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 突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国家，有了社会，就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有了官与民，有了政府与百姓。官与民、政府与百姓，因为整体与局部，长远与当前，一些人与另一些人等等，其利益有时是共同的，有时是矛盾的。为了各自应该得到的或不应该得到的利益，政府可以利用行政资源，利用警察力量；百姓则上访、请愿、静坐、示威，抑或如贵州瓮安2008年6·28事件，甚至如中国历史中历朝历代陈胜吴广式农民大起义。“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如此带有敌对、战争味的口号倒是已经不适宜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我们的时代没有如此落后，没有如此对立。不过有不平就有抗争，有抗争就会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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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分钟，从街上、从环城路方向驶来有近十辆大大小小的警车，开着警报，那种叫声真是吓人。车门打开，冲下来二、三十个身着黑衣的特警，手执盾牌、警棍冲过去追打那些手执木棒的人，那帮人边往后退边用木棒击打特警的盾牌，‘劈劈啪啪’；广播上反反复复大声喊叫：“请参与肇事的人立即放下武器！请参与肇事的人立即放下武器”！
数十名公安、特警分散开，把手执木棒的人一一拆开，实施‘抓捕’。前后不到半个小时，‘骚乱’立即‘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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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手执木棒的那些人击打特警盾牌时，“怎么那些木棒几乎都一样？又是新木棒，那些农民不可能统一去购买锄头把攻打警察吧”。在校门外看的人回来说：“他们是在搞模拟训练”。喔！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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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上的二元论如对错、是非、苦乐、敌我等等所谓的辩证法只是人为妄分罢了。不过日常生活中，每个时代的人们大体上都要把人间划分为对立的两极，分为相对的双方，也即‘主要矛盾’。
上世纪初是清廷与革命党人，民国时期是各派系，后来是大汉民族与大和民族，再后来是国共。49年以后，先是斗地主、斗资本家，然后反右，文革时一场混战，什么二元、三元、多元全模糊不清，全颠倒。到了80年代，摆脱贫困是‘主要矛盾’，同时、人的欲望不断膨胀，挣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捞更多的钱是终极目标。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有多种，只是从农民（中国人数最多、几乎是处在最底层的群体。）手中捞取最容易、最稳妥。
二十多年来，农民常常受到不公对待，而另一方又常常与政府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农民的反抗就是堵路等等，“为了维护正常秩序，为了维护稳定”，政府要采取‘果断措施’，于是，农民就被作为‘假想的一方’。
该县有龙滩电站移民（约3000人），有董箐电站（总投资64亿元）淹没，有烂泥沟特大型金矿，有县城扩建拆迁……都是与农民土地补偿费有关，怪不得要提前搞“演习”。
这半个小时，我几乎不眨眼，但倘若有人问：“拿木棒的农民有多少人？有多少警察？有多少辆车子？现场有多少人？”……我只能说个大概，即使有摄像重放，也要花许多时间慢慢地数。因此，我很理解当我与村民、与移民聊到以下将要叙述的“冲突”事件时，他们都是“大约”“可能”“也许”……】
册 亨
广西壮族自治区移民开发局、贵州省移民开发办、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联合颁布的《龙滩水电工程移民政策宣传提纲》----简称《宣传提纲》中，龙滩水电工程建设及移民搬迁安置进度安排：1 计划2006年10月下闸蓄水；2 2006年9月完成水库水位330米以下移民搬迁安置及所涉项目处理；3 2007年2月完成水库水位355米以下移民搬迁安置及所涉项目处理；4 2008年完成水库水位375米以下移民搬迁安置及所涉项目处理……
除了围堰区290米以下在2003年搬迁外，龙滩库区淹没搬迁分为三个阶段，分阶段分批搬迁是为了使场平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跟得上。不过各县县府为了减少麻烦，无论是330米还是375米，几乎都在2006年9月几个星期内全部大搬迁。
坝恩村位于红水河上游南、北盘江交汇处，在被淹的村寨中有代表性、有影响力，县府在不给补偿费时想要他们搬迁唯恐遇到阻力，就给县、乡、镇的一些干部职工分派任务，分片承包，每一个干部负责几家农户搬迁。其实政府没必要那么惊恐，没有哪一家农户因政府不给补偿为了表示抗议而用生命、财产作赌注让水淹没。
有工作队驻扎的坝恩和没有工作队驻扎的其他村寨都在政府的期限令前后没多久搬迁完毕。只是在搬迁后直到年底，册亨只有浪沙、高洛两个共60户的移民点“三通一平”，其他移民点要么没电，要么没水，要么没路，要么场地还未推平。有些在场址边角搭建临时住房，有些自己开挖一小块平地搭建临时木棚。
龙滩库区曾有移民代表提出要求用田地等补偿作为股金入股分红，但龙滩公司以“没有先例”为由拒绝。“没有钱可以向银行贷款，贷不到款可以不忙把钱兑现给你们，反正是‘利国利民’大工程，有各地政府撑腰，干嘛要把将来的好处分出来”。按理说你要淹掉我的家园，淹掉我的田地房屋，蓄水发电赚钱，你应该先给补偿，我才搬迁，然而，移民与龙滩公司并不平等，更不用说与政府。有工作队驻扎的村寨由工作队员负责，没有工作队驻扎的村寨就由移民局、乡镇政府、乡镇移民站或村组干部在墙上贴一张“限×月×日拆迁完毕”。
册亨、望谟、田林、乐业移民们说：
“那时我们就像被撵上山的牛马，你要投亲靠友，他不给你‘分散安置费’；你要后靠，他说地质不稳，不能在那儿建场平，硬逼着你搬到十多二十里外的移民点；即使你搬到指定地点，不是没电就是没水，不是场地太窄就是在松土上打屋基”。“你搬得慢一点，他们就来赶，像我们打宾（双江镇）拆完房搬不赢，他们就用挖机帮你拆，他们就派人把堆在原地的木板、枋子一把火烧掉”。“搬迁之前，他们说这个要给，那个要兑现；拆房后去问，他们已经是老爷，根本就不搭理你，有时因为是熟人，话倒是说得还客气，就是不办事”。“为了房屋等等的补偿，鞋子都跑烂了，今天明天逢双休，下星期领导出差开会，下个月某干部去培训学习”，“有时移民站没有人上班，移民局又都在忙，‘过一段时间再说’”。“拆完房子他们奖励每人700元，把棚子搭好，每人奖励800元，其实就是那1500元的搬迁补助费；有一些是移民站拿到场平去发放，有一些是你自己到移民站去讨要”。“房屋补偿都难得到手，不用说别的补偿”。
