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籍钱学森先生的“世纪之问”和温家宝总理的教育改革座谈会，教育改革果真能够深入地开展起来，那么从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退出大学必修课系列开始，它的实施成本最小，释放的空间最大，并且以拥护还是反对的人数计，反对的人数极少。

先说阻力。可以预计，绝大多数大学老师和几乎所有大学生，都会拥护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退出大学所有专业必修课的系列。大学生不用说了，他们都为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空耗他们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而苦恼。即使极少数剑走偏锋当初因为其他课程比不上同学而在高考时选考政治的同学，进了大学以后，也不愿意把宝贵时光再花在那些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上面。现在我们内地大学的课程表，比国外和境外的大学拥挤得多。如果能够因为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的退出而变得疏落一些，教学生态好一些，自由思考的时间多一些，则学子幸甚，大学幸甚，我们中国幸甚。

教员方面，首先可以断言，几乎所有不担任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教学任务的老师，都会拥护这些课程的退出。其次，担任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教学任务的老师，许多本来就已经为自己的“学科”感到尴尬。前述冯友兰先生执笔的西南联大答复民国教育部的信里面写道：“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这个描述，对于担任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教学任务的老师，尤其准确，他们实在“不能自展其才”，更不必说面对学生的“轻视”了。如果有合适的和体面的途径让他们离开，他们恐怕也会欢迎，至少不会太抗拒。另外，他们的口才一般都比较好，行政适应性也相对强一些，从事其他一些有益工作，未必不是一种解脱。

最大的阻力，只来自本身不在教育领域的最上层的极少数官员，特别是最上层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所以我只能说以拥护还是反对的人数计，反对的人数极少，不敢说反对的力量小。相反，反对的力量可能极大，因为我们的体制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党又领导一切的体制。

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如果这些官员能够以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为重，顺应民意和潮流，不惮改弦更张，与广大师生和全国人民一起，率先在我国高等教育的这个突破口完成一场光荣变革，那么，共和国的历史上一定会记载他们这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