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五章  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7）

 

                    罗隆基生命中的几位女性

 

发妻张舜琴

    罗隆基12岁那年，媒人给他说了个药店老板的女儿。那姑娘叫关英兰，比罗隆基大三岁。

    向来志趣高远又颇具叛逆精神的罗隆基是不依什么“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一口咬定不答应婚事。

1927年在英国留学期间，风流倜傥的罗隆基，在舞厅里结识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华侨留学生张舜琴。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不久，他们在新加坡的岳父家里举行了结婚仪式。

1928年双双返国,住在上海霞飞路的花园洋房里。张舜琴在英国学法律专业,回到上海挂牌当律师,并在上海光华大学兼课,教英语。此时的罗隆基则身兼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及《新月》杂志主编等职。

    1929年张舜琴给他生了个宝贝女儿，使这个家庭更增加了快乐与生机。

当时，罗隆基请了个上海保姆来关照孩子，张舜琴却不同意，说中国妇女没有文化，不懂育儿科学。她每天给婴儿洗冷水澡，赤裸着晒日光浴。时近初冬，气温很低，襁褓中的婴儿哪能经受得了，一个多月就把孩子折腾死了。罗隆基十分伤感，也为此而夫妻反目，最终只好离婚了。

另一方面，大概是他太太对他的浪漫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这也是他们闹离婚的重要原因吧。

张舜琴外表本分朴实，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徒，与罗隆基的性格迥然不同。

那时，罗隆基看上了徐志摩的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励的妹妹。但张幼仪对罗隆基避之唯恐不及，他追求张幼仪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毫无希望。他追求不成功，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离婚。

 

    新女性王右家

1931年，罗隆基的妻子张舜琴独自回到南洋老家，夫妻虽然分居两地，却没有办离婚手续。就在张舜琴走后不久，罗隆基在王造时家打牌时认识了一位年青漂亮、性情活泼开朗的小姐王右家。王右家是湖北人，刚从美国回来，二十出头，洒脱任性、豪爽泼辣，又美艳如花。

王右家，自称是人生的叛徒、家庭的叛徒。不久，两人同到北京。

罗隆基到天津任《益世报》主笔时，就开始了与王右家的同居生活。

有人问王右家：“你为什么一定要和一个有妻室的人同居，难道只为了表示你有对这社会挑战的勇气吧？”

原来她这勇气，都是罗隆基给她的鼓励。罗隆基对她说：“你这么青春美丽，如能给这古老封建的社会来颗炸弹，使得万万千千的人为你的勇敢喝采、赞美，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平添生气……”王右家天生本来就有反叛性格，所以就在这种恭维鼓舞之下，不顾后果的和罗隆基同居了。

    王右家一直称罗隆基为“骡子”。武汉沦陷后，他们又到了重庆。这时，张舜琴自己要结婚，遂同意与罗隆基离婚。王家右接着与罗隆基举行了婚礼。

十余年同居，两人感情甚笃，不想，一朝得以正名，婚姻竟有了裂痕。

罗隆基是个才子风流人物，尽管有了如花美眷，他还是花边新闻不断。罗隆基和一位朋友的太太要好，王右家并不以为意。大约一年左右，那位太太突然找她忏悔，说是与罗闹翻，请求她将自己写给罗隆基的情书偷出交还。王右家一口应承下来。王右家找到书信后，随便看了一封，气不打一处来，原来两人已谈到各自离婚再结合的话。王右家将信交给那位太太后，愤然离家，再也没有回来。

王右家出走后，罗隆基急得四处追寻，无奈王右家避而不见。抗战胜利后已回到国内的王右家结识了茶商唐季珊。不久，王右家找到被国民党软禁的罗隆基办了离婚手续。

王立明、史良、浦熙修

罗隆基是个风流才子，在爱情上是“多元论者”。这在张舜琴是无法容忍的，但洒脱的王右家却是可以容忍的。因此尽管有“如花美眷”，罗隆基的花边新闻还是不断。

1934年-1935年间,北京大学女学生徐芳因写新诗小有名气,罗隆基透过好友梁实秋邀得徐芳见面。罗隆基欣赏她的才华,常借故邀约她至中山公园散步谈心,怎奈女学生并无此意,加上徐芳的父母得悉罗隆基的花名,不许他们交往,也因此常常由王右家负责邀约。而罗隆基始终不曾放弃,他不断地给徐芳写情书，一两年间达三四十封之多。

