主义仍然主导着世界统一市场体系，存在着两大阵营之间的各种斗争的历史阶段，在全世界的科技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发达高度一致——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各个国家各具特色，具有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乃是物质世界的客观实际。由此，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也仅仅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问题上具有了指路的明灯，有了必须按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办事的航向。至于具体的比较详细的发展步骤，历史实践，则由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说了算，需要我们不断地“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上台阶和与时俱进。我党历来倡导的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客观实际相结合，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结合，最终目的与最近目的相统一，不断地探索与实现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原因正在于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改革发展规律的研究与探索，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做出了初步的贡献，第二代领导人做出了总体的方向性的规划与设计，时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小康社会的全面发展事业，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方兴未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方兴未艾。

　　所以，对历史科学的研究与认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扬弃发展着的；对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更是在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高度之后的事，并同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地扬弃和发展。

　　二 整体系统性大视野

　　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会有大量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对立问题。如何处理呢，若要实事求是，就必须对区域的历史在长度上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在宽度上对较多同类异类历史事件作差异性比较，以其所处的世界的时代背景，尤其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背景作为分析的依据。这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石。因为一个民族乃至国家历史规律的实现与发觉，往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人类社会的合力的影响与作用，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仅仅分析和考察一两个同类异类的历史事件，仅仅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而没有进行世界性同类型及不同类型国家历史的对比分析，没有在世界大背景内着眼，往往无法把握这个民族或国家历史发展的脉络，找不到其历史的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这也是许多历史学家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及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是一种内在的粗线条整体性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一段相当时间的游离之后实现的，是在生产力发展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一个质变即上了一个显著的新的台阶之后实现的，是在生产关系发展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不得不与旧的生产力基础决裂，达到一个质变即上了一个显著的新的台阶，同新的生产力基础相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局限于某一个区域内的历史，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况且，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之后，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统一市场体系逐步得到开发和建立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会更大。由于物质社会发展的曲折性多样性规定，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和容纳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摆动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总结，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国际环境的覆盖影响，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所以，对国家历史现象的考察，范围越小，时间越短，就会发现偶然性的作用越大；相反，考察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接近观察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生产力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恩格斯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4]

　　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决定论是个永不退色的真理。这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总结，是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性的宏观终极的一句话概括，是大道理大方向。虽然，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其社会的历史发展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现象，会有各种各样的坎坷与曲折，甚至会暂时的倒退。这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上看，都是允许的，都是一般之中的个别，普遍之中的特殊，必然之中的偶然，是主要方面中的次要方面。我们研究小的方面，研究一个个的史实，认真考究其发生的方方面面，可以不厌其详。因为小的方面的范围小，承载量有限，任何一个在大的方面社会历史共同发展规律的方面来说不成问题的问题，不是原因的原因，但对小的方面来说，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的问题，是影响其结果的重要因素。甚而有时，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一体化之前的各大区域相对封闭的时代，一个区域或国家的重要历史现象，一旦拿到全世界的整个人类历史长河里去考察，就会如我们常说的那样，实在是沧海一滴，微不足道；一个区域或国家的难解的历史疑团，一旦从当时全世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去分析，就会豁然开朗，悄然冰释。因为考虑问题的范围变了，环境变了，立脚点需要跟着变化，评判各种因素所占分量的依据也在变化。这叫小环境依从大环境，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小规律内含于大规律。

