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座城市（十五）

                                                       沈东子

三十八、南京。

我见过的一些城市，布局很相似，比如南京和南昌，都在城市的西北角有一座大桥，都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街从桥上下来，穿过市中心，只不过南京叫中央路，南昌叫八一大道。有次在南昌坐车，本来要去昌北的，结果对司机说成了我要去浦口，浦口是南京的一处地名，在长江对岸。南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国家的国都，孙中山当年没选北京，就是觉得那边的皇权意识太重，怕民国的官员们躲不开，又造就一群老少封建臣子，整天对着皇帝喊万岁。连战率国民党党团重返大陆，第一站就去南京，上钟山朝拜中山陵，有点凭吊前朝旧梦的意思，据说当时许多南京市民都向国民党人挥手或挥帽致意，可见很多大陆人对旧中国还是怀有好感的。旧中国当然弊病丛生，但也不像新中国形容的那样，是万恶的旧社会，至多千恶吧，而新社会是不是一恶也没有，反倒成了当下的问题。人心是一道分水岭，当年国军落荒而去，共军呼啸而来，是因为政权腐败输掉了人心，而今大陆实行的是一党制，假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党相互竞争，执政党面临的挑战绝不亚于当年的国民党。

第一次去南京，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半路上外衣被偷了，登中山陵时只剩下背心，光着膀子上去转了一圈，还在台阶上照了一张像，那形象相当于半裸了，后来都不好意思给人看。记得小时候，不时会听见父亲说：乖乖隆里隆，猪油炒大葱！现在才知道这是南京方言呢，表示很惊讶的意思，父亲在南京上过学，有时会冒出几句南京话。说起来，民国时代说南京话的人是很多的，相当于如今的普通话吧，也曾经有人提出，把南京话作为国语向全国推广，假设这事成了，我们的国语会是怎样的景象？我觉得会比以北京话为蓝本的普通话更有文化感，毕竟南京话里包含的古汉语用词更丰富，当然这只是假设，历史就像下围棋，落子后是没法反悔的，一步一种格局。

去看秦淮河，跟怀念父亲有点关系，老先生在世时，无数次跟我讲述夫子庙，说夫子庙如何如何好玩，也许他逗留的那个年代，夫子庙很好玩吧，也可能那里有他热恋的记忆，所以说起来总那么热情洋溢？如今夫子庙那一带的秦淮河，桨声灯影依旧，但河水是臭的，如同阴沟水，因为世道不一样了，歌妓没了，歌妓的脂粉也没了，只在河边装模做样的挂了一些红灯笼，想摆出旧时代的痕迹，还做出李香君、董小宛的塑像，滑稽得很，似乎也很怀念名妓们当年的风花雪月。我认识的南京女子不多，但都聪明漂亮，回想起来一个个有才有貌，也可能因为有才有貌，我才记得她们吧。过了朱雀桥，走到乌衣巷，想起刘禹锡那首名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的乌衣巷成了旅游景点，热闹得很，全然不见刘禹锡笔下的景致。好的诗歌总是追求荒凉破败的古意，因为荒凉破败是生命的一种意境，而这种意境为权势者不喜欢，所以权势者推崇的东西，总是与诗意格格不入的。

三十九、上海。

一直逃避回忆上海，因为上海要回忆的事情太多，不知说什么好，加上这些年变化太大，所有的回忆都有点单相思的味道，你在这边想着，那边早已物是人非，你还想着某个石库门，可那里已盖起了又一栋百乐门。回忆这东西，对小地方管用，在大城市面前会显得孤单，就像面对一幢摩天楼，你要告诉它这里原来有一片池塘，它听不懂也没兴趣，只有茅草房才适合接受你的喁喁私语。70年代中期去上海，专门去过桂林公园，就因为它有桂林两个字。桂林公园在徐汇区的桂林路上，原来是大佬黄金荣的别墅，里面除了桂树没别的树，所以叫桂林公园，公园里照例是江浙园林的套路，假山水池，楼台亭阁，做大户人家还是挺不错的，做公园，说实话小了点。第一次去上海就想见黄金荣，可见那时候我虽然小，但组织观念蛮强的。