有移民在写给政府的报告中有如下叙述：
“搬迁经费不落实，实物指标不兑现，水电不安排，道路坑坑洼洼，农民衣食住行不关心，年到三十无人问，情况反映无人理”。
搬迁之前，移民们为了价格，为了场址，为了新增、遗漏；搬迁之后，移民们为了新增、遗漏，为了兑现……册亨移民与龙滩库区其他几个县一样，曾有无数次向各级政府反映，甚至请愿。
2007年1月（农历腊月十几），册亨坝恩、纳牙、打宾、路吉、平华、百口等等各地移民有上千人陆陆续续到县府门前聚集近一个星期，移民们只是静坐，并没有像一年前2005年9月天生桥库区巴结移民在兴义市政府门前搭棚烧饭。
册亨小县城是一个小盆地，只有07末08初凝冻时结过冰，冬腊月很少有‘刺骨的寒风’，不过冬腊月夜晚在室外，这些世代居住在红水河沿岸的移民们还是冷得打哆嗦。有些到旅店过夜，有些聚在一起到某个角落蜷缩一、两晚上，有些实在受不了，打道回府。好几天过去，县府、县移民局领导没有人出来与移民见面，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出来解释什么，“你们想坐到哪时候就坐到哪时候”。
移民们熬不住了，
双江镇打宾村过力组村民王昌松当时没在桥上，“清场”时他在距桥约20米处老物资局门口，被从背后驶来警车上下来的公安一阵乱棍，随即又被拖到派出所审讯。王昌松怎样被打，怎样被审讯，他已经记不起来。只是同去的村民说在派出所时他休克不省人事，送到县医院，县医院检查后认为伤势太重，需转院治疗；当晚王被送到百色----安龙联合医院，又因王的头部流血过多，联合医院不敢接收；王又被转到黔西南州医院治疗。
三个月后即2007年4月19日，册亨县双江镇党委书记到州医院找院方，让王出院，他们把王拉上车送回册亨。因医院不给伤情证明，王及其亲属都无法说清王哪些部位被打，伤情如何。
王昌松的亲属没有支付医疗费，也没有什么出院证明，那些都是县府或镇政府去办理结账。住院三个月的生活费自理，不可能有什么误工费之类，村民集资派人护理，乡亲们前去近200公里外州医院探望，其往返的车费、食宿费当然全都自掏腰包。
过力组被打伤的还有王昌辉、王阿克等，其他村寨被打伤村民的情况不得而知。
王昌松40多岁，我问他时，常常都是旁人代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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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谟
望谟是龙滩库区仅次于天峨、罗甸第三大淹没县，搬迁人口有近15000人，主要淹没有昂武乡、蔗香乡、乐园镇三大乡镇。盛产甘蔗的蔗香地处双江口对面红水河北岸，是望谟至广西必经之路，又是王海平烈士（蔗香板陈人，右江起义后曾与邓小平的部下及共产党有来往，41年在贵阳被国民党枪杀。）的故乡，故更为有名。
龙滩库区移民最大不满之一是‘遗漏’和‘新增’部分没有得到补偿，‘遗漏’是99年中南院勘测时遗漏，也许是各地移民部门某些人有意把移民们的某些实物指标未登记造册造成‘漏落’，补偿兑现给移民是一张清册，而在移民部门又是另一张‘清册’，遗漏部分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予兑现。
‘新增’部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99----2004年四、五年间，某户移民弟兄长大成家，不得不分家，不得不在大房子周围搭一、两间偏房；也可能是某一间房原是土瓦，年久失修要垮塌，不得不买砖加固变成砖瓦；或是人口增多，不得不到荒坡上开挖一、两块地种玉米、栽甘蔗……
另一种情况是为了得到补偿，到江边大面积‘承包’土地，‘抢种抢栽抢插’一些龙眼、荔枝、板栗等果木，树还是苗，甚至有些只是枝丫。
我们是时代怪就怪在应该得到补偿的在公布表上没有，不应该得到补偿的却几十万上百万从移民部门那儿领走‘补偿’款。
2005年6月，因补偿价格、遗漏、新增等问题没有得到答复，蔗香村村民堵路，派出所打电话，从县城调集公安民警、武警中队、预备役部队及一些单位干部职工三、四百人，“他们的人比我们蔗香群众还多”。武警与村民发生冲突，幸好未酿成大事故，一年后算总账。
2006年5月县府拨250万元给蔗香村作为新址征地费，因村长签字，几天之内这笔钱的大部分被“2002年、2003年抢栽抢种抢插荔枝、板栗等”的几家农户取走。村民们在乡政府开会时要求罢免村长未成，十多天后，刘县长、移民局局长到蔗香接待群众，当群众提到‘250万元’时，县长、局长不回答，村民就用凳子坐在路中间不让县长、局长离开，直到第二天早上。
两个多月后，蔗香赶集日，昂武乡几个移民被抓，带到蔗香集市游街示众。当日，蔗香老支书王丰宁、老村长苏国良、村民侬昌胜、侬昌姝、岑天修等11人被抓，侬昌胜、苏国良、班建学、莫正坤四人当晚被释放，其他人各被拘留15天，原因是“下一次你们还敢不敢堵县长的车”？
2008年6月，因田地、荒地等原因，打乐、渡邑、昂武、乐园、蔗香等村镇准备集中到县府静坐，因公安守在各个中巴车师傅门前，不准出车，蔗香群众步行40公里赶到县城，那时其他村镇的移民已部分散去。那一、两天，移民局、县府等很多部门不上班，来上班的一位移民局女干部说：“你们要多来闹才得，否则就像今天一样没有人来上班”。
三大乡镇之一昂武乡有一个大村子----渡邑村，渡邑村是红水河沿岸少见的每天都有中巴车开往县城的村寨。政府与移民向来不睦，为了改善双方之间关系，为了消融双方之间的隔阂，为了增进双方之间的‘友谊’，在2005年龙滩12·17堵坝事件不久后的第一个春节即2006年春节，望谟县公安局罗政委、保密局罗局长等驾驶贵E0650陆霸警车到渡邑准备召集村民搞‘春节联欢’。
春节期间搞晚会，搞一些小节目，唱唱卡拉OK，要是在城里，再合适不过。可是这是在中国大西南较为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寨。并且此时的渡邑村民，实物补偿价格严重偏低；叫他们搬迁，场平又还未建好，又没有兑现一分补偿；集体数千亩荒地不知村长、支书弄到哪儿，公布表上无影……数个月来，他们本憋着一肚子气，还唱什么卡拉OK！
村干部在广播上通知开晚会，有些年轻人就在广播上说；“让当官的给我们解释，要我们搬迁，怎么一分钱都不给”？双方僵持，于是有一些人拿石块砸车，众人又把陆霸车抬翻到公路边。
“这些‘暴民’竟敢砸警车？一定要杀一儆百”。次日来了许多公安武警，渡邑村有韦帮祥等8人被抓，王道兴等三人已逃走。
十几年前，我曾被以“破坏生产罪”“反革命煽动罪”拉到某地游街示众，进行公审、公捕。“游街示众”是毛时代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敌我矛盾的一种方式，当时我可以理解，毕竟那是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革结束也还没有二十年。2006年夏，渡邑村8位村民（其中韦国雨家三母子，母亲已经60多岁。）在赶集日时被拉到乐园镇、昂武乡、蔗香乡挂牌游街，与那些盗窃、抢劫、强奸、杀人案等等一起被宣布逮捕、审判。
