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长，导致了GDP崇拜。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官员为了“保职升职”，必然过度注重经济增长。常言道：解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最灵。政府无奈陷入GDP攀比的“囚徒困境”，致使常闻无钱空调控，少见有效保障房；市场一失灵，房价就伤民。
片面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述，是GDP崇拜的根源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提出的政策口号。这种提法如今看来显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应该说明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国外面临同为改革的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苏联解体和东欧各国转向西方的颜色革命，国内因为经历了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很多人开始怀疑改革开放的方向性，怀疑市场经济的正确性，重提“阶级斗争”的呼声又卷土重来，正因为改革遇到了层层阻力，大有半途而废、中途夭折的危险，邓小平才需要在完全退休两年之后，以八十八岁高龄，由北京来到改革开放最彻底、对改革政策执行得最坚决的广东，以其个人影响力，发表中国应该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继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的系列讲话。“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整个南巡讲话的核心内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恰如其分的。
可惜的是，许多在位当权的官员，却片面地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甚至理解为“硬发展也有道理”，结果，不顾客观条件，不顾自身能力，不顾生态环境，不顾能否持续，不顾民生诉求，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陷入对GDP指标的盲目崇拜。而对于各级官员的考核和晋升，又把GDP的增长、形象工程的树立、招商引资的数量、出口创汇的能力，这些能够简单量化和直观衡量的指标，作为政绩工程放在考核的第一位，而后三项政绩，本质上是前一项政绩的延续。虽然后来中央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但是，相关的组织人事部门并没有为此而制定出相应的可量化、可衡量、可操作的科学的考核标准，致使对“科学发展观”的考核至今仍是虚多实少。即便是“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民本民生的内容，在当中还是相当薄弱的。
其实，对政策口号片面理解的，不仅仅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当下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和偏差，即把“科学”片面理解为纯经济学意义的效率和效果，追求“科学发展”，就是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最大化和效果最大化，就是在“经营城市”，把“科学”狭义为与“人本思想”相对待的“科学主义”。不难发现，在政府的施政实践当中，“科学发展观”往往与“人本发展观”相对立，其结果是民生遭忽视有之，民权被糟蹋有之，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日趋严峻，可以说到了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关系最紧张的程度。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比“发展才是硬道理”进步的话，就是前者比后者更多地考虑到政策的效率和效果，更多地考虑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年，曾有人担心会错误地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就给它补了一句话：“硬发展没道理”。“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是“硬发展没道理”的没有质的改变的进一步诠释。这种施政思维折射到政府的行为，就形成了忽略人的发展，疏于民生保障，而只重视社会经济指标而无视人民幸福指数的盲点。
如果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指向的是路线和方针，“科学发展观”涉及的是效率和效果，那么近期被媒体广泛关注的“包容性增长”的提法，才确实涵盖了民本、民生的内容。但是，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对各级官员的科学的考核标准，任何漂亮的提法最终还是一纸空文。
不管是片面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还是片面理解“科学发展观”，其结果都指向了GDP崇拜。究其思想原因，还是各级官员的思维当中，在辩证法思维与形而上学思维的对立当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上风。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衡量，就是普遍缺乏周易式的思维，缺乏传统儒家的心智修养和民本观念。
上一级政府的GDP崇拜，导致下一级政府陷入GDP攀比的“囚徒困境”
孟子认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纵观历史，“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语出《资治通鉴》卷四七《汉纪三十九》）的情形，比比皆是。尽管我国现在的政权性质与古代君的主制有天翻地覆的不同，但是，上行下效的权力的传递方式是相近的，这种行政模式的优点是决策简便，行动快速，适合多变的环境，缺点是相对缺乏对权力的制衡，相对缺乏纠错功能。
