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副标题是“甘肃会宁：一个西部贫困县的疯狂教育样本”，写了甘肃会宁农家子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事情。一直尝试对所能够直接或者间接见到的材料做文化的分析，以下就此新闻报道做一些文化视角的思考。

　　在文化的诸多层面中，族群或者团队的群体行为趋向，是其核心的研究内容。或者更确切一点儿说，研究一个族群的文化，主要应看其群体性的行为模式，文化人类学中的功能理论颇重于此。甘肃会宁的样本，就颇具“群体行为”的意义。

　　首先，一种群体性的行为能够被称为“文化”，应该具有深厚而绵长的历史渊源。文章称，甘肃会宁“在广袤而落后的西部，科举取士和尊儒重教传统因闭塞而保存”。“读书经世”在会宁“早有传统。会宁人是在长辈们‘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叮嘱中度过的。”“这样古风洋溢的人生信条得益于这里封闭落后的自然环境和远离战乱的历史。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缺少外来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耕读文化，崇文传统兴盛，科举传统得以延续和浸染。仅明清两代，会宁就出过20名进士和113名举人。就连没读过书的农民看到有字的纸条都捡起放好，以免玷污圣贤。”更有意思的是，即便在“斯文扫地”的文革时期，会宁人尊师重道的传统依然延续：“文革”期间，“苦甲天下”的会宁成了知青下放的热门地点，三百多名来自北京、天津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把这里汇聚成一个学术高地。“会宁人把他们请到学校，而非牛棚。”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张贵荣说，“他们带来山外的世界和现代文明，延续了会宁的教育血脉。”

　　其次，一种文化的延续应该具有其现实的“功能”。也就是说，文化在族群中的延续，是因为它是“有用的”——无论这种“用处”是在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作为会宁人来说，当地没有用于“致富”的自然资源——“缺矿、缺水甚至缺风”。因此，通过“高考致富”就成为当地人的首选：“上大学的确是一条相对光明的道路。它可以带来城市户口和收入稳定的工作，从而为整个家庭提供一个安全网。在中国，高考曾一度因此被理想化，被放大成无所不能的‘神话’，纵使这些想象现在已越来越难兑现，但对于毫无选择余地的西部贫苦家庭来说，仍愿意将其看作化解一切苦难的解药和钥匙。”

　　自然，在自然资源及其贫乏的情况下，通过高考改变“一家子”的命运，成就了会宁的“高考文化”。“娃娃上大学，这个家苦一阵，但不上大学，整个家就苦一世。”

　　再次，一种文化的延续在很多时候是因为存在一种感召力很强的“示范效应”。在会宁，“榜样的力量让高考在会宁逐渐变成一种民间膜拜。”多年来（也包括自古以来）通过科举和高考“跳龙门”的人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示范效应：“汉家岔乡是会宁最穷最旱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有名的‘博士乡’，家家户户都出过大学生，还有留洋教授。传奇在这里层出不穷——一个仅有十来户的深山小村出过4个博士；一个寻常老农，把10个孙子中的9个送进了大学校门；距此不远的柴家门乡一户人家，兄弟三人都成了博士后。”“恢复高考32年来，这里共培养出6万多名大学生（几乎相当其整个城区人口数量），此外，三千多名硕士和五百多名博士更助力会宁成为与江苏如东、湖北黄冈并驾齐驱的中国基础教育的‘三辆马车’。”“这些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是早期‘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影响了后来的万千会宁学子。”

　　最后，一种文化的生成与延续，离不开社会层面的倡导、引导乃至政策的支持。“在财政收入尚不及南方一个乡镇的会宁，每年50％以上的财政支出义无反顾地用于校舍建设和支付庞大的教职工队伍开销，甚至不惜举债。”“2002年到2005年会宁曾掀起投资教育的历史高潮。四年间，全县通过筹措、贷款甚至干部职工捐资，共投入教育建设经费已近2亿元。这相当于维持一所重点高校运转的费用，以及当地十多年的财政收入。”“押宝般的行政倾斜让教育部门成为当地绝对的强势群体，甚至拥有独立的人事选拔权。2002年至2004年，会宁在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一人未增的前提下，唯独在教育上增加了1769人。昂贵的教育消耗挤占了其他领域的发展血液，导致这里工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几成鸡肋。”

　　由于以上的原因，会宁形成了令人敬佩且令人惊诧的“高考文化”——“这里的学生在清晨5点半就醒来，到午夜12点后才休息。每天傍晚，学校操场上密密麻麻晚读的场面成为城内最壮观的景象。这里的学生会因抵抗瞌睡而用圆规刺手掌，夜读时也会因过于专注而被蜡烛烧掉眉毛。一个急于激励学生的老师干脆把一只草鞋和一只皮鞋分挂黑板两边，暗示着高考一线天堂，一线地狱。”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教育成本的持续增加，会宁人“读书脱贫”的信念和行为正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危机。“2005年高考过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调查发现，中国大学学费10年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却不到4倍。政协委员孙继业也提醒人们，中国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过30％，跻身世界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列。”“还有一项数据显示：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相当于像会宁这样的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由此凸显的农村教育之痛让‘知识神话‘褪色，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西部农村家庭重陷赤贫的梦魇。”“教育领域市场化使挤高考‘独木桥’的成本越来越高，并催生了‘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中国银监会甘肃监管局局长王晓光出于个人关注曾对会宁教育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0％的农户供过或正在供孩子上大学，而其中又有八成家庭负债达5万－8万元。‘需要整个家庭不吃不喝还上十多年，学费正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一方面人们为教育投入了“血本”，另一方面又极有可能出现“血本无归”。那么，这种“读书脱贫”的赌博式的希望，还能够延续下去吗？如果无法延续，会宁的这种“高考文化”是否将由于经济的计算、由于失去其“功能”而变迁？

　　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悼念王国维先生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到了文化理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

　　“夫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支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以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为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疾之局。

　　以这段话来预测会宁的“读书脱贫”，我们似乎可以预见，如果教育的投入产出比例没有改变，“因教致贫”的局面持续得稍微长一些，“高考文化”就危险了。

　　（本文引文均见http://www.infzm.com/content/40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