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5年从美国回来的，感觉一天都没有停下来过。周末、节假日、休假，对我来说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不光我这个课题组组长忙，组里的另外几位同事，也都和我差不多。”“我目前的心态，更多的是紧张、苦恼和焦虑。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一个星期下来，难得有一整天能安静地坐下来，看文献，做实验，写文章。”人民日报今日刊登了记者与一名科研人员的对话，在对话中，这名化名吴雨的科研人员说，“我粗略算了一下，一年当中，大约1/3的时间用来申请项目，1/3的时间处理各种杂事；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间，有1/3就不错了。”

科研人员对科研体制的抱怨，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私下里会听到不少。可直接结合自己所在科研项目，说出自身的困境的，却很少见。人民日报刊登的这篇对话，特别细致地描绘了一名科研人员所面临的科研困惑，而遗憾的是，却用的是化名。

我是理解科研人员不敢用真名，来揭示自己申请经费、管理经费、炮制论文交差的科研处境的，如果用真名，我相信，这篇报道见报后，这名科研人员将面临更大的困境：院领导找谈话，设立项目的政府部门找谈话，而今后，申请项目，通过项目评审，将难上加难。

这就是“吴雨”这个化名的绝妙之处，今天中国科研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科研人员“无语”，没有话语权，被行政力量所支配。

首先，科研人员在项目申请方式上无语。正如这名科研人员所言，每申请一个项目，都要填写国内国际研究现状，项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课题组的研究基础，研究人员的介绍，经费预算，预期的研究目标（包括要发表多少论文）等等内容，具体到经费预算，要仔细核算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管理费，等等。从学术研究角度看，以上这些内容的设计，就存在问题，比如，预期的研究目标，科学研究具有很大的不可知性，如果研究目标能够预期，那还要研究干吗？而这种目标预期，往往为具体研究定性——如果项目立项，今后的验收就将以“预期”为准绳。编材料，造数据，也由此而来。

可以说，这样的申请表格，就是不懂学术研究的行政管理者设计出来的。然而，科研人员只有私下抱怨，然后老老实实按要求填写材料，却无法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更不可能发起反对填这类表格的学术活动。——你要有意见，就别申请到课题。再不老实，就将被体制边缘化。反过来，则是学者们互相交流填表讨好立项者的方法。

其次，科研人员在项目评价上无语。这位科研人员说，“项目短的两三年，长的四五年，每年要搞进展汇报，中期要进行评估，结题时要搞验收。所以到了每年的11月、12月，就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检查，向所里或有关部门汇报进展。我们的六七个在研项目，断断续续下来，也得花去大约一个多月时间。”与他被汇报、评价、验收搞得不甚其烦对应，在另外的场合，科研管理者却把这作为管理的功绩的，认为听取进展汇报、进行中期评估，搞结题验收，提高了科研经费使用的效率。而现实却是，虽然有这么细致入微的“管理”，科研经费的漏洞还是比比皆是，而如此管理得到的科研成果，十之八九是垃圾。原因在哪里？就在于大家都在做彼此应付的游戏。

真正合理的科研评价，应是学术同行评价，不是领导听汇报、搞验收。那种要求几个月就有新进展的科研思路，是政绩思路、工程思路。这种思路之下，不可能有科研人员潜心学术研究，而只有挖空心思编故事、急功近利。然而，由于评价权、评审权掌握在他人手中，科研人员对于不合理的评价，也只有无语，进而积极配合。

再次，科研人员在科研体制改革中无语。对于科研体制改革，近年来不断有专家建议取消科研提成，实行年薪制，改革科研评价，建立学术共同体，然而，在有关领导部门那里，科研体制似乎是不需要改革的，比如2006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从标题上看，就重在谈发展。有消息称，日前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在最初制订时，也只是《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改革”是温总理要求加上的（央视《新闻1+1》）。当有关部门不把改革作为工作重点时，科研人员所能选择的只能是无语，否则便是失语。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愿意以“吴雨”为化名来谈自己的科研困境，或许是实在受不了这种没有一天能平静地搞科研的环境。科研人员要获得平静的科研氛围，不能选择继续“无语”，而应该争取自己的学术话语权，这才能建立学术共同体治理机制，让学术研究走上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