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促进人类的思考。每当人类处于某种痛苦之中，就必然会产生疗救这种痛苦的梦想。
梦想不等于乌托邦，但乌托邦属于梦想。
它是人类那些牵涉到深刻焦虑、根本痛苦，具有批判性超越特征的梦想。
作为自然造物的人类，在本质上是不完善的。因此，虽然“乌托邦”这个词出现在近代，但关于一种理想生活制度与生活方式，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梦想却一直如影随形，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脚步。
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详尽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
普卢塔克通过对斯巴达的理想化的描述，表达了他自身所具有的乌托邦冲动。
古代中国有儒家的“大同之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道家主张“小国寡民”;
墨子讲“兼相爱，交相利”；
陶渊明梦想《桃花源记》。
道家与儒家从它产生的时代开始，便以上古之世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从此这种对上古之世的向往，成为中国式的乌托邦。
许多人把此作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在一些古代宗教里，都可以看到不同版本的人类每况愈下的历史寓言。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于一种落后，恰恰相反，在人类经历了近现代开始的无限发展观的破灭之后，它里面包含的人类这种“返朴归真”的想法和要求，不失为现代发展主义狂热的一剂解药。
近代工业文明的出现，在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福利的同时，也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的苦难。1616年，英国人莫尔创作了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本著作《乌托邦》
此后，从17世纪到19世纪，以乌托邦作为参照系去批判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一种风尚，先后出版了数百种此类著作。不仅如此，宗教家、社会改革家还致力于社会实践，先后创办了大量的宗教性或非宗教性的乌托邦公社。虽然这些乌托邦实体最终都消亡了，但其理想主义精神，作为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资源一直不灭，滋养着人类的灵魂，启发并鼓舞着人类在探索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历史呈现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称：
工业文明兴起的初期，引发出以空想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乌托邦思潮，抗议人对人的奴役；
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末期，绿色运动、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应运而生，抗议人对自然的奴役。
可以说，与以往所有的乌托邦主要是关于人与人关系的梦想不同，生态文明主要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梦想。这是人类亘古的乌托邦精神在新时代、新环境、新问题、新痛苦刺激下的复活。
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突出问题。它尖锐地体现了人在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上存在的精神性偏差，并向人类提出了重新思考与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迫切要求。
1、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中国古代哲学思维以“天”作为自然的指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按冯友兰的分析，“天”在古代哲学中，至少有五种不同的规定：物质的天，主宰的天，命运的天，自然的天，义理的天。)
在天与人的关系上，有主张“天命”的，天主宰人间的一切，《尚书•康诰》：“天乃大命文王”；
有主张“天人相分”，“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老庄则倡言顺应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唐刘禹锡提出“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 “天与人交相胜”
明王夫之提出“以人道率天道也”(《思问录•内篇》)。
综合来看，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除了个别言论外，一般都反对天人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观点，主张天人相应，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种种关于“天人合一”的命题。例如“天人合德”、“尽心知天”、“天人相类”、“吾心宇宙”、“天人无二”、“天地境界”等。庄子以体道之人的身份，神秘地声明：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典型地表达了中国古代哲思力图追索天与人相通，追求天与人协调，和谐一致的精神。
2、西方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西方哲学主流主张“天人分立”。
