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
陈绪国
我的舅舅尊名程贤腾，村上的人说这是家谱名，而身份证名程贤团，别名月平。因罹患胃癌不治，不幸于已丑年九月庚子日寅时即
舅舅实为堂舅舅，年幼时堂外公、堂外婆已经去世，他成为孤儿。我的外公、外婆在更早时候去世，妈妈、姨妈自幼成为孤女，与太外婆相依为命。舅舅与妈妈、姨妈小时候相依为命，两家人形同亲姐弟。妈妈、姨妈出嫁以后，舅舅跟随唯一在世的叔外公、叔外婆过日子。叔外婆过世后，叔外公又讨了一个陆姓的女佣续了弦。后个叔外婆不疼爱舅舅，经常非打即骂，舅舅总是吃不饱穿不暖，经常躲避到我家不归家。
解放以后，叔外公、叔外婆家因继承财产较多，被划分为富农，榨油坊和多余的田地、房子分给了村上的贫农、下中农阶级。舅舅实际上是个富农子弟。但是，村里人一直将他作为贫农阶级对待。舅舅人缘很好，人长得帅气，一副笑脸，成天乐哈哈的样子。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忧伤的痕迹似的。
文化大革命那年，舅舅到王思川一江姓家当了上门女婿。因为学得一手手工榨油的好手艺，是当时少见的农村技师。他主持大队建设一间榨油厂，他实际上成了总工程师。这样一来，他成了全大队上千号社员的偶像，每年的收入也比一般社员高出一大截。舅妈长得也很标致，并且也是一副笑盈盈的样子，三颗金牙一对酒窝，衬托得很妩媚。
舅舅当上门女婿那会儿，舅妈家也是母女俩。时光荏冉，一晃十多年过去，舅舅已经成为4女一儿的家司令了。可是，要盖房子，生产队里没批宅基地。因为他只身一人来到王思川村，程姓成为唯一的杂姓，被当地人排斥。村上有的地痞分子，见舅妈长得美若天仙，时不时地想骚扰她。舅舅一气之下，携全家打道回府，回到从前生活过的罗家桥村定居。不久在公路边的老屋基上盖了一栋二层300多平方的红砖房屋。
2007年政府拓宽公路，舅舅家被迫拆迁，并且乡政府征了耕地,政府补偿了舅舅家7万块钱，与村上三十余家众拆迁户搬迁到北面坟山上去建了集中营，每家两层新楼，十分抢眼。村上的土地多半已经出卖光了。舅舅与村民们成为“三无人员”：种田无地，做工无份、社保无望。住房漂亮了，十万的债务却成为一座大山压上来了。
说来也巧，过去舅舅做什么都得心应手，手工榨油、泥瓦匠、捕鱼摸虾、做预制板生意，几乎样样精通。这会儿，人老了，重体力活干不动了，运气也没有那么好了。开始时养鸭子，养了200多只，为了节约本钱，光给鸭子喂食生玉米，结果就搞亏本了。我曾经打电话告诉过他，要喂养鸭饲料，生玉米喂鸭子，消化肯定不好，影响长膘和生蛋。他说，消化得了，鸭子连田螺都能消化呢。他是文盲，没文化，几个老表有点文化却不相信科学。有一天，舅舅赶着鸭子过铁路，火车一来，结果有几十只鸭子被火车撞死，铁路部门非但不赔钱，反而责怪舅舅的不是，自己也自认倒霉。那一年，他开始养鸡，他满以为自己养过几十年的家鸡，太有经验了，肯定会成功。他从我家借了几千块钱，手一挽，就大干起来了。一下子买来300只小鸡，养着养着，许多未到出笼的小鸡犯病殃了。这一次又黄了。舅舅自幼喜欢来点刺激，往年打牌赢的概率较高，后来的几年，凡是打牌，十打九输，一晚上输几百是小事。
舅舅的老实本份，是远近闻名了的。06年的时候，有一天，他养的一头犍牛，因缰绳未拴紧，牛跑到附近村庄的庄稼地里吃了人家的庄稼。那家人家很恼火，扣压了黄牛不放。争吵中，那家人的家长将舅舅打得头破血流，头胪被钝击破裂并脑震荡，救护车接到四医院缝了十几针。派出所将肇事者抓住了，坚持要处理肇事者。人证物证俱在，肇事者也同样愿意商量赔偿损失。可是，舅舅执意不要对方赔偿损失。我老表太生和表妹冬娥、细娥、三娥、四娥一起鼓励舅舅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老表当时是在上海打工，专程回去处理这件事情，他打电话给我，我说，不要怕，最好找个律师来解决。过了几天，我打电话问舅舅事情处理得怎么样？舅舅说赔偿了。我说赔偿多少？他说要得了，你莫管。
及至舅舅去世后我回家乡奔丧守灵那天，老表和大表妹才道出了实情：他们说舅舅太老实，没有让肇事者赔偿任何损失。在处理这件事情时，全家人几乎都赞同肇事者赔偿医疗费、后续医疗费、伤残鉴定费、误工费等身体损害的赔偿。而舅舅将医疗费、医药费、抢救费等发票藏起来，不让儿女们“找别人的麻烦”。舅舅认为，肇事者有4个儿子，而我只有1个儿子，只怕以后他们报复行凶，打起人命来太生（老表）完蛋了。舅舅说，我完全好了，完全没事的，叫别人赔钱，又是个连环亲戚，这怎么能行呢？
舅舅挨打以后，胃病又犯了。平时，喜欢吃最辣的尖椒加点小酒，每顿吃一盘子尖辣椒加咸菜，不时地喝几盅白酒。脑震荡以后，消化吸收功能一直紊乱着，只能吃点稀糊状面条，喝点清稀饭。因为债务缠身而拮据，又没有医疗保险，只好忍痛捱着，一天天、一年年地捱着。及至胃大出血，到医院一查是肿瘤，胃被切除3/4。
去世前三天，舅舅到河沟里去钓龙虾，忍受着腹腔钻心的疼痛，在齐腰深的浑水里一浸泡就是五六个小时。钓龙虾几乎成为他的职业，春夏秋冬雷打不动。因为工业废水环境污染，河里的鱼已经基本绝迹，只有岔沟里有龙虾可捉。他想，好歹兑换几个钱弥补家用。