县委常委、公安局何局长代表公安机关控告渡邑村民韦帮祥等“故意毁坏财物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县检察院也如此起诉，县法院以《刑法》第257条第二款“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韦等作出判决。
（2006）望刑初字第69号刑事判决书：
1 韦帮祥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06. 2. 3----2012. 2. 2）；
2 韦国兰判六年； 3 黄又来判五年；
4 韦国雨判五年； 5 韦陈虎判四年；
6 韦远波判四年。
民事部分：韦帮祥、韦国兰各赔偿1万元，
黄又来、韦国雨各赔偿7000元，
韦陈虎、韦远波各赔偿4725元（被砸车子损失45390元）。
韦国兰、韦国雨是两弟兄，其母亲韦妈丰雨关半年，王功学关半年；王道兴、黄朵、韦仕林未被抓获，“另案处理”。
‘毁坏财物罪’最高刑期为七年，他们这一帮渡邑村民两个判六年，两个判五年，两个判四年，判决也够狠的。公安机关抓人，司法机关审判，一般是不问原因，只要造成的结果。.车子本身只是一堆金属‘东拼西凑’而成，要是你砸的是一般的车子，照价赔偿就是；可是这辆贵E0650车子上多了一盏会闪会叫的红灯，那代表的是权力，你砸的不是车子，而是砸国家权力机关。韦帮祥等几个人砸坏警车，没有几个人认为他们不应该受到处罚，可是这不像是一张普通的判决书，更像是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复仇。
我不知道韦帮祥、黄又来等后来是否有稍许安慰，因为没多久，望谟县委常委、望谟县公安局法人控告他们的何局长因与黑社会有染被抓，判刑五年（县委书记也被判刑）；使他们数千亩荒坡草地不知去向的村长被抓，支书也不得不逃跑。然而，再抓五个十个，韦国雨、韦国兰两弟兄也欣慰不起来。
韦国雨两弟兄同住在一幢砖瓦房里，距375米水位线只有三、四米，他家属于淹地不淹房的‘单淹户’，田地被淹，旧房子又得不到翻新。父亲72岁，母亲65岁，两弟兄还在牢里，韦国兰又还未成家，只有韦国雨的妻子一人是家里的劳动力。
他家是‘单淹户’，没有后期扶持。田地被淹，补偿费又未兑现，即使兑现，一家人又能吃多久？韦家是救济对象，2008年一年得到两袋米共60斤，也即70块钱左右；三月份第一季度两个老人低保每人35元共70元；第二、第三两个季度每人各得75元共300元；2008年腊月二十几，我到他家时，两个老人、三个小孩一家六口，一年共得到救济、低保约450元。
韦国雨的母亲和韦国雨的妻子话到喉咙又被噎住，我不想再问更多。每当想起韦家的现在还是他家的将来，都会令人鼻子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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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业、田林
乐业县雅长乡各村各寨从前都是人少地多，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极为丰富，在红水河沿岸他们世代安居乐业。上世纪50年代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雅长林场，林场只是砍树，不占土地，大家也相安无事；到了80年代末，林场开始意识到土地的价值，乐业县左明聪县长大笔一挥，把雅长乡72万亩约480平方公里土地划归林场（花坪镇、逻沙乡有少部分；一任县长就可以划出400多平方公里，再有几任县长，整个乐业县就要被‘卖’完喽！），从此，“除了水田，连你们的屋基都属于林场，你们是林场内的农户”，为此，雅长百姓与乡府县府、与雅长林场之间冲突不止（雅长林场一节有叙述）。
龙滩水库水位上升，被淹的荒地荒坡究竟属于世代居住在那儿的雅长百姓还是属于砍树不栽树的雅长林场？
2006年8月----农历七月半前几天，带着以上等等有关移民的成堆问题，雅长乡尾沟村（乡府驻地）、百康村、三寨村、雅庭村等一千多移民有的乘车，有的走一天一夜，聚集到乐业县城门前请愿。
第一天有水，也可以上厕所；第二天自来水被断掉，厕所也被锁上，移民们只有买矿泉水或到别的地方找自来水，上厕所时就只有跑到车站。七、八月份乐业县城烈日炎炎，酷暑难熬，移民们在县府门前铺上席子，后来干脆架锅烧饭。七、八天过去，只有一、两个干部摸样出来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领导们都绕道后门，只有便衣在人群中穿梭，有些在远处摄像。有一位名叫王和志的60多岁退伍老人过来愤愤地说：“政府不关注农民，来了这么多天都不接见，这样的政府应该被打倒”，随即被便衣抓走。
到了傍晚，三、四十个武警强行从人群中冲出来，与外围的公安、官员干部乘车返回。
雅长乡集镇新场址征用土地350多亩，大部分属于百康村巴扛屯，有一部分属于伟兰屯。除了5.5亩水田补偿、青苗补偿及蒙亚古等四户搬迁费、房屋补偿外，350亩土地补偿一分不给（场平一节有叙述）。2006年8月14日，雅长乡几个村寨男人们到县府静坐请愿，第二天百康村巴扛屯的妇女们到新场址丁书场平问土地补偿费。没有结果，近百名妇女坐在工地上不让施工（那时场平已经开挖了一半多）。8月16日，县城各单位及武警、公安乘坐数十辆车，约有200多人，有些堵在邻近各村路口，以防其他村组前来声援；有一部分手执盾牌、警棍，冲到妇女群中一阵乱打，许多妇女被武警提着皮带、衣领，‘掀丢’‘甩丢’，十多名妇女受伤。
妇女们被遣散后，受伤妇女的亲人们到处找车，准备送往乐业县医院，因公安堵路，不准车辆开往乐业，只有陆美莲、韦细梅、罗金虹三位妇女伤势过重，放行一辆出租车送到县医院。有人去告知还在县府门前静坐的男人们，大家你二十，我三十凑钱交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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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业县雅长乡集镇与田林县百乐乡集镇从水路还是陆路都只有20多公里。田林县在375米水位线下几乎都是百乐乡，百乐乡百乐街和八洞村被淹没，搬迁人口3000人。田林县百乐乡有近30万亩土地被划归雅长林场，被淹的荒地荒坡补偿是给林场还是给当地原住村民？政府没有通告，没有明确，至于那些遗漏、新增是否得到补偿，他们也无暇顾及。“有一个地方落脚是重中之重”。无论是八洞村移民还是百乐街移民，这几年他们围绕的都是“宅基地、场平”唯一主题。
八洞村移民集资近十万在‘独岛’开挖场平、搭建临时住房，结果被县府开着挖机把那些临时住房全部铲平，并且派人守住路口，不准八洞移民进入该岛。八洞移民只能搬到政府指定的益来分场或板干移民点。
一项工程的开工或竣工都是值得庆祝的事件，都要举行典礼。益来分场在铲平‘独岛’场平后即举行开工典礼，八洞移民没几个人在场；板干移民点开工典礼有数百人参加庆祝，那些群众要么是县、乡各部门的干部职工，要么是没被水淹的板干村村民，这些村民事先被‘教诲’，‘如果有记者（或通讯员）问，你们就说你们是百乐街移民’。移民点开工典礼没有移民参加，如此寒碜，就不要办什么开工或竣工典礼了嘛！
