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屈原的故乡秭归之约，为端午节及湖北屈原文学节而写】《楚辞·渔父》诗曰：“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形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欲？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屈原投江的临终遗言是什么？听听他在《渔父》中怎么喃喃自语的吧。“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啊。也许所有的理想主义者，精神上都有程度不同的洁癖。屈原是病得最重的。宁肯葬身鱼腹，也拒绝藏污纳垢。他果然说到做到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岂是俗人所能做到的？简直已达到神的境界，吸风饮露，纤尘不染。即使屈原比神多一具肉身，也相当于“半神”（英雄）了，也远远超越凡人，诗人这一概念因之而带有超人的力量。诗人的力量是要通过超越世俗而体现的。屈原无疑是东方文明中最大的诗歌偶像，连李白和杜甫都很崇拜他。

     为屈原招魂■ 洪烛

        1

   屈原开创了大诗人的传统。在他之前，《诗经》的时代，都是些无名的小诗人（隐形的作者）；恐怕连诗人这个概念都未诞生。

   自从屈原诞生了，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身份也就出现了，而且是以具体的个人形象来出现。可以说屈原使中国的诗人第一次拥有了名字。况且，这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诗人，即使跟他无数的后裔相比，也算得上巨人。他一出手就是《天问》，站在万物的对立面，站在神的对立面，站在命运的对立面。跟顶天立地的屈原相比，我们即使穿上世贸中心那样的高跟鞋，也会显得渺小。

   屈原是站在汩罗江边的一个问号。他在问天，问老天爷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跟老诗人相比，哈姆雷特则要年轻得多，他是站在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个问号——不，他代替莎士比亚站着。他在问自己（莎士比亚也在问自己）：“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人类中所有瘦骨嶙峋的问号，都被自己问住了，都把自己难倒了。

   屈原所提出的“天问”，在汩罗江上空回荡着，在嘴唇、竹简、纸张之间回荡着。如果什么时候能找到答案的话，诗人就没必要存在了。至少，在高科技的时代，诗人们已日渐孱弱。他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问题。而诗人的使命恰恰是为问题而活着，为答案而死去。

 

         2

   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李贺是诗鬼……更多如我这样的平凡之辈只能老老实实做诗人。其实中国诗歌还是有神的，能够算作诗神的，恐怕只有屈原了。一方面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大诗人，另一方面，还因为他那大起大落的人生已成为一段传奇。

   作为大诗人的前提，似乎不仅写出充满戏剧性的作品，而且一生还要充满戏剧性。屈原做到这点了，哪怕他演绎的是悲剧，可这场悲剧两千多年来一直在感动着后人。他岂止是进入文学史，还深深地影响着民俗，成为端午节的惟一主角。这是专门为他一个人而设立的节日，却带有诗人节的性质，全中国的诗人都沾光了。

   大多数传统节日，都是为天地或鬼神而设制，偏偏端午是用来祭奠一个人，一个诗人——屈原获得了一般的帝王都无法享有的永久荣誉。

   随着年复一年的推进，屈原的形象逐渐被神化，快要成为诗神的化身——唉，与西方的缪斯不同，东方的诗神是愁眉苦脸的。粽子、龙舟之类，更是为这个悲怆的文学神话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道具。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岂是俗人所能做到的？简直已达到神的境界，吸风饮露，纤尘不染。即使屈原比神多一具肉身，也相当于“半神”（英雄）了，也远远超越凡人，诗人这一概念因之而带有超人的力量。诗人的力量是要通过超越世俗而体现的。

   屈原无疑是东方文明中最大的诗歌偶像，连李白和杜甫都很崇拜他。中国的诗人都该算作屈原的后裔。

   屈原精神上的高海拔，给后世的诗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提供了攀登的目标：诗人就该是超人，超人就该是诗人；诗人不仅要富有人性，更难得的，还要具备几分神性。“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简直是站在神的高度，对芸芸众生的怜恤。诗人就该像神一样无私，像屈原一样忘我。

    

         3

    屈原总给人失恋的印象。政治上失意莫非比失恋还痛苦？不能怪楚怀王，他哪里考虑得到诗人的感受？（在政治家眼里，诗人比女人还麻烦。）要怪就怪自己的单相思：居然相信君王应该是多情的。还是多看几眼山多渡几条河吧，山水反而是讲道理的。

  《楚辞·渔父》诗曰：“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形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欲？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根据以上的文字记载，司马迁才在《史记·屈原列传》里，为这位大诗人画了很经典的肖像：“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中国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诗人，就这样以“披头士”的形象，满面愁容地出现在文学史里。后世的许多屈原画像，都截取了屈原的这个侧影，因为它是最传神的。这出自于人们对屈原精神的揣测。

   看见这幅肖像，知道我首先想到了什么？我想到理想主义者的孤独。屈原绝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才那么不合群，无法适应环境，听听他在《渔父》中怎么喃喃自语的吧。“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啊。也许所有的理想主义者，精神上都有程度不同的洁癖。屈原是病得最重的。宁肯葬身鱼腹，也拒绝藏污纳垢。他果然说到做到了。