舅舅对我家的至亲至爱是有名的，尽管不是亲舅舅，却比任何亲戚还要亲。72年前，我全家人除父亲外均住在乡下，村庄与舅舅的村庄毗邻。舅舅每次捕得鱼摸得虾子，自己总舍不得吃，全部送到我家里来。尤其是冬天，藕塘里结了厚厚的冰，他头顶雪花凿开半尺厚冰层，下塘捉鱼挖藕，自己也舍不得吃舍不得卖，拿好几十斤到我家来作为过年的礼物。后来，我家里人随军到武汉市，他搭乘火车千里迢迢送鱼、送藕到武汉。直到89年底爸爸、妈妈调到广州来，才算告一段落。
妈妈出嫁那年，太外婆给妈咪一对金耳环、一个金手镯、一个金戒指作嫁妆。叔后外婆贪心，将这些金器截留下来了。当然，她始终不承认有这档事。舅舅听说有这等事情，就又从叔后外婆那里偷出还给我妈妈了。抗美援朝大捐款那年，舅舅与我妈妈合计，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叔后外婆特别痛恨舅舅，但拿我妈妈没办法。
舅舅没文化，却特别喜欢唱红歌，《社会主义好》、《北京的金山上》、《公社是棵向阳花》等红歌唱得非常带劲。他喜欢在房间里面到处张贴毛主席的画像，在中堂上张贴的巨幅毛主席站立画像硕大无朋。他说，毛主席是个神，是个天门神，能够保佑全家人平平安安。中堂上有个香案，每逢四时八节，他都要在香案上为这座神点上几柱香，作揖，磕头，许愿，像个香男信女般虔诚。
去年，舅舅村子里先后去世了四个，舅舅是第四个。年龄最小的不到50岁，最大的有71岁。比较解放前，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了20多岁。但是，人均寿命不足全国人均寿命73.5岁的水平。这确实很不正常。看起来，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楼房，这种洋气是史无前例的。可是，楼房固然是好，可是田地没了收入少了却债务高了，高昂的医疗费用又承受不起了，“40/50”人员找工作也困难了，生活负担又很重了。可是，社会救助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内忧外患之下，村里人一个个过早地逝世了。
说起这个罗家桥村，应该说条件相当有利的。自从50年土地改革时起，这里就是罗桥区政府（后改为乡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所在地。罗家桥村一开始就是个城中村。在大包干到户之前，区政府机关和集体企业包括食品所（卖猪肉牛肉的）的什么临时工、季节工都找该村的人来干，村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大包干以后，一切都变了，供销社、食品所、机修厂、砖瓦厂等所有企业纷纷倒闭，最后剩下一个老板厂纺织厂，只要25岁以下的漂亮小姑娘，而且是一天得上班十几个小时。附近新开一个塑料厂，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发生工人中毒死亡事故。舅舅舅妈年纪大了，当然是做不了工作了。老表和表媳时不时地拿点打工的钱回家，但都是杯水车薪。
按道理，舅舅年满60周岁是可以办理养老保险的。直到舅舅去世，直到现在，村上的老年人养老保险也未办下来。据说那个当村长的，开了砖瓦厂、商铺，还购买了小汽车。现在的村长，国家主席都管不住，要截留征地补偿费是分分钟的事情。我家乡那个村子，与舅舅的村子毗邻，60岁以上老人都办了养老保险，每月有250多元的养老金呢。
罗家桥村是个杂姓的村庄，30来户人家10来个姓。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小村庄，竟然打出了10个地主、富农。有人怀疑，当时官方为了多占些土地来建区政府，于是就多抓紧冒充几个地主、富农，没收了他们的田地，政府不费一分一厘，又“名正言顺”。话又说回来，30年前，罗桥村还是得了罗桥区政府的便利的。罗桥村除了在区政府机关食堂和区办企业进驻了多个临时工以外，所有机关、企业的农家肥料常年免费供应，减少了许多购买化肥的费用。如今的罗桥乡、罗桥街道办事处，首脑人物二三年一换，对罗桥村的村民不闻不问。他们不给罗桥村居民办理医疗、养老、失业保险，也不对穷人家救助。这些地方“父母官”的执政态度，比广州市地方“父母官”的执政态度差得远了去了。
我的舅舅是被吃人的征地者、吃人的官僚主义者害死的。他是千百个被害者中的一个，而且是最倒霉的一个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列出一大堆“如果”。但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如果”，就没有可言可诉的“如果”了。
字数：3767字
2010年清明节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