八洞移民去不了‘独岛’，60多户移民不得不到益来分场暂居。花几十万补偿芒果，花几十万推场平、打保坎、围上铁栅栏、还在斜坡上喷水泥砂浆，结果没有一户八洞移民留在那儿，“一点面子都不给”。花数十万建的益来分场场平，只留给几户林场职工种瓜种豆。八洞移民实在没有去处，有90户搬到近30里外的板干新集镇移民点；余下30户在凤凰山临时居住点里已经住了三年，他们不动摇；380多户百乐街移民只有10户搬到政府指定的板干新集镇场平。
在这一场为了宅基地，为了场平，为了子孙后代的家园而进行的抗争中，百乐街移民似乎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百乐街移民抗争所取得的成果就是在他们“那掌坡”建场平，结局就如‘场平’一节叙述，除了结局，百乐街移民抗争的过程也值得人们记忆。
电站计划在2006年10月下闸蓄水，只有两个月，百乐场平还没有动静。百乐街移民不愿到板干，多次抗议，县府也曾口头许诺在那掌坡建场平。一边点头称是！是！是！，一边就派工作组每个队员负责动员5~6户移民，极力游说他们迁到板干，还写有“致移民的公开信”，“公开信”里说：“搬到板干每人可以得到1亩水田”。只有8公里远的板干村的底细，百乐街移民们都清楚：“即使我们不去，板干村民每人都没有1亩水田”。
无论是雅长乡移民到县府门前搭棚烧饭，还是百乐街移民去砸乡府的窗子、家俱、掀翻小轿车，这笔款早晚要报账的。
九·一三事件
八、九月份红水河沿岸，人们睡觉都不用盖被子，无论男人、女人，只穿内裤就躺在草席上过夜。被从床上拖出来的男人们都光着臂膀，妇女们也几乎来不及穿外衣，两个人反扭双手押出房间，押出大门，另有人扯起床单给她们裹住身子，家属们就提着衣裤追到半路或追到车上拿给她们。被拖被扭，被踹被踢免不了。
亲人们被抓走，村民们都围上来用石头和武警对打，但手无寸铁的村民哪里是握盾牌、持警棍的武警、公安的对手，尽管实力悬殊，村民们并没有散去，与留下来的武警、公安对峙。天亮没多久，从田林县百乐方向驶来七、八辆军车，车上都围上线网，每个车上有二、三十名头戴绿色钢盔的边防军，虽然他们都没下车，但军队出动，村民们各自散去。十多分钟，余下的武警、公安及赶来支援的边防军朝乐业方向驶去。
两天后9月15日，大搬迁，只要家俱搬完，还没来得及拆下一些木枋子、檩条等等可用的材料，整幢房屋立即被政府用挖机铲平。已经没有人敢吱声了。
有些人被抓走时车内车外都被踢打，到了看守所被提出来审讯也不轻松，有的人被铐吊在窗条上，有的人被铐在球场球架上，有的人被铐在路旁的电杆上。公安在提审尾沟村村民时：“你们那地方的人太跳，必须杀鸡给猴看”。
王丰传每天早上被从看守所提出去，晚上天黑才回看守所，差不多每天都被提审，共11天，有9天被打，直到案子移送检察院才免受皮肉之苦。王丰传的亲人们为了能保他出来，请律师等费用花了约16000元，最终王丰传被以“妨碍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其他近40个男人和女人们，有的被关15天，有的被关几个月不等。2008年8月，王丰传已被释放一年，与他闲聊时，他反应有些迟钝。
几乎在同时，距雅长20多公里外的田林县百乐街，惊人相似的一幕。也有数百名武装警察、防暴队、公安、预备役（盾牌上标有‘百色’字样）把百乐街包围住，一些全副武装的警察冲进去抓人，情形与雅长尾沟没两样。百乐街有41人被关进看守所，有5人被开庭审判，开始是以“冲击国家机关罪”，后改为“毁坏财物罪”，5人各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
民事赔偿部分由百乐街村民集资，共赔偿玻璃窗、‘猎豹’车、家俱等‘损失’73000元。
九·一三事件后一个月，广州记者杜海明撰文《广西百色市田林县移民的血泪控诉！》有较为详实的记录，现全文转载如下：
壹
不考虑民意的移民方案
百乐村群众的集体搬迁意愿是往原居住地后靠旁靠。民以食为天，土地是民命根子，群众考虑的是搬迁后仍然有利利用附近的山地发展种养维持生计。群众深刻地描述远迁到十几公里外的板干村的弱点：“以后我们死了还要买人家的地皮埋。”好象群众是鸡鸭猪牛马一样，爱赶去哪就赶去哪？群众的柴米油盐，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责任山地。弄虚作假戏弄广大人民群众，违背事实真相，勿视民权民意，抛弃社会责任，县、乡两级政府谎报政绩欺上瞒下的汇报材料，是造成自治区和中央了解不到移民工作真实情况的一大原因。
贰
有理有节的集体请愿
移民新村，是关系到移民子子孙孙、祖祖辈辈的生存生计问题，移民群众能不重视吗？不是住几天几月就走的呀。就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心人民关心国计民生一样，嘱托后一代也要关心民生民存，发扬民主，倾听民声，重视民意，然而今天却是在强奸民意。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过去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强迫移民搬迁到不适合移民去移民不愿去的地方，移民自然要请愿抗议。为了引起县、乡政府的重视，集体请愿群众贴标语、喊口号，拥护正确政党，支持龙滩建设，打倒贪污腐败，反对强奸民意，争取民众自主选择适合民众安置的搬迁地址。开始时，县、乡不理不睬，群众则停止给乡政府供水供菜。直到经过多方努力，县、乡政府才和群众达成“尊重群众意见，重新考虑群众自主选择搬迁地”的协议，群众也恢复了乡政府的一切供给。
叁
被激恕群众的过激波
当年人民群众和共产党一道打生打死，今天竟有共产党党员干部把人民群众当作国民党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来对比，把移民群众喊成“纸老虎”，民能不愤？民能不怒？移民几千人口，县、乡选址不考虑民意，移民方案不为移民考虑长远，在此搬迁困惑彷徨时刻，民众能不有过激愤怒行为？工作队的话，就像插火柴点火烧山，一根火柴点火烧遍满山。2006年9月6日，群众自发到乡政府集体请愿时，和驻乡政府的县、乡工作组发生争吵冲突，愤怒中的群众打坏乡政府的小车和一些窗户玻璃，打坏几块门板，还砸了几个常说话挑怒群众的干部职工的家具。再说乡政府被打坏的小车，是新近百乐乡府花20万元从南宁买回的三菱式“猎豹”轿车。20万元，一个小小的乡府领导，享受20万元的高档小车，钱是从哪里来的呢？20万元，分分厘厘都是纳税公民的滴滴血汗！20万元，多少纳税公民滴的多少血和汗啊。
在移民工作矛盾突出的搬迁时候，一个小小的乡领导购置起如此豪华的小车，整天开着飞去飞来，来来去去飞过移民身边，早已成为群众的眼中沙心中恨，从一开始就成了引起群激群愤的导火索。加上县、乡工作组经常在移民大庭广众下在饭店用移民经费开支大吃大喝，移民群众能不愤恨激怒？移民工作还没见成效，就在移民群众不同意迁往的荒山里抛撒移民资金，建起气派高大的永久性建筑作临时指挥部，能不激起民愤？乡府拥20万元高档小车埋下导火索。县、乡工作队有人又把群众比作“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和“纸老虎”，是插火柴点了火。强奸民意的移民方案和移民中的各种补偿安置问题就是火药桶，县、乡工作组自己点火引爆火药桶，一切责任都推给移民人民群众？强奸民意，滥用移民经费，耍威风，抖权贵，污骂民，有没有责任？