古代世界自发的泛神论通过神话把自然拟人化，构造出神人合一的宇宙观。
随着古希腊哲学的诞生与发展，这种宇宙观逐渐解体，自然与人分离，成为由“水”、“火”或原子等自然物质构成的客在世界，受到人的理性的清醒的注视、探索和研究。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里，可以看到用诗的形式阐述的这种古代哲学对客在世界的沉思。
政治上作为异质因素产生的犹太—基督教，冥冥中也无法逃避文化场的渗透。《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在创造世界的同时，把对世界上所有生命的管理作为派生权力赐予了人类，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加拿大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作者威廉?莱斯指出，基督教为现代科学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人生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根源了。”
创世纪的神话，在俗世中久远地获得了关于人类权力的政治学的解释：人是地球的主人，是世界万物的次王，他拥有上帝授于的权力，管理和控制自然。
欧洲文艺复兴被称为“去魔”的时代，科学理性向宗教提出挑战，并成功地把宗教逐出了社会的政治生活。然而，海德格尔指出，这也是一个“着魔”的时代。
新的“魔”来自技术理性。人类控制自然的思想由于自然彻底丧失泛神论的光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空前加强。
霍克海默，阿尔多诺批判性地指出，启蒙精神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被广义地理解为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运动的启蒙，创造了一种新式神话，即技术神话，自然成为仅仅为人类提供原料的奴仆。技术理性对自然的控制与对人的控制同步发展，“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
人不断增加的力量与他以力量统治的东西相异化。他们断言，人同自然的异化成为西方文明危机的核心部分。
3、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以人的生产实践作为中介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他本来就是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马恩全集》42卷168，169页)
人通过生产实践作用于自然，使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恩全集》42卷178页)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的奴役，“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40卷》392—393员)
人从属于自然界，自然界具有真正“本体论的本质” (马克思语)，人的感觉，激情之类东西只有通过作为对象事实的自然才能肯定自己。人必须谨慎地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告诫人类：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恩选集》3卷617页)。
近代科学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在认识论与本体论上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关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学说。
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思想实验，证明了必须把观察者引入时间的测量；
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和“互补原理”，把试验主体从纯粹的观众变成了同时也是演员；
“人择宇宙原理”则说明了人与人所在的宇宙在本体论上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人是宇宙自觉阶段的产物，客在的宇宙通过认识主体主观的示度而成为人的认识表象，并通过人的实践进入人化的自然。
4、从当代生态危机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生物分类学上，人被归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动物纲真兽亚纲灵长目狭鼻亚目人科人属人种。
人是地球自然界里的一个物种。
全球生态危机说明，人不是一个普通的物种。人被称为“万物之灵”，人作为地球的长子必然地对地球环境危机负有最大的责任。
人具有比几乎一切动物都简单的多的生物本能：进食以维持生命；交配以繁殖后代。
除此以外，一切都必须通过学习。然而人却具有一切动物所没有的无限放大，变奏与扩展生物本能的潜力。
同质的自然历史事件有：
古生代三叶虫称霸海洋；
以大尺度时间和全球空间作为参照框架，可以把人类的类生物能量扩张简化为两个方向相反的过程：
工业文明向生产的广度与深度无限地扩展，终于，人类的类生物能量扩张，第一次不是遇到了其他物种或其他文明的阻碍，而是遇到了地球本身的阻碍：
人类的类生物能量危险地逼近了地球自然界的负荷能力，其标志是全球四大困境：
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资源耗竭，恐怖动乱。
人类陷入了一个生态悖伦：生产日益发展，然而人类唯一的家园地球，却日益变的不适合人类居住。
b，人的文化性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在于人类在群居的社会生活中，发展出了人类独有的文化能力。人通过创造认识的符号，从而使人脱离了动物所能有的直接感受，具有了抽象思考与表达的可能。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把人称之为“符号的动物”。
