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先生在谈话中批评了中国教育的功利，学生的功利：“现在许多学生对成功的理解非常偏颇……不惜投机、只求成功的学生，将来从事学术研究，或者当官、做事，恐怕都不能让人放心。”这是大实话。这也是很多从事教育不从事教育的人都能明白的大实话。只是，这样的话由复旦的校长说出来，可能更有影响而已吧。

不过，从这个谈话来看，包括从报道这个谈话的媒体来看，好像更多地是在批评学生本身的功利，批评教育本身的功利，包括批评教师从教过程中的功利。我觉得，这其实是有失公允的。

从小我们听得很多的一句话是：社会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是一个大熔炉。这个比喻很真实，也很形象。过时的话，但道理却不过时。我不时地回头想想自己的小时候，想那些小时候一起疯玩一起憧憬一起幻想的伙伴们，他们如今在哪里？又在干些什么呢？还有没有人仍然怀揣着儿时那些干净透明的理想走在今天的社会里呢？包括我自己？答案当然不用多说了。社会这个大熔炉太厉害了，似乎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就把一代代的人给“熔”得面目全非了。可是小时候，我们从教科书上，从老师的口中，从报纸媒体上得到的“教诲”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所有的“教育”过程里，都在教我们纯粹、崇高……可最终，总是事与愿违。这是教育的错？还是一代代学生的错？

我想，如果说教育有错，错在教育自己没有坚守住教育的纯净，教育的远离功利等等美好品质。如果学生也有错，错在自己不能分辨出一个人真正的好品质是什么并坚持。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在新中国，教育已经完全融入到这个社会之中了，想坚守自己的理想实在是痴心妄想啊。新中国之初，甚至再早一点的时候，没人坚持吗？有啊，那些主张教授治校主张教育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大师级的人物，不是一个个被打倒了吗？因为他们的理想，因为坚持他们的教育理念，因为他们的理想和教育理念与政党的利益冲突了，所以只能他们被“专政”了。即使没有被“打倒”，也“靠边站”了，没有人听他们的声音，没有人搭理他们。可是，这些在国民党专政时期，甚至在中国深陷战争的苦海里最艰难的时期，都做到了。49年之前，那些大师们活跃在中国的战火里，他们似乎在不久后的某一个早晨突然就销声匿迹了。此后中国的教育就只能为一个目标服务了。这样的教育有多么虚伪，有多么功利，就可想而知了。而活于“教育战线”里的“教育工作者”，身披“灵魂工程师”的袈裟，实则越来越奔命于这个现实的世界之中了。“抬头仰望星空”已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中国青年学生的心灵里失踪了——这些在少年青年时候都没有过仰望星空冲动的人，成年后踏入这个社会，只能陷得更快，更深。这丝毫不奇怪！

我觉得现在我们来责怪教育、教师和学生，实在不太应该。当一个社会里，投机成风，官场腐败盛行，越有权越有势也越有钱，越底层越艰难甚至连基本的法律保护在关键时候都远离他们的时候，当上不了重点学校就没指望考上好点的大学就会一生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指责学校和老师们家长们“强迫”孩子做题做题做题，考试考试考试呢？他们是真的希望这些孩子能有个出路啊。他们希望这些孩子幸福啊。或许有人说，考不上大学的人生一样精彩，一样幸福，我不否认，但这个现象是普遍的还是为数不多的个案？在一社会里，只有普遍的现象才能让公众从心里接受，并安心地去遵从这个规则。这很像中国目前的交通现状，开车的怨走路的，走路的怨开车的。可是我有时想，谁也别怨谁——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让”这个字，还用得着“抢”吗？可是现实时，你不“抢”就只能在路的这一边看着人流或车流而寸步难行！千万不要提什么“自觉”或“道德”之类，因为大家都生存在这个没有道德和自觉特别是没有羞耻感的社会里，路总得走，饭总得吃。如果说“如果”的话，我只想说“如果中国没有那些特权车和特权人，如果在中国不论对谁都能一视同仁，那么，秩序是不是自然就好起来了呢？”我想是的。

所以啊，当有钱有权人的孩子不用努力自然就有美好未来，没权没势的普通人的孩子努力了也不见得有前途的时候，你能指望学校怎样？又能指望老师怎样？尤其的，一个社会里除了强夺就是豪取的时候，当这个社会里“投机”成为一种能力的体现的时候，你能指望少年青年们怎样呢？

“心”乱了，人自然不能安静下来“仰望星空”了。教育早就“产业”了，“为XX服务”了，教育中人，自然不可能再在“希望的田野上”踱步吟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