20万元是纳税公民的钱，怎容一个小小的乡领导如此挥霍？群众中流传着这么两个故事：一个是美国总统吃自助餐，一个是美国总统公费购买一张座椅须经议会讨论开支。
肆
打压前昼的再次大欺骗
伍
惨无民权人道的打压
天亮时，被抓被逼跪地的群众被手铐串联铐到乡政府，有的赤条条连衣服裤子都没给穿，男女群从铐在一起，屙屎屙尿都用荷枪实弹的武警跟着，家属帮送点饼干矿泉水都不给吃，拒绝家属靠近——多像奴隶主对待奴隶。
其中有两户是正在部队服役的军人家属，父母双亲都被抓铐到乡政府，军人母亲全身只给穿一条三角内裤，几近赤裸，辱人之甚天下少有。后来还是母亲打电话给军人儿子，军人给部队打电话到县、乡府，才救出惨受迫害折磨的双亲。二十一世纪，此情此景，移民群众说，比日本鬼子对待战俘还惨，比当年的国民党蒋军政府对待战犯还甚，即使是犯法的犯人，也有人权，不能随意贱踏啊。
此情此景，当载入中国现代史史册，当成为世界民族发展史里的一页，长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
是向人民群众抖恶势显威风？还是是报复群众一泄怒气为快？被抓俘的42名群众被铐往县城了，结果不得而知。人民群众犯上小犯，是犯天规厉法，贪污挪用20万、200万、2000万、2亿，尚有人逍遥法外。滥用纳税人资金，大腐大败，无罪无责。对待人民群众像对待敌人，以“打击一撮”为幌子，以威吓一方为目的，擅自调动武警公安，黑恶镇压群众，是法制社会？出动大批武警公安以法西斯手段镇压群众，为被打的20万元小车报仇？为被激怒愤民难众打的乡府人员报复？纳税公民群众是多么的弱势无助。百乐群众妇女儿童见到如此多的武警公安竟如此打压群众，眼泪涟涟，是委屈？是害怕？是感激？还是仇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五星旗，国歌，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老百姓群众，纳税人，民权，人道，被一串串心泪浸湿！……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万传亿！一日传，十日传，百日传，千日传，万日传，传万里！
陆
盘点公私分明的小账
打坏乡府小车和几个干部的家具，干群冲突中打伤的几个工作人员，物质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损失都由县委书记表态，由“公家”拨钱补偿“旧货换新”。群众打坏的乡党委政府的两块门牌，却是夸张汇报时“大做文章”的好材料，提起不过10斤上下，制作不过100元左右，不用提公私财物赔偿，但却可借此把天大的如山重罪“冲击国家机关罪”扣压在群众身上。问一问百乐群众，有谁主观上有以“冲击国家机关”为目的的主观意识？强加意识荒不荒唐？百姓群众冤屈往何处申？百姓群众的苦难向何处诉？乡府公私损失有赔偿处了，几百户群众的物质精神损失，有什么人赔？！！……
打坏乡府门牌，举例子就是：有原本是朋友的一个农民和一个警察在下像棋，因走棋问题发生争吵，后又互相推拉撕扯起来，农民无意中扯坏了警察的警徽，警察则扣其农民朋友“蓄意谋杀国家警察罪”，并纠势上法院动用了法律。警徽，就是警察？扯坏警徽就是蓄意谋杀警察？同理，乡政府门牌就是乡党委政府？打坏乡政府门牌，就是蓄意冲倒乡党委政府？老百姓群众在一时群情激愤下胆敢有推翻党和政府的遐想？马毛是马？拨损几根马毛，马上就是意在杀马？！群众针对的对象的是“移民问题”，不是针对“乡政府政权”。群众因各家各户自身利益“自发”集中请愿，不是“聚众”冲击乡政府。县、乡工作队虚假汇报材料中的“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纯属扣帽诬陷。县、乡工作组的目的不言自明，若汇报成“自发”，则无头可捉，汇报成“聚众”，则有头打压，“杀一儆百”打头压众的蠢策暴露无遗。
打压过后，群众躲的躲，逃的逃，有家不敢归，有亲不敢探，妻离子散。在家的也是日夜提心吊胆，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做不好工，怕同样的打压再次袭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鉴朝来朝往，覆辙大同小异。中央知道了，会作何指示呢？中华打黑第一枪曾从整饬原黑恶百色市公安局开始，人民群众多盼有一个公道的世道。夸大事实，强加意识，扣罪打压，群众抬不起头来，求苍天睁眼主持公正。
打压过后，公安局还在四下追打通缉迫案无辜群众。所有被抓的人都是先抓走，后才补发传唤证。众多群众反映，公安在围攻群众中，除踢、打伤无辜群众外，还捣坏群众的门、家具，抄了群众的家。好多无辜群众被抓到田林县公安局关押审讯放回后，都一致揭露，公安局为了获供，以饥饿、铐蹲、剃头牢禁、吼骂踢打、裤带鞭身等刑讯手段对待群众—群众身体和精神都受伤害摧残！！谨求社会各界仁君人士、律师贵宾、作家记者、宗教慈善组团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百乐乡百乐街采访群众，即知一切真实内幕和事实经过，把消息向全社会发布，为无辜老百姓伸冤，为受难受屈的移民群众申诉，揭露地方专政黑幕伸张正义，揭露官僚腐败黑暗腐朽的“土皇”专治本质，百乐街几百户老百姓的灾难就是铁的如山证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林县百乐乡
百乐街全体村民移民群众
要是邓老爷还在世的话，他一定会到百色市田林县、乐业县走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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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甸
贵州罗甸距省府贵阳只有160公里，80年代我还在念书时听说贵州农学院一位女教授到罗甸发展早熟蔬菜种植，此后的二十年，罗甸是省府贵阳主要的菜篮子基地。早熟蔬菜如辣椒、茄子、瓜类、豆类的种植因此推广到红水河流域地势较低的乡镇。
罗甸城郊或是一些乡镇，水田一年可以种植两季蔬菜和一季稻谷，有些一年四季都种植蔬菜，因早熟蔬菜都销往省城贵阳、还有重庆、成都等地，菜价较高，按2005年价格，每亩水田年收入有4000----5000元。据《土地法》第五章‘建设用地第四十七条’：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及安置补助为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10----16倍，也即最低40000元，最高80000元。2006年调概前“罗甸城郊菜地才18460元/亩，罗甸水田8406元/亩”，远远低于《土地法》‘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16倍。
因为龙滩水电工程即将淹没的实物指标补偿价格偏低，勘测时遗漏，移民局、移民站公布实物指标时又隐瞒面积、数量，县乡各机关干部职工伙同某些村干或个别村民侵占农民土地以及场平选址没有征求群众意见等等，在无数次反映、抗议没有结果，2005年农历3月，库区涉及的几个乡镇羊里镇、凤梨乡、大亭乡等数个村寨两千多人（几乎每一家一人）涌到罗甸县城。移民们拉横幅、打标语、喊口号“反对腐败”、“还我移民公道”、“支援龙滩电站建设”、“共产党万岁”……