今天的政坛，对干部的任用和选拔，虽未明言，规律潜在，即普遍以GDP作为第一考核标准。官员的仕途与地位，与所辖范围的GDP大小、GDP的增长速度，高度相关。每年的GDP排名，成为各级主要官员面临的“GDP高考”。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排名论座”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为了应付这种“GDP高考”，各级官员自然把所支配的财政收入优先投入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当中。在很多城市都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政府总喜欢把地铁的路线安排在一些尚未开发建设的区域，而不是最需要解决出行困难的已开发地区，这样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未来的土地收益和经济增长，而土地收益的提高又能够直接提高政府对经济建设投入的能力。这样，各地政府就陷入这种“GDP高考”之中，谁的排名靠前，就能够“保职升职”，谁的排名靠后，甚至“名落孙山”，就很可能被“虚位贬职”。相信各地政府的要员也清楚这种对经济建设的无度的投入，不是最佳的选择，却不得不竭尽全部的“主观努力”去应对。各地政府之间就形成了这种围绕“GDP高考”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各方都以自身利益损失最小的方案行事，“主观努力”无可挑剔，即使“GDP高考”成绩不佳，无非也是因为地方财力不足投入不够，受历史的和客观的条件所制约而已。这种“各方都以自身利益损失最小的方案行事”的博弈平衡，经济学上称为“纳什均衡”，或者形象地称为“囚徒困境”。
中国自从2003年以来，随着商品住房价格的不断上扬，土地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除了2008年因为受到美国金融海啸的波及以及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有所下降之外，地方政府的每年的收获的土地出让金都在大幅增长。地方政府在房地产方面的税收收入也大幅增长。本来这是一个全面启动住房保障实体建设和全面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的大好时机，由于认识的问题，各级政府陷入了“GDP高考”的“囚徒困境”之中，而无暇、无力实行。取而代之是一次次只有行政式命令而没有实质性投入的“空调”，这就是笔者所戏称的“常闻无钱空调控，少见有效保障房。”
房价伤民的直接原因是住房保障建设的缺失
中国的房价，如果作纵向比较，的确上涨过快；但如果横向比较，不与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英国等比较，而与同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印度和巴西比较，我们的巨大城市的房价，却没有这些国家的特大城市的房价高。
如果有完善的住房保障建设，或者即使处于住房保障建设的初级阶段，只要有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让百姓即使没有今日的拥有，也有未来希望，那么今日的高房价就不算什么。但是如果这一切都没有，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高房价就会伤民，甚至触犯众怒了。高房价既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正快速积累和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自然反应，也是城市对人口无节制地进入城市的自我保护和门槛提升的一道市场化的屏障，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一面。高房价如果是市场自然形成的，不会成为“问题”，如果是市场失灵造成的，才会成为“问题”。
市场失灵是任何市场经济社会都无法规避的现象，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失灵，政府的工作不应该如此复杂、如此被动和如此疲于奔命，只要做好三方面工作即可：一是预防，二是治疗，三是保健。“预防”是预先防止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为垄断、制度不公平和竞争不规范。“治疗”是一旦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就应该及时干预和纠正，主要的手法是完善规则、财政干预和市场干预，慎用行政干预，一般而言，对于法制完善的国家，留给行政干预的空地不多。如何知道，都不可能既保证过程的公平，有保证结果的公平，“保健”就是对结果的不公平作一定的补偿。今天出现的房价伤民的现象，问题主要还是出在住房保障建设的缺少之上。
化解高房价危机之道：用富，助中，保下
高房价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区域经济发展快速和城市竞争力强势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同时给区域与城市发展带来较高的成本，削弱城市竞争力，要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区域经济继续发展，城市竞争力继续加强，形成质的飞跃。在解决旧的矛盾的同时，又带来新的矛盾，城市的进程就在这种循环往复的矛盾产生和解决当中螺旋式地上升和发展。这就是发展的“二律背反”和矛盾律。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是一种无法取消的必然。
对于百姓而言，高房价一方面象征自己的身家财产在增长，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居住成本的提高。全国有70%以上的居民拥有自己的住宅，中国是世界上自有住宅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又有70%以上的居民不满目前的高房价。这种矛盾反应的真实是：改善型需求是今天住房需求的主流，今天的住房矛盾，主要是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住房的需求与不足的住房供给现状的矛盾。
同时，在房价的构成当中，政府的各项税费和土地出让金占据了大约60%的比例，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来自先富起来那部分人的购房所得，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相对贫穷的那部分人，还可以通过购房减税的政策，来支持夹心阶层，这样富、中、贫三类人，都各得所需。如果我们的工作是着力解决这种“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住房的需求与不足的住房供给现状”的矛盾，高房价就不会成为危及执政当局执政的隐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