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讲究先易后难。我提出大家是否能够首先考虑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退出大学必修课系列的时机和路径，除了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退出大学必修课系列的好处很多以外，还因为容易达成共识，并且实施成本最低。写到这里，本文已经出现两个成本了。一个是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必修给我们带来的制度成本，现在要谈的是消融这种制度成本的改革成本。这两节我想说的是，上述制度成本很高，但是消融上述制度成本的改革成本，比较来说却很低。

我断言容易达成共识，出于我对于内地高等教育现状的深切了解。要证实这一点并不困难。事实上，只要允许高等学校师生自由发表意见，例如通过无记名问卷调查来了解真实情况，那么我相信，他们都会以压倒性的多数，拥护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退出大学所有专业必修课的系列。能否自由发表意见，不是一个告白、声明甚至“承诺”就可以做到的，所以陈寅恪先生要求“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亦见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所以，能否自由发表意见，需要一定的制度保证，虽然这种制度保证本来很容易做到，具体操作也非常简单，问题是主管部门是否允许这样做。

学术批评网上清华大学教授张绪山的文章《“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谈到钱老“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亲眼目睹了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独立意志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失语到覆亡、再到新一代鹦鹉学舌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以钱老的聪颖过人，“他不可能不明白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是相当深刻的观察。

一种学说是否“放诸四海而皆准”或者“战无不胜”、是否一定要拿来作为所有人的“指导思想”，连同一个组织是否“伟大光荣正确”，应该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武断地说某种学说“放诸四海而皆准”或者“战无不胜”、并且要拿来作为所有人的“指导思想”，一定要说某个组织“伟大光荣正确”，都不应该是大学课程的内容。例如，为了自圆其说，学生们被告知列宁怎样突破马克思的预言，毛泽东又怎样突破列宁的模式。其实，如果两位后人真的比两位先人更加伟大，不也正好说明没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吗？又如，唯物主义的一个标本，就是论定“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论定人们的爱憎都出于直接的物质利益，于是“穷则思变”成为“至理”，而“富则修”也几成“铁律”。这样的“富则修”的理论，怎么能够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呢？

更不必说，标榜与时俱进的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都不免要反映当时领导人的意志，受“当局进退之影响”，表现“朝令夕改”，无益于“大学百年树人”。这也正是冯友兰先生这些大师们预见到了的。60年来，前面一段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上面”的政策变一变，“下面”的课本赶紧改，后来一段则是这个理论要进大学、那个学说要进课堂、又什么观要进课本，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越来越膨胀，叫大学吃不消。万千学子青春年华非常宝贵的时光和精力，就这样被无谓地消耗得越来越多，更不必说这些课程实际上以扼杀创新性为己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