　　三 合力论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是我们整体性总括性研究把握社会历史规律的典范，“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5]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社会怎么发展？即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什么？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人是物质世界的一分子，物质性是人的第一属性，物质的追求与满足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立足点，在此基础上的政治、精神文化追求与满足是人类生活的第二个立足点。人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一定群体中的成员，是社会的产物，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没有社会，没有群体间的交流与合作，人类会是个什么样子，无法想象。交流乃有发展，团结与合作才会强大，社会性是人的高级属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合力论”中不可或缺“动力论”，世界的物质性决定了人是欲望的动物，人有不断改善提高自身及其群体生活水平的要求，人的全部行为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自身及其群体需要的活动。物质追求和在此基础上的政治、精神文化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的不断提高、满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实际需要，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总动力，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性。因此物质性解释了“合力论”的动力基础的基础，社会性揭示了“合力论”的合力方式与途径。竞争是一种体制和促进剂，合作也是一种体制和促进剂。竞争与合作的主体都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都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包括个人与群体在内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文明程度，因而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伴生物，追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乃至于人类整体利益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由此，所谓的合力，就是代表了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的或近或远的共同利益的要求，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作用与方向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合力论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在时空分布上具有“统计”性质，在作用形式上具有“合力”性质，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趋向”性质，在理论研究上具有“求是”性质——生产力决定论，体现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体现了分散与集中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凡是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大方向的，凡是反映人类社会前进大方向的，凡是符合世界上最大多数民族利益的，不论主观或者客观，不论近期和远期，都是一种合力，一种推动力，从而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以，合力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要体现，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这里的“群众”“人民”包括了所有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它同样揭示了“合力论”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历史前进的合力，是对历史“合力论”的最好诠释。

　　而无数追求自己目的的个人或小团体组织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得丰富多彩。

　　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世界，人类历史是众多力量集中——合力作用的结果，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8]所以，历史学的研究，需要从纲领式的理性提练中，从整体概括宏观系统地把握中，才能得出共同的普遍的一般化的规律性，如若过细则易于局部放大和失真，易于以偏概全。但我们不是说历史学的基础学科——史料的考证与收集等工作不要细，人类史料学的东西宜细不宜粗。这是历史学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个不同阶段各自的特殊性，是史料收集考证探求史实与史学抽象概括追寻客观规律的不同，两者缺一不可。

　　四 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针对层垒地构成的古代史和阶级社会阶级（主观）色彩较浓的近现代史，我们必须用当代发展的科学技术去揭开缠绕在史实现象与历史整体上的层层迷雾和面纱，从而进一步发现和接近物质世界的最本质的内在运动规律，进一步发现和接近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内在运动规律，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主要课题，是21世纪的人类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在生产力比较的不发达的中世纪以及以前的历史阶段，人们由于活动视野的限制，所浏览的区域主要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空间，到了近代以后，由于科技生产力的有力支撑，交通通讯科技的发达媒介，人们在更高更大的程度上把整个世界纳入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领域，研究的角度和深度相对更加开阔，更上一层楼。大视野即现代科学里面的系统论，整体论，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一个整体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世界。

　　因此，总的来说，不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或是大视野，合力论，在把握社会历史规律的过程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缺一不可。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最终要回归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上。

　　当然，我们不是说近代以前的历史研究就没有什么意义或重大意义。人类的成长，也是一个从幼年、童年、青年，再到成年的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也是一个不断的“拾级而上”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有谁敢于忘记了过去，轻视了人类从前的历史知识的探索与积累，那就是比较狂妄的背叛，因为他忘了根，少了本，更不可能在科学攀登的大道上前进一步。经典力学的奠基人大科学家牛顿先生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现代以来，系统论整体论研究正在方兴未艾，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把握方面，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与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把握方面，有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就不能再犯类似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朗克的老师所说“年轻人，（近代）物理学是一门已经完成了的科学，不会再有多大的发展了，将一生献给这门学科，太可惜了”的错误了。面对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影响，我们必须一心一意谋和平，专心致志求发展，继续坚持两个“务必”的精神，求真，务实，发展，是我们事业进步的基色，创新、建设反映世界共同和谐和平进步精神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引领世界，义不容辞地落在中华民族的再崛起的肩上。

　　苏联由于种种失误，暂时遭遇了重大的曲折。今朝，全世界在看中国，看中国的发展。

　　因此，我们对于历史研究的科学的态度，对把握与运用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的态度，就是辨证的扬弃的态度，坚持与发展的态度，肯定基本正确的东西，然后补充和完善，乃至于创新前进。

　　   

　　注释：

　　[1]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2]《光明日报》1982年2月1日。

　　[3][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5、733、697页。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31页。

　　[7][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7、60页。

　　发表于2009年8月的《高等函授学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