人在人与自然之间楔入了文化的中介，从而创造并生活于一个与动物生活的自然界完全不同的文化符号世界里。符号文化在推动人类进化的同时，也深深种下了人与自然分离之根----
人对自身的抽象，使人能够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成为神，成为自然的主人；
人对自然的抽象，使自然成为物质，成为原料，成为数字。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存在通过语言敞开与显化自己，成为它所是之是。人只能在符号中与抽象的自然相遇，这是不可消除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存在论隔阂。
于是，对自然的片面理解，文化的人与自然的疏离以及异化，便在存在论与认识论两个层面上都难以避免。
文化是一柄双刃的剑。
可能的生态文明
作为与蒙昧和野蛮状态相对的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是人类在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两个方面获得的进步。
从纵向来看，
第一次浪潮诞生出农业文明；
第二次浪潮诞生出工业文明；
第三次浪潮诞生出方兴未艾的信息文明；
第四次浪潮将是正在来临的生态文明。
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文明是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环境的长期作用下，动态适应的结果。
一个成功的文明，必然积淀了无数个体进化的生存经验，是一座巨大的人类学宝库。可以想象，生态文明的出现和生长，不是也不应该是一场外在的革命，一场从外部对原有文明形态的攻击，而应该是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从内部潜在的文明资源出发，自发地、有机地、渐进地从内部生长出来的改良。
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可能的生态文明也应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长。
限于篇幅和笔者的学识，以及鉴于论述生态文明的论文专著已时有所见，本文不拟也不可能作出全面的论述，在此仅就生态文明的几个方面将笔者的一些关于生态文明的不成熟的想法贡献出来，以期就教于方家并引动思之目光：
l，新的精神焦点
以往人类的精神焦点是主动语态的，是人自身的创造，并常常由一部分人强制地赋予另一部分人。
现代社会的精神解放—解构运动已将它们一一拆除。神死了，圣人也死了……“解构逻各斯中心”直趋人文内核，所到之处，理性与价值碎片纷纷扬扬。人类已经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判断能够有效地，令人信服地遏止人类奠基于庞大类生物能量上的消费欲望与新奇迷恋(索尔仁尼琴认为无休止的新奇迷恋是本世纪的一场精神疾病)。
有迹象表明，生物学将成为21世纪的主导学科，更具广告效应的说法是，继19世纪为力学世纪，20世纪为物理学世纪以后，2１世纪将是生物学世纪。重要的标志便是力学与经典物理学的----
镜相反映认识论，
机械分割方法论，
原子还原本体论，
正向生物学与量子物理学的----
参与反映认识论，
有机联系方法论，
混沌整体本体论转移。
生态概念从生物学，人类学领域向人类精神领域广泛地渗透与普适地生长。生态在作为人类新的精神焦点吸纳人类之思的过程中，为人类各门学科提供了新的思维视角和开放性的思想生发温床，深化与扩展了人类的认识，揭示出人类的本真存在与优化可能，生态作为一种被动语态的价值取向，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为人类提供新的价值判断，缝缀起支离破碎的后现代思绪。
2、生态文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生态文明的生产力观将人的诗心，诗性创造，诗意价值纳入纯粹物质领域----
正像科学技术是知识形态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渗入到生产力三大要素：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与劳动者中一样----
诗是一种审美和价值形态的社会生产力：
----诗渗入到生产工具中，将使工具所代表的技术成为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所说的那种有人性的技术，促进人与环境的发展而非奴役人与环境；
----诗渗入到劳动对象中，将使属于自然的那部分劳动对象成为人类的关系密切的伙伴，而非人类的敌人，并且恢复与重视自然的审美价值，人性对自然的审美需要；
----诗渗透到劳动者中，将使劳动者把劳动作为身心进化的手段，创造性地劳动，在非常规，非惯性，意想不到的地方，开创人生的道路，像阿拉丁神灯一样呼唤出劳动的创意和劳动的价值，使劳动者的人生不再奴隶般地服从专业教育、社会分工以及工具理性。
传统生产关系概念中所包含的三大要素：所有制，人与人在生产中形成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分配形式，其内涵都是人与人在生产中形成的相互关系。
生态文明的生产关系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纯粹人与人关系的领域。马克斯．韦伯与马尔库塞认为，对人的专制与对自然的专制是相一致的。
(作为一个例子，“文革”中人对人的专制与人对自然的专制同步。)
在生产关系中纳入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松解生产关系的封闭性，通过把外在的环境内化到生产关系中来，提示出人与人之间共同的生态利益，从而增加了生产中人与人沟通与合作的可能。人对自然的宽容和共存与人对人的宽容和共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马克思“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涵蕴着深刻的人道主义情怀的解放命题，可以转换为“人类只有解放全生命，才能最后解放人类自己”。