白天，县城各处的小饭馆，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移民；到了晚上，有的住进旅店，有些在街边某一个角落挤成一堆，有些则跑到移民局大楼大厅内。
移民们在县城里游行了三天，没有领导来接见，3月20日正是赶集日，移民们更多，“他们一个都不管，干脆把这些东西砸了算了”，移民局大厅内的桌椅、沙发被砸。最终移民县长露面说：“你们的这些要求我们不能答应，你们想告就随你们告，告到哪儿都告不翻”……于是，几天后，两千多移民向省府贵阳进军。
往贵阳方向的客车都不准载移民，移民从罗甸都是步行出发；临近各县公安、武警也在各处设卡围堵，移民们就分成几路。一路从罗甸走到平塘，从平塘走到都匀----黔南州首府再乘车到贵阳；一路从罗甸走到长顺，然后搭面包车、的士等到贵阳；一路从罗甸走到惠水，从惠水走到贵阳，有些甚至从惠水又返回长顺，再从长顺到贵阳。
移民人数众多，目标大，沿途免不了与各地公安、武警发生冲突，因此，只要看到远处有警车，移民们就绕道山上，从树林里、从田地里穿过，三天后，他们大多已经赶到省城。
在省城大街上，突然出现一大群一大群皮肤黝黑、头发蓬乱、疲惫不堪、衣衫不整、一手提着饼干袋、一手握着矿泉水瓶子的农民，几十年来也许是第一次。几百上千人走到每一条大街，人们都投以同情的目光，毕竟他们都是从几百里外的乡旮旯到省府上访告状的农民。无论是人群还是车辆，无论是货车还是客车，都闪到一旁让他们先行。
他们先到晚报社，没有人理会；后到贵州省电视台，电视台也没有人理会；他们又到省政府。省府大厅、省府门前广场聚集两千多移民。坐了许久，有人出来叫移民们找一些代表，共有6名临时代表进了接待室，受到省级领导接见：“你们的问题我们会认真考虑，一步一步来，我们要等主要领导来开会，以后一步一步解决嘛”，“你们先回去安心搞生产，政府是绝对不会不管你们农民的”……
两千多人，历经三天，长途跋涉三百多里终于见到省级领导，虽然没有什么结果，至少省级领导说的话比罗甸县领导要甜一点。移民们到省城上访的目的也只是想让上一级领导知道下面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他们本来就没抱多大希望。其实你以为上级就不知道吗？他们清楚得很！上访的那些原因有些本来是由于上级或上级的上级造成的，移民们都蒙在鼓里；即使那些原因全由于下级政府造成，只因到处是伤疤，上级部门也医不了，兴许他们的伤疤更大呢。
移民们不能久留，住旅店要花钱，即使众人挤在街上过夜（在罗甸没有人干涉，到省府可不行，丢人现眼，老外会看见。）不花钱，也不可能饿着肚子啊！这么多天他们身上已经所剩无几，省府不可能养你，养也养不起。第二天----大约是公历5月9日下午，省府从汽车客站调集六、七十辆大巴车，把2000多罗甸移民送回。
25天后即
王两兄弟没有到过衡阳县公安局，没有到过衡阳县检察院，没有见到起诉书，也没有判决书。王万昌到衡阳县法院开庭三次，第一次有公诉人、审判长、陪审员、书记员；第二次换审判长，没有公诉人、没有陪审员、没有书记员；第三次有一位刘姓女副院长，还有一位也姓刘的书记员。第三次开庭当天下午五时，刘副院长又找王万昌说：“你不能怪我们，你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是你们地方政府带你过来，因为你带头上访”。第二天早上即2006年1月2日，衡阳县看守所打电话给王万昌女婿，接他出狱。
王万益关了4个月，在王万昌之前出狱。王万昌只有‘刑满释放证明书’，正本是‘字[2006]06号’，他拿给我的副本没有填号。上面有“因犯诈骗罪于2005年11月2日被衡阳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自2005年6月3日至2006年2月2日”。 2005年11月下判决书，2006年还在开庭调查审理，的确有些滑稽。
给王万昌填写‘刑满释放证明书’的干部也‘太粗心’，先写‘2006年’，后又改写成‘2005年’；先写‘6月八日’，后又改写成‘6月3日’；‘服刑’上的‘服’字我都差一点认不出；本来是2006年1月2日早上释放，证明书的日期也是1月2日，可后来又把‘1月2日’改为‘2月2日’，证明书里王服刑8个月，他只被关了7个月，要是法院或看守所不仁慈一点，关他到2月2日，那已经是农历正月初五喽！
我是第一次看到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田林县有关7个月）。王应该回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当王到罗甸公安局时，某副局长拿给王1500元，也许算是“冤狱费”之类吧，但王没有接受。
5·28 事 件
移民们传：2006年5月28日，龙滩水电公司的领导要到罗甸羊里镇，红水河上游乐业、望谟有些移民乘船赶往羊里。政府从平塘、长顺、惠水及黔西南州望谟、安龙六个县调集公安、武警及罗甸县机关干部官员等近千人（龙滩12·17事件后太敏感）到罗甸羊里搭棚驻扎。公安在羊里小学办伙食点，防暴警察在砖瓦厂办伙食点，官员、干部在“海事饭馆”就餐。各地公安、防暴队驻扎的三天中，从上游、下游来的船只都不许靠近羊里，羊里镇的村民也不许出门，“那几天太恐怖了”！三天后，其他县的公安、武警撤走，只剩下罗甸公安。
过了几天，有邻村的羊子进入羊里村一块争议地里，羊里村民把羊子逮着拉到镇政府望政府解决，政府不处理，羊里村民就把这几只羊杀掉。“终于被逮住了尾巴”！公安立即把参与杀羊的9个村民抓走，村民即上前去找公安评理，随即与公安、武警发生冲突。村民抓起建房用的石块扔过去，把盾牌砸坏，把救护车砸坏，武警则提着警棍、盾牌追打。村民们把石块扔完，四处逃窜。武警有两人受伤，羊里村民有5位妇女被抓走，下午放回。杀羊的9个村民中，组长被关一年，其他的有4个月、有半年。
罗甸羊里镇----红水河镇终于平息了。我不认识组长，没有时间去找他。当年为了移民事情冲在前面的身强力壮的韦光祖终于有力无处使，没有了田地，他到湖南打工去了；见过省级领导，在湖南被关了7个月，年纪不算老，但身体不够硬朗的王万昌，到广西替人放羊去了。
人人都要找事做，人人都要养活自己，养活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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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峨
龙滩电站也即天峨电站，距大坝不远的向阳镇是整个库区最大、淹没最严重的乡镇。正如红水河一、二级水电站----天生桥电站的巴结移民，四级电站----龙滩电站向阳移民是库区的晴雨表，补偿种类、补偿单价等等都是“以向阳为参照”，各地移民可以“看看向阳人怎么做”，向阳人就不得不自己思考“我们该怎么做”。
因为补偿单价太低，因为遗漏，因为错名错姓，因为场址等等问题，向阳群众曾拟出“库区移民十三点问题”，交到镇、交到县、交到河池地区、交到自治区，没有结果。十三点问题中大多数是地方各级政府可以解决，而少数问题如单价，则必须由中央政府决定。2003年11月5日晚，大江截流在即，向阳数百名群众准备到县府请愿，到大桥脚，与从河池市、天峨、南丹、罗城等地调集来的一、两百名公安、武警发生冲突。群众往前冲，武警用警棍打，有11名向阳群众被打伤，连伤员共有20多位村民被抓到县武装部，伤员留在武装部，非伤员被转移到县职业中学。