1965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部位收走。罗隆基收藏的情书可多了，据说还有发丝。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王立明、史良……

王立明是早期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后嫁给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刘湛恩。1938年，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及各大学抗日联合会主席的刘湛恩为日寇所暗杀。

史良与罗隆基的事，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史良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有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罗隆基又向浦熙修献殷勤。史良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                   罗隆基与浦熙修

罗隆基认识了彭德怀元帅夫人浦安修的姐姐浦熙修。浦熙修是《新民报》的第一位女记者。1946年初召开的政协会议中，二十二天内，她遍访三十八位政协代表。当她采访罗隆基时，初次见面的两人越谈越投机，产生了倾慕之情。

他们成了朋友，知音，情人。比罗隆基小16岁的浦熙修，有才女之称。

1947年11月，南京政府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要员一一远走高飞，大名鼎鼎的罗隆基准备避走杭州，定于19日晚于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与情人浦熙修话别，罗、浦艳闻早已内传，只是始终没有完全公开。

那天晚上，浦熙修如约前往，两人正在情话喁喁，离情万千，浦熙修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惹出一幕桃色大案。那天，因民盟总部全部撤离，辞退所有传达侍役，袁子英赶到时，门口无人阻拦，他直撞内室，目睹罗隆基正在与浦熙修热烈拥抱，盛怒之下，上前各搧罗、浦一记耳光。罗、浦联合反击，上演了一出全武行。直至警察赶到，这场武斗才平息，各自走人。事后，罗隆基和浦熙修的关系彻底暴光。

此时，浦熙修已经37岁，与袁子英结婚也有十余年，育有两女一子，且快成人。但她坚持与袁离婚。袁子英乃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他早知道浦熙修红杏出墙，为了名誉颜面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据说他几次命子女环跪浦熙修膝前，苦苦泣谏，然而女人要离婚，八匹马都拉不回。袁子英只好与她办了正式离婚手续。                                罗隆基与浦熙修

离异之后，浦熙修一直过着独居生活。罗隆基对她的爱是大大超过前几个妻子的，琴瑟好合，感情相得。由于浦熙修子女的反对，直到解放后他们都未能正式结婚，长期过着同居生活。浦熙修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的妻子，彭德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不能接受罗隆基这样一位连襟，是主要因素。而浦安修爱她的姐姐，希望她不要因为婚姻问题陷入政治困境，当然反对尤力。

解放后，浦熙修出任《文汇报》副总编兼北京办事处主任，与罗隆基成了邻居。罗在家中腾出一个房间给浦熙修住，两人的感情还是十分融洽的。然而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浦熙修也卷入了漩涡之中。

迫于无奈，浦熙修不得不交出罗隆基写给她的所有信件，浦熙修又在批判会上说：“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贯的……”罗隆基面对浦熙修的发言，痛彻肝肠。

离婚后的罗隆基仍然孤身一人，直到1965年12月7日离开人世，他再也没有结婚。

 

 

                       批判罗隆基

 

    罗隆基是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1954年9月又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罗隆基提出设立“平反委员会”，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被打成大右派。

    1957年8月10日下午2时，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批判罗隆基大会开始。

    吴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个发言。他用大量篇幅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老底，说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吴晗发表的第一条材料，是罗隆基与周恩来的一次对话，那是在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夕，罗隆基到达北平，周恩来与他会面。

    周恩来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

    罗隆基当即表示不同的意见，他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商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吴晗对此话批判道：“罗隆基的这一段话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浦熙修是与罗隆基“同居”十载的女友。她是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目的发言稿，最后一个登台的。她说：“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是江西安福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浦熙修又说，在解放前，一次她穿了一双新买的红色胶鞋，罗隆基见了勃然大怒，她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怒从何起。现在她找到了“怒从何起”的由来。她说：“原来罗隆基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么要买红色胶鞋？”

