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前看了孙春龙兄送来的关于老兵的新书，随后在单向街主持了一次关于这本书的活动，多有感触，写了小书评，特贴于此，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中国老兵）。

一个新闻人的历史调查与救赎

——《异域1945》的书评

李礼

费孝通先生说，文化是记忆，而非生理。大概不断和遗忘做斗争正是人们延续文化的永久事业之一。在各种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的20世纪，我们的脚下是一块进步和遗忘最快的土地，在充满唏嘘的历史回望中，人们注意到，众多非职业史学家所建构的民间话语，正日益成为诠释历史新的重要力量。孙春龙的《异域1945，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一书正是其中新的代表。

作为一名职业记者，特别是以调查报道闻名的媒体人，冷静而克制似乎是一种内化的职业习惯。不过在这本书里，读者会看到字里行间连绵不断的个人情怀，那些借助老兵娓娓道来的故事之后，无不流露着作者难以释怀的感慨和疑问。这不是一部职业作品，而是一个记者向着自己祖国和先人历史的“调查”，虽然可惜的是，其调查对象已基本从历史谢幕，所剩无多的老兵也老得让记忆渐渐模糊，直把他乡做故乡了。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究竟有多少中国远征军倒在战火和缅甸噬人的热带丛林里，没有人给出一个具体而肯定的数字。在密支那，被遗忘的中国老兵隐姓埋名，最刺激他们的事莫过于看到日本人修建的慰灵塔和招魂碑，碑体上的雨花石数与碑文中提到的日军密支那阵亡人数相同。在仰光郊区一个叫做Taukkyan的地方，一座气势宏伟的英国阵亡将士公墓有6374座墓穴，墙壁上镌刻着27000多名缅甸战役阵亡的英军士兵名。当孙春龙购买了一大束颜色各异的菊花，来到密支那荒草丛生的中国远征军墓地时，突然黯然神伤：“我突然想起了台湾作家李敖在《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祭文中写到的话：作为中国人，今天我想起在抗日战场和朝鲜战场上用血肉之躯抵抗了小日本和美帝机枪大炮的几千万中国先辈……我欲哭无泪，我想跪下叩一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

写下他们的名字和被遗忘故事，大概就是作者所谓的，一个新闻记者的“历史救赎”。

故土难离，叶落归根，是中国人最历史悠久的心灵传统之一。老兵回家，是本书的另一条线索。这次行动是中国民间人士和各地媒体的一次接力。不过，尽管书中所描述的回家之旅充满了悲欢离合后的感动，却注定无法完美：尚没踏上回乡之路的老兵仍在不断故去，而归来者在短暂逗留后还将返回缅甸。这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当年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已经老去，如浮萍般漂泊到了一个母亲眼界眺望不到的“异域”，那里成为了他们的最后一站。而老兵们对昔日故乡的渴望，只是承认他们曾经为中国打过战，流过血。

无法否认的，作为被长期遗忘的战争弃子，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失去了对祖先文化的亲密感和归属感，只有家乡话和少年时的故乡食品还能形象地勾起关于中国的想象。故乡，在他们年迈的记忆里变得如此恍惚，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时的他乡缅甸和今天的中国，构成了远征军老兵们的双重“异域”。

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后，此后的中国知识精英已日益关注宏大叙事之外的普通个体命运，不过对意识形态价值观排斥的人物给与尊重，似乎还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精英所不曾习惯的东西。虽然姗姗来迟，但中国远征军的抗日故事无疑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和重新致敬的正当性，而那些在一次次政治斗争和家国杀伐中的“敌人”、“叛徒”则远没有这种幸运，虽然那也许仅仅就是因为一次走出家门后方向选择的偶然。直到目前，这些人的历史悲剧似乎还只有自己独自背负和担当，在20世纪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他们的命运只是被侮辱或被忽略。

对中国历史进行新的诠释和“发现”，注定要成为21世纪中国最诱人和最痛苦的事情，不过其目的却并不复杂或宏大，也许我们要做的，只是能捕捉到历史拐弯之处更多的、真实的喜怒哀乐，那里的人一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我的身体里面还有着我的心，以及同样的肉与血，也能爱，能受苦，能希望，能记忆，这毕竟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