次日即11月6日，向阳村民聚集县城。先到职中，再到武装部要求释放被抓的村民，抬着伤员游街到县府门口，然后送往医院。7日、8日，群众继续在县府门口静坐，8日中午，渐渐散去。向阳村民涂大华是当时组织者之一，他父亲因此被停发半年退休工资。
2004年正月十五刚过，
三人在海淀住旅社，又被海淀公安把他们交给已进京的天峨县公安，他们死活不返回天峨，“如果我们不能把材料上交，怎么回去见向阳的父老乡亲，死也要死在这里”。天峨公安等了他们十天，直到人大、政协两会结束。3月14日，三人到大唐公司----龙滩水电站业主等了三个小时，交上材料；到国土资源部，国土部让他们去找水利部；到水利部时，接待他们的两个三十多岁的干部酒醉醺醺哀叹：“贵州的比你们还多”，他们没有收下材料；逢周六、周日，他们又等了三天，星期一早赶到国务院信访局，递交材料时，一位50多岁的女干部不看材料，“不仅是你们广西，中国哪地方都一样”，女干部没有给回执单。
向阳村民涂大华2004年3月2日到北京，3月22日返回，共在北京呆了20天，住的几乎都是地下室。听说那段时间天峨曾派数十名公安到贵阳、到北京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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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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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水河一、二级水电站----天生桥水电站97年水田补偿价格是8955元/亩，那时的肉价3元/斤，等到巴结中心村2005年底领到这笔补偿款时，肉价已经是8元/斤。2006年前龙滩库区各县发放的移民宣传手册上水田补偿价格大抵上和十年前天生桥库区相当，8000多元/亩。物价已经翻番百分之一百多，补偿价仍是老价格，不仅库区移民认为补偿价格太低，地方各级政府也觉得低，可没有相关的指示精神，他们也只能这样订出价格。
各地移民无数次到地方各级政府反映，还反映到自治区首府、省府，直至国务院；地方政府可能也写一些报告，也可能向上反映。不到十个月就下闸蓄水，下闸蓄水就不得不搬迁，反映没有结果，“价格不调整，我就不搬迁”，说起来容易，不可能做出来。到时候不搬，公安武警会出动，有谁敢违抗？你不拆房，就像雅长尾沟村，挖掘机帮你拆；你搬得慢一点，就像双江镇打宾过力组，一把火把木枋、板皮烧掉；你要“等我把房子建好再搬”，就像巴结镇中心村者安一、二组，上游电站冲洗大坝，下游大坝关闸，库水慢慢往上涨，人可以逃出，财物一下子搬不完，随水漂散。没有人敢用生命、没有人敢用财产作赌注。
中国有工会，工会究竟是代表政府、代表工厂、代表公司还是代表工人？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能找出不同的证据论证其结论。中国没有相应的‘农会’，即使有，也不能肯定‘农会’就一定代表农民的利益。中国农民的一切，大多都是政府说了算。当农民万般无奈时，他们会作出一些反抗，反抗的“终极方式”是静坐、游行、堵路，至多不过如贵州瓮安2008年6·28事件烧汽车、烧政府大楼、烧公安大楼……
龙滩库区水库淹没涉及两省，五个地州市，十个县，49个乡镇，234个村，873个组，搬迁人口8万余人。2005年12月14、15日，红水河及各支流沿岸将被淹没的各村各寨移民陆陆续续到天峨县向阳镇聚集。
沿途各地公安堵截，贵州的车船不准南下，广西的车船不准北上，移民们大多都只能靠步行。向阳镇各村屯沿河、沿沟，走小路数个小时就可到向阳，北岸的坡节乡就要走一天。从大坝往上至下老乡，这一段水路关卡少，罗甸大亭乡、凤梨乡、茂井镇等移民可以乘船往下，或坐面的----面包车，坐了几公里被卡下车，走几公里又坐车，坐一段，走一段。乐业、田林、望谟、册亨移民乘船或坐车到罗甸羊里，羊里有上百名公安设卡，移民只有下船下车，有些移民绕山走过，有些移民与公安推撞，开始时公安放警犬，移民拿石块准备围攻，警犬被拉走，移民们硬闯过去。
几千移民从罗甸羊里出发，沿途公路几乎被移民挤满，移民只让开往向阳的救护车通过，不让警车通过。从羊里到向阳一路上，人越聚越多，路边的粉摊、小卖部已被政府勒令关闭，不准卖东西给移民，有一些在公安走后把铺子打开，没几分钟，货架上的解放鞋、货架上能吃的东西立即被一扫而光。
半年多前，罗甸2000多移民到省府贵阳请愿，他们走了三天，所幸路途几乎都是柏油路；而各县移民到向阳、到龙滩是往乡下，走的是马路、是毛路、是乡村路。路上的小石子被碾成粉末，荒坡被踩出数条小道，小道被踩出大路，公路上坑坑洼洼被踏平。2005年12月14、15日恰好是农历冬月十四、十五，月亮正圆，半夜里有些绵绵细雨，不过黑压压的人群就是一把大伞，雨滴根本就掉不到地上；冬季没有大风，不过大队人马一齐向前，犹如一把大扫帚，扬起的灰尘就是沙尘暴。
从羊里到下老，从下老到燕来，从燕来到向阳，以及各地来的各条道上，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路边草坡、灌木丛、大树脚、大石块上，只要是稍稍干燥的地方，管不了那么多，随时都看到有人露宿，有人躺下作短暂休息，有些带有被单，索性裹上睡一小觉。在有水的地方，偶尔还看到有几个人带上锅在那儿煮面条。
只要脚步稍慢下来，就会有后面的人超到前面；你稍作休息，又可以急步赶到他人前头，你追我赶。白天大家忙于赶路，相互间也大多不认识，都不说话；到了晚上，更是静悄悄，只有嘈杂的脚步声，偶尔“哎哟”一声。有人提着包，有人拄着拐棍，有人背着被单，有人背着锅、碗，他们像是去野炊，像是夜行军，更像是到圣城麦加朝拜。
有人走了几个小时，有人赶了十几个小时，从羊里出发的有一天一夜甚至三十多个小时，15、16日，一万多名各地移民终于赶到向阳镇。加上向阳镇移民，向阳镇各机关以及从各地来的便衣民警，形形色色，突然聚集两万多人，是小镇上自盘古以来最壮观的一幕。
小街上，小旅店里，小饭馆里，到处都拥挤着人群，有些人因连续走二、三十个小时，又饿又乏，就在农贸市场的案板上、水泥板上躺下。向阳居民杀了两头大猪，蒸了上千斤大米，摆到街上招待各方来客。镇政府却把自来水闸关掉，移民们就把镇政府团团围住，只好又开闸供水；向阳居民杀猪蒸饭煮菜招待，移民们很感动，罗甸移民就写了感谢信贴在墙上，便衣民警就上去撕掉，愤怒的移民们又围上去，便衣民警又只好重新贴上。在向阳，还有人拉着横幅、喊口号：“打倒腐败”！“还我移民公道”！……16、17日，一万多移民浩浩荡荡从向阳出发，走三个多小时到龙滩大坝附近聚集。
大坝到下游15公里的天峨县城有两条公路，沿江南、北各有一条，两条公路在大坝下游几百米处有一座大桥连通。移民们没有进入坝区，聚集在大桥南面的公路上、山坡上。除了移民，南面还有一些便衣警察，还有武警，“路上、山坡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就像蚂蚁一样”。大桥北面有地下厂房，有两、三百名持盾牌、警棍、戴钢盔的防暴警察坚守。