   那么多人都在同流合污或随波逐流，那么多人都能做到眼不见为净，为什么屈原做不到？屈原，为什么和现实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是的，屈原能躲得开楚怀王，躲得开楚顷襄王，躲得开嫉贤妒能的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以及诸多小人，却绕不过心底铁尺般的原则。道德上的至高至洁，如同严酷律令，使他无法做到普通人轻易就能做到的事情，既然不愿加入庸俗的大合唱，只能让灵魂在荒郊野外独舞了。“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连装醉都不会，连装糊涂都不会。

   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屈原，心里揉不得沙子的屈原，活得很累的。你也太爱干净了！瞧瞧这杂乱无章的世界，哪块地方不肮脏？你心里容不下世界，世界也就容不下你呀。三闾大夫，你能听听我的劝吗？虽然我知道自己的劝告，不见得比那位渔父高明到哪里。

   理想主义者是听不进劝的。如果他听见了现实的劝，就不再是理想主义者了。我之所以认定屈原自始至终都是理想主义者，甚至作为理想主义者而死，就因为怎么劝都无法使他回头。回头就是岸啊，他偏偏要往水更深的地方走去。屈原为什么不愿放弃理想，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太爱干净，举世混浊，只有头脑里的理想国是干净的。他死也要做理想的臣民。如果失去了理想，他也就丢了魂，比亡国奴好不到哪里。

   正是这种清洁的精神（一种褒义的“洁癖”），使屈原保持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与纯粹，也使屈原成为屈原，成为我们不得不仰望的对象。

   正是这种对理想的苦守，使屈原超越了现实。

  

        4

   关于屈原为什么投江，在谭家斌著《屈学问题论》里，概括了十种说法：愤世说，殉国说，洁身说，尸谏说，谋杀说，救主说，殉道说，政治悲剧说，殉楚文化说……我觉得跟殉国同样悲怆的，是殉自己的理想。屈原也是在殉国，只不过殉的是自己的理想国啊。他理想中的楚国，跟现实中的楚国，肯定不一样。这也正是他伤心透顶的原因。他理想中的祖国，跟现实中的楚国甚至是两码事。只不过他自己意识不到罢了。他头脑里有一个乌托邦，这才是他真正的祖国！

   现在，乌托邦破碎了，梦破灭了，玉碎宫倾，他也不想保全自己了。他不想成为理想国的遗老遗少，不愿活在亡国奴般的耻辱里，更不愿向自己憎恶的现象妥协，也只能固执地给内心的原则打了一个死结。理想都死了，心都死了，活着还有什么劲呢？屈原就这样向水更深的地方走去直至大水漫过头顶。大水淹没了这个想入非非的诗人，也淹没了他头脑中的理想国——直至无迹可循。我们怎么也弄不清他有过哪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正是这些想法带给他敢死的力量。

   国王让他伤心了。祖国让他伤心了。那是因为他对国王有太多的幻想，他对祖国有太高的愿望。甚至可以说，他心目中有另一个祖国，有另一个国王。与现实的不一致，造成他心理的落差。与其说现实让他失望了，莫如说是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让他失望了。他把一切，把一切的一切（包括祖国与国王），想得太好了。更悲哀的是，他太希望一切，一切的一切，跟自己想的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呢？

   屈原是为这种可能而活着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是其生命的动力。屈原，也正是因这种不可能，而死去的。现实是残酷的，理想有时候更为残酷，让人更无法接受现实，融入现实。极端的理想主义者，都有一块心病，都是因为过于相信完美，过于追求完美，而在这根本不可能完美的世界面前，撞得头破血流。与其说屈原是被淹死的，莫如说死于心病，死于心碎。如果说没那么多心事，他原本可以活得好好的。

   理想主义者注定是失败的，屈原开了这样的先例，他的诗篇是个人的理想与现实磕磕碰碰留下的伤口。而且他是理想主义者中最不幸的一种：受了致命伤。纵然如此，理想主义者虽败犹荣，这同样也是由屈原最先证明的。他未能避免理想主义者宿命般的失败，却奇迹一样捍卫了失败者的尊严。不仅让悲剧变成一种美，还使失败也变成了一种力量。与这种可以产生久远震撼的失败相比，世俗间林林总总的所谓胜利，反而可能显得疲软。

   茫茫人海，胜利者永远是有限的，失败者居多，人的一生中，不如意的时光也大于满意的时光，屈原的挫折，却不只是借助大众的共鸣或同情心而扭亏为赢，而是他赴死的果断，被证明为一种勇气，而不是懦弱。

   正如其绝命诗《怀沙》所述，他准备抱一块大石头自沉于汩罗江，紧紧地抱着，而不是撒手，这需要的不只是力气。怀沙，怀沙，石头是重的，身体是轻的。我觉得他抱着的不是石头，而是硕果仅存的理想。他要与不忍舍弃的破碎梦想同归于尽。怀沙，怀沙，理想是重的，现实是轻的。

  

