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狷是爷们儿的美学
——杨典《禁诗》阅读印象
辛泊平
风水尺
从我到世界
只有一尺长
22.5° 八
67.5° 条
112.5° 游
157.5° 魂
202.5° 线
247.5° 的
292.5° 幅
337.5° 度
偏离者做鬼
宛在水中央
大空亡
人主忙
锅炉灶
向西方
二十四山将我围绕
罗盘的中心是法场
门要对谁
窗有月光
十里长安街也不过是
一截集权时代的盲肠
有句怪诗对我猛追猛打(谁没有房屋,就不必再建筑)
它是风水灭亡的真相(谁孤独,就永远孤独)
对不起
谁再让我搬家
我就让谁脑袋搬家
恨十分
爱三寸
伤心五米
愤怒一丈
站在50.4cm之外看:
从我到世界
只有一尺长
我相信,读过这首诗的人肯定会过目难忘的,因为它的异质,因为它的怪诞,因为它的诙谐,因为它的智慧,因为它里面的固执和“恶毒的禅意”。这是当代诗人杨典的作品,是其众多异质诗歌里的一首。不是所谓的代表作,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然而,这一个就足以给习惯了传统诗歌阅读的人当头一棒。
在今天论坛,杨典给我的印象就是金庸笔下的东邪黄药师,恃才傲物,亦正亦邪,但那一手弹指神功,端的出手不凡,所向披靡。杨典的诗歌不好读,因为,他的诗歌没有流行元素,没有当下娱乐至死的花哨,而是踏过禁忌,纵横捭阖,无所不及,再加上他自身的综合素养,故而,他的诗歌不是单一的艺术向度,而是多种艺术元素的融合,很难用单一的阅读习惯打开他诗歌的众多法门。所以,拿到他的新作《禁诗》之后,我没有一口气读完,而是读读停停,停停想想,想想读读,断断续续的阅读,但印象却一点点清晰。读杨典,我想说才子,我想说斗士,我想说学人,我想说侠客,但最终落实到他诗歌里的一句话——“狂狷是爷们儿的美学”(《洒家行书》)。
是的,杨典是狂狷的,虽然没有魏晋士人竹林聚啸的生活,但有那种睥睨俗世红尘的精神和想像。虽然他也调侃“我这个人很懒、很狭隘”(《清酒》),但那是基于“我看森林,也大不过一点芥末”的高度和通达,因为,面对奶酪一样的人情世故,他已经冷眼看过,“今日方知我是我/以后,洒家就用一口朴刀写诗/再不管啥后生、女流与前辈/杀出一条血路,砍入境界/狂狷是爷们儿的美学”(《洒家行书》)。在杨典的辞典里,没有那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乡愿,他摒弃那种庸俗的社会哲学,而是忠实于自己的灵魂和个性,该出手时就出手,快意恩仇。因为,一切意义都有可能,革命和爱情都是容易让荷尔蒙泛滥成灾的理想,“一个流氓社会,文人最凶”(《馅饼》),而诗人的理想不是这些被打上带有神圣光环的符号,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可能,是灵魂渴望上路的永恒状态,正如他自己所言“北回归线是我的道德底线”(《魏志蠡测》)。
一个被当代诗人忽略的词汇——想像,一个当代作品中几近绝种的品质——想像,我却在杨典的诗中读了出来。那种旁若无人、天马行空式的想像,那种“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自信,那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反传统、反定式,那种意象的集装箱,典故的航母,斑驳和光怪陆离的语言,让我想起了屈原,想起了李贺,想起了当下被誉为精神骑士的王小波。可以这样说,超拔的想像成就了杨典的诗歌,也成就了杨典的自信。在杨典的诗歌里,所有的意象和掌故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道具,想像才是诗中的灵魂和血脉。杨典的许多诗歌都有注释,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掉书袋,但我知道,如果没有这些注释,你就无法理解诗人想像的半径有多大,你就无法理解诗人的想像是如何超越了这个被物化的时代,思接千里,游刃有余。
大战前的紧张和凝固,杨典诗歌的写作前奏,那种令人窒息的状态,被杨典词语的狂轰乱炸掩埋了,但我知道,那种近乎空白的辽阔状态,杨典曾经有过。在那段秘密的艺术准备中,杨典发现“大雨落幽燕时:铁锅与勺二士争功/社会主义被烧得比赤壁还红/而士大夫、蝗灾与月光互不买账”(《魏志蠡测》),所以,诗人杨典,学者杨典,斗士杨典,画家杨典,琴师杨典,嬉皮士杨典,背叛者杨典,思想者杨典曾经紧张地对峙,紧张的周旋,紧张地谈判,紧张地设置障碍又紧张地厘定边界,他们无情地批判,又无间地交流,愤怒地融合,无奈地妥协,宿命地敌视,互相撕裂时的握手,握手言欢中的发飙,那种撕心裂肺的矛盾和无处不在的怀疑,挟裹着一个鲜活的肉体、一个清醒的灵魂、一处活跃的时空,在历史和当下的缝隙里奋力突围。
也许,具体到某一首,杨典的诗歌在不同的读者心中会有不同的微言大义,但就整体的峥嵘而言,杨典一直站在权力的对面,在完成解构权力的任务。他熟谙“这世界只有两种人/制度,就是骗子和傻子开会/讨论如何分配排骨”(《排骨》),他了解“中国的事,从大内到街道办事处/全都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推你下火坑是他,救你也是他/你分不清路灯、蟋蟀和居委会的关系/你的脑袋就像失控的电表”(《春捂秋冻诗》),“举孝廉,几乎等于玩蹦极”(《坐隐碁谱》),一切权力都是阴谋的操纵者,一切所谓的意义都是谎言的集散地,骨子里,诗人杨典与那种伤害公平、正义、自由的集权不共戴天,因为他精神的先人是清楚了骈拇不过是人的悬浮赘疣的庄子,他的精神故乡是功利的反面,自由的极致。