正如历史上的新文明一样，作为从传统产业与文明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历史形式，生态文明具有强大的实践潜力，拥有丰富的创业机会。
美国田纳西流域综合治理，是在生态智慧指导下，进行生态开发的成功范例，一直被许多国家奉为样板，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田纳西流域经历了开发，破坏和重建三个阶段。
20世纪前，这里是一个森林茂盛，农业发达，拥有大片牧场的富饶地区，在本世纪初，由于发现铜矿并进行掠夺式的开采，导致环境破坏，田纳西流域成为美国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
北京郊区密云县黄峪口小流域综合治理，有异曲同工之妙。
秃岭荒山，泥河浊水，生态环境极为恶劣的黄峪口，198１年被列为北京市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试点。在北京市水利局、密云县政府的领导下，由密云县水土保持站、北京林业大学等单位组成攻关组，以良性生态经济系统为总目标，科学精神加苦干精神，经过16年的综合治理，森林覆盖率达到84％，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人力资源等各项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农民脱贫致富，进入小康，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及良性循环的轨道，创造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黄峪口模式”。
生态农业，生态企业，生态村，生态城市、生态旅游……生态文明注意经济元素构成的依存互补，注重环境整体的优化组合与共生共荣。生态文明以其综合效益，良性循环，可持续性发展的优势，显示了它的光明前景与发展潜力。
3、生态伦理
1916年9月，法国学者、医生阿尔贝特?史怀泽乘船在非洲奥戈维河上航行，前往一个传教站救治一个病人。
一路上，他都在苦苦思索多年以来一直困扰他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制造出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将比现有的文化更具伦理深度和动能。
第三天傍晚，日落时分，船经过一个岛屿时，船边有4只河马和它们的幼仔也在向前游动，“天启”突然降临了，史怀泽极度疲乏和沮丧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他从未听过的概念：
“尊重生命”。
他立即意识到，这就是答案：
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动能。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使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救助它们。我们因此与宇宙建立了一种新的精神关系，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新的伦理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
“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为了另一种人。”(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7页—8页)
在文明的兴起与伦理的关系上，尽管有成功的研究个案，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两者之间普遍的动力学关系并未明朗。(国内外现在亦有人在作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研究)。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文明的衰落普遍地首先表现为伦理能力的衰落。史怀泽怀着对西方文明伦理衰落的焦虑，从寻求新文化伦理动能的初衷出发，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制定生态伦理学的主张。半个世纪以来，他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响应。爱因斯坦称他为“我们这一世纪最伟大的人物”，认为由于他具有罕见的见证力量并身体力行“行动的人道主义”，使他成为当代西方世界唯一能与甘地相比的具有国际性道德影响的人物。
1952年，史怀泽获诺贝尔和平奖。
两次世界大战，全球生态危机以空前的规模论证了人类的道德危机。
在专业倾向有增无减的现代社会里，我们应该牢记先驱者的初衷，防止生态伦理的“专业化”，它不是，也不应该是出自工具理性的权益之计。
生态伦理是人类亘古长存的伦理能力与善的冲动在现代世界的显现与发展。
史怀泽本人是神学博士，不时布道的牧师，具有浓厚的西方基督教博爱精神背景。
尊重生命在东方尤其在佛教中也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佛教的基本信念是六道轮回，众生平等，悉有佛性。佛教“五戒”中的首戒便是“戒杀生”。正因为如此，生态伦理不是抛弃以往的伦理资源，而是从其中吸收一切有益的养分，这样，生态伦理才能超出于“职业道德”式的应用伦理学之上，成为新的生态文明的价值核心与精神动能，活跃、生动与提高人类的伦理生活，组织与指导人类的道德实践。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一直困扰着生态伦理。
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利益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唯一的价值主体。
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自然与人有着平等的价值主体地位，并注重于“地球上千百万种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福利”。