        5

   屈原是残酷现实的牺牲品？我不同意这样的结论。但我尝试着换一种说法：屈原，自愿地成为完美理想的祭品，再没有别的礼物了，他只能用自身来献祭！他选择的祭坛在水上。他正在一步步地走上去……不，只要他能迈出最关键的第一步，就在瞬间改变了自己;普遍的人性变成了超脱的神性。

   屈原,就这样离人更远了,离人群更远了,却开始向神靠近。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也是在向神致敬。这种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失败(是失败,而不是失利),必将给那勇于承担失败代价的人, 赢得同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荣誉。

   屈原的命运是一个样板，预告了极端的理想主义者、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必败，但虽败犹荣。因为如果没有对完美的憧憬，就根本不可能使不完美的世界产生丝毫改变。不，就根本无法打破世间的种种丑陋。我们可以诚实地表示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但不能对有这种超常愿望的人失去敬意。否则，我们也将构成俗世中丑陋的一部分，构成屈原以死反抗的对象。我们或许没有勇气成为理想主义者，但同样也不应成为理想主义的敌人。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站在岸上，遥望水深火热的屈原，为什么要一遍又一遍呼唤“魂兮归来”？那是因为人们尊重这样的灵魂，希望他永久存在，而不堪忍受其缺失。是的，理想主义者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上众多看客的心灵，并通过自己感染过的更多的心灵，去合力使世界变得美好。

 

        6

   诗人原本跟艺人一样，分为两种：偶像派与实力派。大诗人注重形象，小诗人看重实力——期望以作品代替自己的面具。中国古代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就是偶像级的，他的怀才不遇，他的忧国忧民，奠定了传统对大诗人形象的要求——就该是精神上的巨人。

   甚至他投水自尽的悲怆结局，都为巨匠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戏剧性。一个时代为什么需要大诗人？因为它需要巨人来代言自己，“大写的诗人”确实使他立足的时代背景变得伟大起来。大诗人岂止深得一时一地之垂青，连渴望永恒的诗歌史都需要他作为形象代言人。这就是自古至今的传统：诗人除了打造作品，还要下意识地塑造形象乃至选择立场——此即俗谚所说的“作人第一、作诗第二”？过去的偶像哪怕是经历史之手纂改甚至捏造的，也会有更多的粉丝，因为他身上——他的形象，一定程度地暗合了社会或民众的期许。为什么要叫诗人？读者岂只满足于读诗，更是为了读人——文本背后的人格力量才最有杀伤力。说到底，是读者按照自己超越性的理想来模式化地塑造大诗人。所有的偶像都是制造出来的，并非本身单方面的努力即可获得成果——某些情况下，他仅仅是在配合，配合别人的愿望。

   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李贺是诗鬼……可屈原是诗魂啊。在诗人仅仅是诗人、连大诗人都缺席的时代，应该呼唤魂兮归来，而不是用下半身反对上半身，或用上半身反对下半身。丢了魂的诗歌，才会发生身体的内讧。有本事就闹一场灵魂的政变吧。

   余光中说过：“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我写诗惯用的蘸水钢笔，也有着古老的泪腺。

   写诗时你觉得自己就是屈原：已经死过一回了。死过了的人无法再死。屈原拯救了你：你用他的死，换取了自己的生。你欠屈原一份人情。

    焚诗，直至它烧成骨灰。诗最适宜火葬。诗是无法兑现的纸钱。借来红泥小火炉，做我的焚诗炉。端午节，老百姓笑咪咪地吃粽子、划龙舟，只有诗人，把它过成了一年中的第二个清明节。焚诗，直至它被那高傲的死者读到……

   端午，是为屈原招魂，呼唤伟大的诗歌精神；诗歌是有人格力量的，诗歌是要切进现实的，关注现实的，屈原在这方面是典范。

   端午，是一次盛大的检阅，又重新勾勒出了诗人的形象，诗人的形象就应当是屈原的形象。近些年，诗人们都抒写小我，格局窄，境界低，要么风花雪月，要么鸡毛蒜皮，诗人的形象模糊了，也没有了应有的高度，诗坛显得单调、枯燥，缺少活力，现在是到了恢复新诗强健体魄的时候了，是呼唤屈原精神的时候了，呼唤大诗人的时候了。

 

        7

   每年的这一天，江水会流得慢一些，龙舟会划得快一些。他没有坐在船上，也没有站在岸上，可又无处不在。每年的这一天，我在人群里找他，或者找跟他长得很像的人。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我能看出谁跟他长得最像。每年的这一天，我在空气里找他，找他簪过的花香，找他佚失的哀叹。每年的这一天，我在水里找他，找他的影子。

   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变成一个找人的人，找他，或者找跟他长得很像的人。找着找着，发现自己，变得和他越来越像了。当年，他一定走过这么一段路，边走，边找自己弄丢了的魂。每年的这一天，我在找他？不，我在替他寻找。

   因为我们把他找到的东西又给弄丢了。

   幸好我们没有忘记他，还在找他。只要还在找，就有希望。没有希望，谁会去继续寻找呢？我们没有找到他，却找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