开始时移民在南，防暴警察在北，双方僵持。向阳移民用车拉来柴、米、锅等，准备在那儿烧饭，司机立即被武警、便衣抓走，龙滩公司又断水，于是双方发生冲突。南岸的移民扔瓶子、扔石块，防暴队冲上来打，移民后退；后面的人又扔瓶子、扔石块，防暴队后退。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如此反复。有一个人从大坝脚走上桥头（估计是民工），武警以为是移民，冲上去一阵乱打，移民们看见那个人立即被戴上氧气送上救护车拉走；当防暴队在桥上与移民对打时，有一个移民站在桥中间高喊：“不要打！不要打！”，移民以为他是叛徒，向他扔石头、瓶子，他也被抬上救护车拉走；有一辆准备开往天峨的中巴车，因路上人太多停在桥边，武警以为那是运送移民，上去一阵乱砸，车窗等都被砸坏，另外还有好几辆摩托车也被武警砸烂。
到了晚上，望谟、册亨、罗甸、乐业等各县县府开车到大坝接人，广播上“××县移民在××处集中”，另外，广播上数次广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现在要开始清场”。17日晚十一时、十二时，开始清场，大批防暴队冲过桥，与南岸的武警、公安、便衣对停留在南岸的移民一阵乱打，喊声、叫声、骂声混成一片，移民们四散奔逃，约两个小时，清场完毕。有一些已到各县指定地点，有一些唯恐政府迫害，逃到山上躲了一夜，第二天悄悄溜走到别处赶车，甚至有一些身上没钱，连夜赶路，步行数小时或数十个小时返家。第二天即18日，附近的一些移民又一次到大坝聚集，又渐渐散去。
移民不是一个集体，她只是一个群体，她们只是因为不满，因为无奈才聚集，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没有什么行动计划，跟着感觉走，因此，全副武装的防暴队、武警、公安能以一当十。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为了预防农民暴动，如百色市田林百乐、乐业雅长9·13事件，公安、武警进村搜捕，挂着线网的军车在不远处警戒，12·17也不例外。除了有些移民看见“约有六、七百名武警、公安”外，乐业移民、册亨移民乘车返回的路上，半夜凌晨四时左右，“看见十几辆军车从南丹开往天峨方向，其中七、八辆面包车，里面好像是特警，一辆装甲车，约有五辆大卡车，前面是士兵，后面还有拖车，估计是南宁军区的军车”。其实没必要如惊弓之鸟，没必要那么兴师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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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动公安、武警去平息、镇压百姓的静坐、请愿、骚乱，倘若是为了维护现行体制的“崇高目标”，出师未必正义，但有人能理解，‘毕竟哪个阶级都要维护其统治者们的利益嘛’。可是三十年来，中国百姓的静坐示威无不是为了补偿、无不是为了抗议‘乱收、乱摊、乱罚’，除了89年，几乎没有哪一次百姓的静坐示威带有政治色彩，几乎没有哪一次是要改变现行体制。公安、武警，甚至是军队的每一次“平息”行动都是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稳定有时是以牺牲百姓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维护社会稳定有时只是在庇护贪官、庇护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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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事件后一个多月，春节期间，我到册亨坝恩、乐业雅长去了解，回来十多天，兴义市公安局传唤，“我们受广西公安厅的委托，以后不准你踏入广西一步”，“不准你干涉移民的事情”，“我们正式向你提出‘训诫’”。
训诫也好，警告也好，甚至是抓捕也好，这些是我自己不能左右的。令我感到稍许安慰的是12·17龙滩堵坝事件半年后即2006年6月，发给移民《龙滩水电工程移民政策宣传提纲》中，各项实物指标补偿价格均有所提高，尽管《宣传提纲》中明确表示，这是政府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果，而不是少数人‘争来、闹来’的结果。移民们关注的是我能得到多少补偿，而不是要去关注‘那是我去争来的’名誉。不过巧合的是广西、贵州天生桥移民静坐大坝、四川汉源瀑布沟移民静坐以及龙滩大坝移民聚集，这几个事件过后没几个月，实物补偿新价格就颁布。
要是移民、村民、农民、市民可以有自己的代表，能与电站业主以同等地位谈判，能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议案并可以同政府协商，这些冲突本可以避免。中国早晚应能走到这一步。
49年以前的中国太遥远，毛时代的中国因领导层的政治斗争而出现红卫兵大串联，天安门前人山人海，高呼“毛主席万岁”！如果不是举着领袖像，即使十年不出门，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都有可能被拖出来殴打致死，被拉出去枪毙，被下放农场，被投进监狱十年二十年，谁还敢静坐示威？那个荒谬时代不堪回首。毛时代结束三十年，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农民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他们天赋的权利，到各级政府聚集静坐而没有生命之忧（89年除外），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明，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世界各地的华人所取得的成就也让华夏子孙感到骄傲。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经济有较快发展，中国也算得上是强国，然而在神州大地上所发生的许许多多事件使我们无颜面对“强国、古国、大国”称号。世界各地，无论是南美还是北美，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静坐、示威、罢工、罢市，那个国家都有，可是他们的静坐、示威、罢工、罢市是因为反战、要求增加工资、要求增加福利、要求就业、或声援某个党派、声援某个候选人、也可能是要求总统、首相及内阁下台……中国大多数请愿、静坐、示威、罢工、罢市……都是以农民或市民为主体，上世纪是因为“乱收、乱摊、乱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是为了征地补偿，为了淹没补偿，为了城市拆迁补偿等等，我们的静坐、示威的目的都是较为低级的、是最基本的需要。从表面上看，这些最基本的要求完全可以通过现有法律法规进行解决处理，可事实上我们没办法处理，因为我们的体制有缺陷。
中国的经济已赶上世界强国，同时要让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活得更有身份，活得更为幸福，活得更有意义，还需无数人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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