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意识形态方面的禁锢，一直危害很大。一次一次，人们总是要引经据典，辩论清楚经典作家和伟大领袖是怎么说的，才可以做一点事情。更有甚者，是一次又一次，人们总是要辩论清楚经典作家和伟大领袖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才可以做一点事情。这不是很可悲吗？固然谈何容易，最后还是“下级服从上级”，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最高方面一再以中央编译局的名义，宣布以前对于经典作家的某一论述翻译错了。被“文革”挑起的两派，都拿“最高指示”攻击对方，似乎都可以将对方置之死地。这些，都是意识形态问题被不恰当地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具体表现和恶果，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很大危害。

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提出著名的“不争论”，让我们虽然跌跌撞撞，毕竟能够走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其实，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不争论”，何尝不也说明，如果要展开意识形态“认证”，他也未必是一些意识形态专门家的对手。好在他因为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善于运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威。

当前的一个进步，是至少在字面上，大家都同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的根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成就大师的前提。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只是呼唤“大师”，却仍然没有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供制度保障，那么这些呼唤只是徒然的空唤而已。我们一定要建立保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育环境和法律环境，而让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退出大学必修课系列，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其实，邓小平同志已经给我们松绑，因为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特意给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凡是实事求是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不就解放了吗？

我是从事经济学教育的，知道过去的经济学教育，总是把“商品和资源的价格由凝结在商品和资源当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量一元地决定”，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按照这种理论，尚未开采的煤炭石油和尚未砍伐的原始森林，就都没有价值了，这也正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一直是资源消耗型的增长的意识形态根源。很明显，这种理论不是科学的理论。

经济学理论方面，在大家尊称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时候，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说，他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更是提供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样板，提供了以身作则的样板。这个“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至少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都可以做到。

温总理谈到大学不要“千篇一律、千校一面”。我建议大家考虑我们从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退出大学所有专业必修课的系列做起。只要愿意去做，允许去做，我相信它比教育改革的其他所有设想都更加容易做好。

虽然我们无法预言具体的进程，但是我相信，“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退出大学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系列，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主义思想理论类课程退出越早，我们的教育也就受益越早，我们的国家也将受益越早。我们的愿望，就寄托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