80年代初去上海，一次跟朋友喝酒，喝得比较多，比较晚，搭末班电车回浦江饭店的住处。那浦江饭店在外白渡桥东头，是上海最早修建的西式酒店之一，里面全是高级木板结构，地板，楼梯，扶手，墙壁都是木制的，一度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对面原先是苏联领事馆，后来改成海员俱乐部。我醉醺醺坐车到大名路，这里是终点站，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外面黑夜中下着瓢泼大雨，我刚下车脚一软就瘫坐在地，背靠着电车。这时我的脑袋还清醒，心想电车关门然后发动需要几秒钟，若是不能移动肯定会被压死，可身体就是不听话，想动动不了。这时候雨中忽然出现一个高大的影子，一把揪住我挪到马路牙子上，随后影子不见了，电车也开走了，空荡荡的四周只有高楼和雨水。我一直把这件事视为神迹。

90年代去上海，住在建国西路的一家文艺出版社招待所，说是招待所，其实也是小别墅，这样的小洋楼太多了，像上海市作协所在地，也曾经是一户人家的别墅，据说那户人家的后人回来看过，看到自己往日的家败落成这样，不禁泪流满面。招待所离陕西南路不远，我曾经从打浦桥走到展览馆，一路观看梧桐树后面的各色小洋楼，知道我寻找什么吗？我寻找的是丰子恺先生的日月楼，那是丰先生在卢湾的故居，“弱弱秋风起/高楼日月长/窗明书解语/几净墨生香。”（丰子恺：《日月楼秋兴诗》）丰先生是我景仰的一代大家，文章书画和风骨气度，在现代史上都是一流的。说实话，这年头我景仰的人不多。我们景仰一个人，景仰的不仅仅是才，更多的是他的风骨，江山自有才人出，才会被后世的光芒所掩盖，风骨不一样，多少年过去了，依然动人如在眼前。我没找到日月楼，据说丰家后人已经把该楼重新买下，准备做丰先生纪念馆。人的信仰有多种，不同的信仰者都声称自己的道法比别人高，其实比来比去，最后比的是信仰者的风骨气度，信仰本身反而变得不重要了。没有人格高尚的实施者，再美好的信仰都是笑谈，有时甚至变成罪恶的幌子。

上海是与现代文明最接近的大陆城市，文学艺术一度极其前卫，足以跟同时代的西方比肩，可惜这种演变后来被中断了。对于以工农为主体的老一代革命者来说，上海始终是一块心病，抹不掉，摆不平，《霓虹灯下的哨兵》生动地演绎了这种心态。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依然被中央政府掌控着，各种思想的真正碰撞还未开始，社会上充斥着所谓新儒教和毛主义的混合体，看着不伦不类，却极具实用性，让人变得现实而乖巧。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遭遇一个灵魂格外孤单的时代，人渴望与人相遇，也害怕与人相遇，不相遇死于寂寞，相遇则死于绝望。尽管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忙碌过程中，大小城市如雨后蘑菇，但放眼望去，多数城市都带着抹不掉的乡镇痕迹，够得上现代都市称号的寥寥无几，上海算一个。

所谓现代都市，指的不是规模，而是秩序和人的素质，是多种文化碰撞交融的火炉。我对北京是不抱希望的，沉重的皇家建筑，加上严厉的等级结构，注定它要在厚重的皇权意识中长久挣扎，挣扎出什么结果很难说，北京还真有这样的能力，甭管你进去时是什么腔，出来说话必带卷舌音，连英文都带。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但偶像图腾依然悬挂在城楼上。相形之下上海蕴藏的活力要多一些，它的自由主义土壤，曾经在上世纪上半叶，滋养过以鲁迅为代表的诸多有识之士，滋润过几代人的心。中国不可能总龟缩在传统文化的头套里，在规整好内部体制和秩序后，最终是要走到世界舞台上，与其他民族同场竞技的，竞技什么？除了科技，还有信仰，这时候文明的力量才会凸显。当一代代青年南下淘金，北上做官时，东方的上海恰遇建立文化之都的千年良机，能否捕捉住这个机会，就看“阿拉”们有没有这个胆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