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俄罗斯思想家》之外未发表的残篇，我想大家更有兴趣的是伯林在与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对话时，两位天才诗人的灵光一闪。因为，作为观念史学家，伯林的基本思想早已为我们熟知，而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的魅力，却并未完全展现，所以，在《苏联的心灵》中，我首先看到的是阿赫玛托娃对托尔斯泰的评价：

　　 我们谈到《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为什么要让她自杀？她一离开卡列宁，一切都变了。她突然变成一个堕落的女人，一个茶花女，一个妓女。是谁在惩罚安娜？是上帝？不，不是，是社会，是托尔斯泰一直批判的这个伪善的社会。最终他告诉我们安娜连沃伦斯基也抛弃了。托尔斯泰在撒谎。他比谁都更清楚。《安娜•卡列尼娜》的道德观念就是托尔斯泰那些在莫斯科的姨妈的道德观念，满脑子低俗下贱的陈规陋习。这一切都与他个人的命运波折有关。当托尔斯泰还沉浸在结婚的幸福中的时候，他写下了《战争与和平》，颂扬家庭的意义。当他开始对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怀恨在心，但又迫于社会的谴责，可能还会招致乡下人的耻笑，不能和她离婚的时候，他创作了《安娜•卡列尼娜》，并因安娜离开她的丈夫而惩罚她。当他上了年纪，为自己还对乡村姑娘怀有强烈的性欲冲动而感到内疚的时候，他完成了《克莱采奏鸣曲》，主张完全的禁欲。 　　

　　 对于充斥着《圣经》的《复活》，我一直都看不大懂，当然，也从未怀疑过他的价值，但看到阿赫玛托娃的这番评论，却使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托尔斯泰，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而不是文学道德之神。我想，相信生活的现实，怀疑一切美好的许诺，对她而言，应该是从质疑托尔斯泰开始的——这也是作为天才的诗人，其尖锐的思想火花对小说家繁复庞大的叙事的挑战。诗人的敏锐与激情，是白银时代的骄傲，也是丰富的苏联心灵的源泉。

　　 所以，坦率地说，我并未觉得以赛亚•伯林有什么独到原创的思想，甚至，我都不认为他了解自由的真意。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创造者才渴望自由，只有精英才视自由如生命，或者说，只有能批评托尔斯泰的人，自由才有存在的价值，而庸碌的大众，为了面包与房子，完全可以视自由为草芥。如果不是在苏联，遇到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白银时代的俄罗斯伟大诗人，从中吸取他们对自由内涵的挖掘，对个体心灵创造的向往，我想，伯林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哲学教授、外交官，而很难成为今天名满天下的观念史、思想史专家。

　　 更重要的是，身处自由主义的英美，以赛亚•伯林却并未意识到自由的最大的敌人：庸众。多数人的暴政，与民主相伴，曾经谋杀了高贵的苏格拉底。在苏联，同样是代表了大众的统治者，以劳动人民的名义驱逐高贵的心灵。而在伯林认为拥有自由的英美，也同样是庸众喜闻乐见的娱乐产业当道，年轻人从愤世嫉俗到成为“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扁平化的社会同样也能让高贵的心灵无迹可寻，在孤独中抑郁而终。精英与庸众的分野，是专制的导火索，娱乐至死的根源。而下一步，不可阻挡不可改变的也就是精英与精英的对决。卢梭曾说，大都市产生戏剧，而道德沦丧的民众却喜爱小说。在愚昧而实际的大众面前，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所向往的自由，不是被代表民意的政治领袖所剥夺，就是会淹没在追求利益的商业之中。

　　 所以，在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中，阿赫玛托娃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所以，她拒绝了英国的邀请，留在了她的祖国，与热爱她诗歌的人们一起承受这苦难。当她的诗歌被人们争相传颂时，更使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岗位和使命。同样出身于苏联的作家兰德说过：有人献祭，就一定有人享受祭品——而呼吁每个人保有自己的权力，则是预防专制暴政和腐败的唯一办法。在面对庸众的挑衅与盲从时，高贵的心灵只能选择罢工。以赛亚•伯林曾经预言，俄罗斯人拥有伟大的创造力，一旦获得自由，必有惊人的成就，然而，时至今日，自由却并未让俄罗斯给世人以惊喜。而这，就是他不明白自由真正价值的最好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