    浦熙修又讲了个蒋介石观剧（曹禺话剧《蜕变》），看到一个红色肚兜，即大发脾气的故事。她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说明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一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浦熙修发言时，罗隆基把头扭到了一边，眼睛盯着窗外。

    罗隆基的傲慢点燃了浦熙修的怒火和怨恨，她继续说：“罗隆基解放后对于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气。而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由于罗隆基曾说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所以浦熙修必须用事实对“亲密朋友”做出一个否定。她声泪俱下，说：“像狼一样的罗隆基是毫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立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加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后已。”

    末了，她说：“让这所谓的亲密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在众多的批斗会上，罗隆基爱发脾气、喜好女人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缺陷，成为一个政治攻击点，一个搞臭他的道德缺口。

    在罗隆基家当护士的王爱兰被请到民盟中央批判会上，她发言说：“我在他家三年零六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杨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女演员）来吃饭，我就更倒霉，责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来时又说我把菜弄多了。只要杨薇一来，任何人都不见，浦熙修几次打电话来，因为杨薇在，他总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出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在搞什么。”

    罗隆基的警卫员张登智在台上愤慨地说：“罗隆基骂我们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缝衣服，又辱骂裁缝偷了他的布。他对暖气工人百般为难，他规定暖气只烧到75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时烧得高一些，他就骂道：‘你们要热死我吗？快给我拿扇子来！’有时烧低了一点，他又骂道：‘我是病人，你们想冻死我吗？’罗隆基甚至还骂警卫：‘我要打电话给罗瑞卿，是叫你们来保卫我的，还是监视我的？”

    罗隆基的批斗会之所以开得最多，最长，他态度恶劣、拒不认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气坏、人缘差，则是让他吃大亏的另一个原因。

    据说，罗隆基讲了那句“现在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话，传到毛泽东主席的耳朵里，成为促使毛泽东决定由整风转为反右的具体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

    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寒冬，到12月下旬，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这个检查由于符合毛泽东定下的结论，而获得他的认可。

    浦熙修，因为耽心到会受到牵连的命运，批斗之下，高压之下，她的感情之堤溃决了，人格精神扭曲了，违心地对罗隆基进行所谓的揭发、批判及围攻。罗隆基心灰意冷到了极点，他无法理解，更不能容忍。当然，浦熙修也没有“划清界限”，在劫难逃，不久便被定为章罗联盟中的一员“能干的女将”，也成了大右派。

自此，情人成了仇人。

(1968年12月10日上午10点多钟，病房全体休养员召开大会，并写通令，对大右派分子浦熙修批斗，令下午出院。那时，浦熙修身患直肠癌，病情恶化，但是住院数次都被赶出。1970年4月23日，北医附属人民医院急诊室走廊里，浦熙修苦苦挣扎后醒来，她说：“别费事儿了。”自己拔掉了输氧管子，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经受着精神与病痛的双重折磨，她孤独悲凉地走了，身旁没有一个亲人。当时儿女均在外地，昔日故交则大都断了联络。)

    1958年1月，罗隆基的所有职务全被撤消。

    罗隆基仍住在原处，只是诺大的府第已门可罗雀。据说，当年香港有人请他去办报。周恩来约见了他，说无论到香港、美国都可以。但罗隆基却坚决地表示，哪儿都不想去，死也死在国内。

    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因心脏病突然去世，终年69岁。据说，他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罗隆基家里藏有一箱子女人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反右时，民盟的人骂他是“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可他划成右派分子后，依然故我。

    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的全部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拿走了所有现金和黄金。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他的骨灰，走了。

    罗隆基从小父母双亡，由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存，他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1986年10月24日，民盟中央召开座谈会，纪念罗隆基诞辰90周年。全国政协和民盟中央不少领导在会上发言，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