也正因如此,杨典才像那位怪诞的八大山人一样,睁着他使世界惊恐、恍然的眼睛,警惕地打量着这个由人构成又由人弄得面目全非的世界,由爱生恨,由恨生讽,用恶毒戏谑的言语扫荡一切披着羊皮的狼,扫荡伪装的权谋和以神圣之名肆虐的阉割。在“在这稀里糊涂的世界中”,诗人崇尚另一种意义上革命,那就是“颠覆你们的脂肪/哗变你们的毛发/推翻你们的乳房/打倒你们的目光”(《酒狂》),在这个过程中,杨典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怒目金刚,但他是犬儒主义的死对头。他是一切异化的行刑者。当然,他的武器不是刀,而是笔,而且,杨典显然不满足那种一刀下去人头落地的痛快,而是醉心行刑过程的细致,用剃须刀片一样的语言,一片片割下那些肮脏的肉,让它们重新组合,组成莲花,组成梅花,组成曼陀罗,组成罂粟,绚烂夺目,异彩纷呈,犹如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我还认识一个学特工的和尚/他曾教我如何用筷子/杀人:即将筷子折断后/迅速插入别人的/耳朵,然后往里一拍……”(《箸学》)恐怖的手段,但因为对象的荒诞,这样的报复便成为美学。
当然,并非说杨典崇尚暴力,实在是因为他的诗歌表达充满了杀伐的陷阱,他以诗歌为行刑的工具,凌迟了腐朽、肮脏、虚伪的历史的主义和当下的神话。读杨典的诗是痛快的,因为,这不是无知者无畏的流氓作风,而是洞穿了拈花微笑苍白秘密的呵佛骂祖。“警察:究竟是谁在对世界犯罪?/市侩:黑账、啤酒、性欲、瞌睡/古人:我要为你们炮制一种倒退的理想/暴君:让条条大路只通向腐烂的脊椎” (《狂言笺》),诗人在歌舞升平、声色犬马中的确听到一种对话、看到一种场景,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准则,一切都在表达,没有主次、不分宾主,但喧哗和膨胀却是其中的核心,所以,他才会说出“下毒的都是自己兄弟/刽子手和很多人都是亲戚”,发现了“自由不过是一道代数题”,从而从神圣崇拜中发下了个性的意义。“从尧典到杨典的距离/也略等于从李花到李密”(《陈情表》),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解构经典,而是解构一种我们习惯了的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典的诗颇得禅宗神韵。
杨典的诗歌容量极大,生命,伦理,政治,宗教,哲学,历史,文化,等等等等,几乎所有与人类有关的东西,都成为他诗歌的肌肤和纹理。他说生命,“人活着就要有一点霸气”(《<狂人日记>索隐》),他说伦理“恨不能靠一个人的灵魂”、“爱,也不能靠一个人的灵魂” (《衣带诏》),他说政治,“不过是次次的/清君侧”(《衣带诏》),他说宗教,“那最异端的贱民,最后必称王/唯坟墓中的插翅鬼有权反击天上”(《莎草纸》),他说历史,“一辆装甲车攻陷了辞典/到处都是文学的尸体”(《剥皮记》),他说哲学,“经济生活把中国人全都变成了/基督山伯爵:过去是一个人/以后是另外一个人”(《剥皮记》),他说文化,“这年头,所有的字/其实都写错了”(《了与勺》),等等等等。但无论他说什么,怎样说,都传递出一种信息,那就是诗人决然的怀疑和批判,是相对主流的消解,是对媚俗思想的反叛,是对自我思考的珍视,是对自我判断的捍卫。
杨典的诗冷静得犹如一把刚刚出鞘的宝剑,凛然,寒冷,那是心理,是态度,是看破红尘的玩世不恭。但诗人无意遁世,他必须承认肉身的重量,所以,他才会自嘲“像基督一样思考/像贱民一样生活”(《新卜算子》)。这既是妥协,也是承担,因为,思考是书生的权力,也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时刻成为力量。从写法上,杨典的诗歌有小说的虚构,细节的担当,他以他的学养、智慧、想像在游戏这让灵魂蒙尘、生命蒙羞的人间,是智慧的狂欢,是酒神的附体,是嬉笑怒骂的快意,冷眼看人间的自由。读杨典,我的想像和学识遭遇了挑战,但在这种挑战中,我认识到了自身的局限,也体会到了在想像中神游千古、笑傲物质和权力的自由,所以,我还会继续读下去,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在这个精神枯萎、物质甚嚣尘上的当下。
2010-7-5完
附:杨典的《折耳根》
据说:一切身怀绝技者
平素里都爱洗衣、扫地与做饭
他的演兵场是一袭床单
忆往昔,时蔬月月有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要凉拌宪法,我最喜欢用折耳根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怎比得上随园食单
一个地痞整天谈民主,俗得很
谁恋爱,谁就是反动派
但生活中最缺反动派。现如今的人
是不是道菜,都拿救国当菜板
我的奥秘即从小处着眼
如推手、写诗或针灸
你搞得懂鸡蛋,也就能搞得懂曾国藩
有些话,你还别不爱听:
若真是高僧,杀人放火也天经地义
知识分子必需住在地下室
大雅久不作,重写杜鹃山
与妻儿共进晚餐:这才是第一汉学
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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