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话还是不听话？

             沈东子

        （一） 

如果以对当权者的态度来划分，作家可以分为听话的与不听话的两种。中国当代作家多数是听话的，听话可以得到很多实惠，出版、出国、获奖、开作品讨论会乃至入党、提拔、当官、当大官等等，这么多的好处，只有傻瓜才不想要。可是既然听话了，写出的作品就得恭顺，哪怕想批评一下，也得顺着被批评者的虎须捋过去才好，于是作品在出版、出国、获奖、开作品讨论会乃至入党、提拔等好处的重重包围中失却了锐气。一部作品没有锐气，这正是当局愿意看见的，作家想想自己得到的好处那么多，大概也认为值得。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听话的同时还得有作品，没作品或者作品太烂，再听话也是白听话。

可文学史不这么看，翻开文学史就会发现，能够站得住脚的作家，往往是不听话的，有的是从来就不听话，比如鲁迅，整个一无政府主义者，世人多半只注意到鲁迅非议政府的一面，忘了鲁迅的本质其实是无政府。这种人很少很少，少到凤毛麟角。有的原来听话，后来失望了，变得不听话了，像屈原、李白都是，这种人比较多。还有的只是凭感觉写作，写点风花雪月什么的，比方鸳鸯蝴蝶派，也不懂得听什么话，结果一不小心也变成了不听话的。最冤的是周扬，胡风，觉得自己蛮听话的，可不知为什么被当局认为不听话，结果坐了牢。这里说的还只是中国文学史，要扩展到世界，更不象话了，外国作家基本上是不听话的，不但不听话，还要写文章骂当局，如果哪个作家走开一点，去写写大自然里的昆虫花卉，那已经很给当局面子了。

西方作家不但不听当局的话，还要努力让当局听他的话，只有听他的话，他才考虑跟当局合作，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比如说法国人马尔罗吧，在跟戴高乐长谈后，接受了后者对他的文化部长提名。马尔罗在提到文化与教育的区别时说：“……使人们知道拉辛，那是大学教育的事，使人们喜爱拉辛的戏剧，是戏剧家的事。我们的工作，是要人们热爱人类的天才，尤其是法国的天才。介绍这些天才的事，应该由大学去做。”马尔罗对法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把文化部提升成了强势机构，每年的经费预算高过其他部门，从而把法国文化变成了法国当代政治的重要部分，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文化因素之一。

在我们的宝岛台湾，也有当局听作家的话，请作家出来做官的例子，那就是龙应台。马英九当年做上台北市长，专程去德国法兰克福龙女士的家，请她做台北市文化局长。龙上任后按自己的理念经营台北艺术节，改造红楼、台北之家，修建林语堂、钱穆纪念堂，还真做了不少事，当然也吃了不少苦头。她用亲身实践告诉世人，哪怕在汉语文化圈内，政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文化有时也可以改造政治。

                                          （二） 

如今所谓听当局的话，说得准确一点是听宣传部的话。我有时候想，宣传部是个什么职能的部门呢？是谁赋予它那么大的权力，对人类的精神活动进行审查，允许读什么书，不允许读什么书？把宣传做为官方的职能，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意大利，那时意大利出现了一个叫伽利略的人，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是地球围绕太阳转，而不是所有星球围绕地球转，这个观点极大地伤害了教皇的自尊心，于是教廷组织了一个信仰宣传委员会，到处宣传说伽利略的学说是邪恶的，叫大家不要相信。这是人类的第一个宣传委员会，相当于后来的宣传部。这个委员会的宣传还挺管用，有那么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相信伽利略是个魔鬼，直到300多年后教廷才给他平反。这是教廷宣传部干的好事。

人类历史上设立宣传部的国家是很少的，最有名的宣传部当数纳粹德国的宣传部，最有名的宣传部长自然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他的名言是谎言说一千遍就会成为事实，这样的句子确实够强悍的，只可惜他没来得及说一千遍就死了，所以关于纳粹的谎言还是谎言，没能成为事实，谎言没能把奥斯威辛覆盖成花园。墨索里尼的宣传部长齐亚诺也有点名气，齐是墨的女婿，后被墨枪决，死后留下一部日记。先于纳粹设立宣传部的是前苏联，最著名的部长叫日丹诺夫，日丹诺夫掌管意识形态，本来意识形态是抽象的，不好管，可也正因为是抽象的，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于是他什么都管，从真理报上的社论，到街头巷尾的标语，都归他审查过目，够累的。日丹诺夫后来酗酒，喝酒喝死了。

