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年前，看大卫.史文森书的时候，知道了张磊这个人，因为那本的主要翻译者就是张磊，他当时也在耶鲁捐赠基金做事。这次他突然地声名远扬，估计当事人也没有想到。

比较有意思的是，张同学在耶鲁学习了一两年，然后是在耶鲁工作就改变了他一生；他并没有说是国内的教育改变了他一生。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就说明十几年的国内教育多么的可悲。更值得深思的是，清华和北大这国内最高学府，成为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跳板，申请到国外留学的跳板。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中国的教育体制怎么了？值得深思啊。

近期，看到薛涌对于北大的批判的书。他提到了，曾几何时，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学家老了，由原来有理想有目标的青年走向老年，由原来的失意者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变得患得患失，思想禁锢。他们从探索者成为所谓的权威，从原来的泥腿子成为所谓的精英；然后就要隔断和忘记他们的过去，将普通大众踩在脚下。他们提及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并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甚至次优也没有达到。专家，还是砖家？

郎咸平也批评国内的教育体制，将市场化的理念不合时宜的引入教育，只会让来自贫困地方的孩子根本没有钱读书。当年在亚行工作的汤敏在国外读过博士，提出扩招，希望通过大规模的造学历运动，提高我们国人的素质；现在高企的大学生失业率，汤敏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教育产业化的操作，让部分的大学教师和教授麻木不仁；权力带来腐败，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所谓的教授精英，把持国内主流思想的话语权，排斥异己，扼杀一切可能会威胁他们的言论。薛涌批评了吴敬链、江平、樊纲、厉以宁等等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现在看来还是有一定理由的。和主流相对的就是异类，因为他们还没有被纳入主流经济学家的门派；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是部分国人的一贯行为。如果没有被招安，那么后果很严重，不可避免的要遭受无穷无尽的打击和排斥。对于吴敬链和厉以宁，是的，他们的确为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他们以前正确的探索，不一定就代表他们现在是对的。也正是过去的荣誉成为他们前进的绊脚石；不过有些人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罢了。某些经济学家打着为人民服务的谎言，披着和善的外衣，打着民族和国家的幌子这些都是很具有欺骗性的。谁代表国家来剥夺了我们本应该得到的利益？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郎咸平在国内的经济学家眼里是异类，因为他是毕业于沃顿商学院的博士，但是却不是体制内的人；出生于台湾，就读于美国，工作在香港；他的特殊背景导致他可以“言他人之不敢言”。郎教授是那个敢于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国内的部分经济学家对于郎的批评很有难度；无论从教育背景，还是从国际论文的发表和引用数量，貌似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还不如郎教授的教育背景好，也没有人家论文的质量高和数量多；因此从学历方面打击他就显得比较困难。然后由于郎咸平在香港工作，位置特殊；国内的经济学家的触角好像还不能左右香港的言论自由；更主要是国内的人喜欢郎教授的敢言。虽然有些话语可能被郎咸平有些夸大，但是郎的确说出了一些事件背后的真相。因此对于郎咸平的批评，部分国内的经济学家，显得既无能又无奈；只好逃避和沉默。郎咸平说，国内的某些群体，打着“市场化”的幌子无恶不作。相信这句话，很多有良知的人深有体会。

医改让穷人看不起病，教育改革让穷人上不起学。房改的结果，的确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大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相应的制度规范没有跟上。权利寻租、暴力动拆迁、官商勾结等等事件，也让房改的负面影响暴露无遗。制度是死的东西，缺乏监管和制衡的设计，根本不会起到制度应有的作用。现在城市中的夹心层，和收入低下的人们，渴望拥有一套住房，不过越来越高的房价，好像让这个梦想越来越远。比较有意思的是，每次政府调控过后，房价就会出现新一轮的上涨。这不但有损政府的信誉，而且是某些人公然对政府公信力的挑战。

部分经济学家出身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很多也是普通大众出身。但是一旦他们成为所谓的精英或经济学家，就拼命的打压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打着市场化的幌子掠夺百姓。现在的社会基本上处于彷徨和膨胀的时期；由于没有了信仰，人们没有了方向，一切向钱看的价值标准，只会带来迷茫和腐败。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顶尖的大学？中国为什么没有好的智库？因为做好的大学和智库太难，明显不如被招安来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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