话说回来，苏共中央宣传部的设立，给东欧各国竖立了典范，于是纷纷效仿，也在党的机构内设立这样一个部门，因为主管的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没法设在政府里，只能设在党里，向党中央负责。也因为这些国家对人的思想动向格外关注，所以宣传部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担任宣传部长的官员，往往可以进入核心领导圈，比政府的部长们地位高多了，一百个文化部长也不抵一个宣传部长。苏共中央宣传部审查大量苏联作家的作品，认定叶塞宁、阿赫玛托娃是反动的，帕斯捷尔纳克有问题，索尔仁尼琴不用说，是敌人。高尔基也很讨厌，老为这个作家那个作家求情，作品也流露出对革命的怀疑，但有列宁护着，没动他，没动并不等于认可。正是由于苏共宣传部给中央递交的报告，导致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一批作家被迫流亡海外。

宣传（propaganda）实际上是个贬义词，相当于宣扬，鼓噪，夸张，吹捧，想捧什么时，就把一说成十，想贬什么就把十说成一。这玩意实际上也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古人虽然不用宣传这种说法，但做的事是一样的，尤其是专制皇权，不希望老百姓懂得太多，要实行愚民政策，必然要从控制人的思想着手，先要千方百计灌输皇帝的想法，把人培养成老老实实的顺民，这样好管理，有人产生别种想法，就进行批判，那叫导向，导向过了还不服从，等于触犯了天条，得恐吓才行了，如果恐吓后依旧我行我素，只好把肉体灭了，免得那与皇帝不同的思想，像传染病一样传染给其他人，毒害其他人。那是旧时代的做法，那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毛死后两年才打住，所以说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年份。

                                                                         （三） 

我国的宣传部也是学前苏联设立的，宣传语、宣传画、宣传队、宣传册、宣传栏，凡有人的地方，都会有文字或图画让你看见，这是早年的做法，据说这样可以影响人的思想。如今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我想面对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宣传部也要顺应历史发展，做一定的调整才好，不如改名为意识形态部更合适，也更准确，因为这个部门掌管的其实就是意识形态。人的意识就像流水，其形态是最难把握的，要想管理更难，既然一定要管，那就名正言顺地管，设一个意识形态部，把各种禁忌公布出来，比如反党的尺度是什么，反社会主义的尺度是什么，淫秽的尺度是什么，宗教的尺度怎样把握等等，有了明确的尺度，什么都好做些，做官好做些，做老百姓也好做些，免得一不小心越过了雷池。

关心人想什么，本来也没错，谁都想知道别人想什么，可是知道后要进行干涉，甚至要求人家改变想法，不改变就抓起来坐牢，甚至拿去杀了，这就不对了，是背叛民族的滔天大罪。人因行为被抓起来，是可以理解的，任何政权都不会容忍对其权威的挑战，但如果因为思想也被抓，那就十分危险了，因为思想是一个民族的活力所在，是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竞争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动力，抓捕自己民族的思想活跃分子，等于自绝于这个世界，让对手不战而胜，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我想一个作家，要想从迷恋出版、出国、获奖、开作品讨论会乃至入党、提拔的小作家，成为无所畏惧的大作家，需要在精神上来一个转身，最好是一个华丽的转身，转到民族或者人类的良心上。其实所谓听话，也不是不可以，这世上除了当局的话，还有别的话，比如良心的话，听话如果听的是良心的话，这样的作家才能成为大作家。我心目中的大作家是索尔仁尼琴。索氏一生，坐牢加流亡海外达三十余年，可以说无论肉体苦难还是精神苦难，都要超过常人的承受，他继承了俄罗斯民族坚韧的传统，是托尔斯泰、托思妥也夫斯基、果戈理的传人，在他人生的晚年，连时任总统的普京也要亲往其家中，向这位不屈的大胡子大作家致敬，告诉他俄罗斯如今的许多国策，都是遵循他的理念制定的。这位大胡子已经成为20世纪俄罗斯人的良心，向良心致敬，只会给总统加分。俄罗斯的政治家已经很聪明了，凡是加分的事，他们都愿意去做。

从这层意义上说，不听话的作家是勇敢的，他们不听话，觉得自己比当局高明，要当局最终听他们的话。当局也是由人组成的，作家比当局更有想法，想法更高明，不但完全可能，而且会经常发生。前面说了，如果听话是听当局的话，那么不听话的作家是勇敢的，可是如果听话听的是良心的话，那么整个话语又要掉过来说了，听话的作家才是最勇敢的，因为他听从的是良知的召唤。善良的人可能会说，假如当局的话跟良心的话吻合呢，那二者岂不是达到了高度和谐？遇上这种盛世的作家，应该算有福了吧？确实有福了，只是这只能是假想，因为作家是当局的天然批评者，当局能把这世界整合得天衣无缝，还要作家干吗？作家该死光光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