我个人认为，这种争论源于生命个体道德实践的历时性生成，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终极性地解决的。
从差异人类学的理论视野出发，正像人与人具有智力上的能力差异一样，也具有道德能力上的差异。对此差异的蒙昧无明，造成了人类源远流长的伦理争吵：
见仁见智：见仁者昧于见智，见智者昧于见仁。
在此，应该引入差异主体的概念，以差异主体相应于生态伦理中的多元道德。面对着人类共同的生态问题，在生态法律的约束下按照不同个体的道德认识能力与道德实践能力，在现实的生存中，穿行于——
生态学的实然判断；
伦理学的应然判断；
以及宗教情怀的信然判断，
各行其是，各尽所能。
海德格尔在“拯救地球”也即“拯救万物之母”的后期诗性沉思中，设计了大地、天空、神圣者、短暂者(人)四元统一的乌托邦结构。
“通过原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四者统一于一。”(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36页)
人居住在大地上，仰望天空，人在天空与大地之间“诗意地居住”，“这叫做：处在神灵的光顾中，并且遭遇到对事物的本质的接近。”
作为有死者、短暂地居住在大地上的人，通过诗意地栖居，向往神圣者，等待神性、承受神性，用神性的尺度度量自己。
诗意的居住不仅是反抗技术专制的居住，而且通过倾听神的声音，成为走向生态伦理的居住----
“诗人是短暂者。他热情地歌颂酒神，领悟远逝诸神的行踪，留意于诸神的轨迹，于是为其同源的短暂者追寻走向转变的道路。”
4、生态文明的体育
《简明不利颠百科全书》为“体育”下的定义是：
“为增强体质和获得增强体质的技能而进行的训练。”
现代竞技体育正越来越偏离这个目标。让我们随手从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消息中摘引几则：
《女子世界》1996年第18期长篇报告文学《归来吧，体育本身的价值》，以大量的事实揭示了现代竞技体育中存在的问题：
被兴奋剂打倒的体育明星；
坐在轮椅上领奖的“体育健儿”(非伤残人士)；
因体育而起的谋杀和骚乱……
生态文明的体育应恢复体育在人类存在与进化中的重要位置，致力于发展自娱性的，节俭的，群众性的，生态性的体育运动，尤其是要从迥然有异于西方奥林匹克竞技体育体系的（）东方修炼体育体系中，吸取宝贵的智慧和营养。
东方人体文化是东方圣贤高哲们在几千年的探索体验中创造与总结出来的一整套生命工程技术，是深藏于东方古代文化中的宝莲灯，它对于提高生命质量，帮助作为短暂者存在的个体生命，在有限时空中心与身两者的无限进化(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体之道)，减少熵增，增加人与环境的有序度都有着难以估量的人类学意义。
５、生态文明的医学
有一次，我因事来到一间著名的医学院，时逢下课，一瞬间，宽阔的校园里流淌着拥挤的人流。望着这么多风华正茂、英俊潇洒或美丽清新的少年少女，我不禁大为惊讶——
人类为疗治自身的疾病，竟然投入了如此之多的年轻健康的生命——
并且医学院的学制是最长的。
然而，巨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依笔者亲身的体验，如此庞大的现代医疗体系，连鼻窦炎、慢性咽炎、神经衰弱、瘢痕组织增生、肠胃虚弱都难以治好。
这是令人沮丧的。
中国没有进行这种民意测验，在美国，61％的人认为存在“卫生保健总危机”
有一位熟人在联合国医疗卫生组织工作，他说，在美国，有一次因为医生护士罢工，而使病人的死亡率大大下降。
以色列的统计表明，两次全国医疗系统罢工，病人的死亡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
有位名老中医告诉我，在他治疗的疾病中，“标”病最好治，“本”病较难治，最难治的是医源性疾病，因为身体都被搞乱了。
还原主义使病人被当作了可以拆卸的机器。而技术至上导致了医疗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使用新技术的压力----当某项新医疗技术被发明出来以后，就有了一种使用它的压力，近乎一种道德上的义务一样。医疗因此越来越昂贵并且非民主化。许多医生成了用昂贵设备装备起来的，囿于本专业训练，目光与心胸狭隘的专业专制者。
人老了，常常不怕死，就怕不得“好死”，难以善终。所谓现代医学，便是西方文明挟其强势而来，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推广的西医体系。秉承西方文明的文化气质，它以分析的方式解构人体，无视人体的能量系统，因此它虽然在解释、治疗传染病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面对几乎所有的慢性病，基本上都是既不能使其彻底好转，也不让你自然死亡，治疗过程便是一个病况不断加重，苟延残喘，机体部分死亡的过程，使死亡成为一个旷日持久的痛苦过程，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增加了大量难堪的负担。（参见吴清忠著《人体使用手册》）
生态文明的医学应该确立整体主义的、重视心理因素的医学模型，采用“温和疗法”代替过去的“野蛮疗法”，以宽容的态度，宽广的智力容纳与接受非正统的“自然疗法”，包括有益健康的食品(食疗，刘逢军所创“大道养生堂”的调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养疗，例如诗人惠特曼以旷野治疗疾病)，正确的运动以及针灸、按摩、中草药，顺势疗法，反射疗法，气功，断食疗法，等等。
在这方面，中国人是幸运的，我们站在东西方两大医疗体系的交汇点上，具有杂交的优势。中医经过了五?四以来西方现代科学思潮狂风暴雨般的剧烈冲击，不仅没有湮灭，反而不但在国内日益受到欢迎，也在国际上日益扩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医以自身成功的实践强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独特的宇宙观哲学。李约瑟把阴阳五行学说与易经作为中国科技史的三大来源中的两个(另一个是道家)，而这两者都与中医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医者易也”，中医至今仍在运用阴阳五行以及易学体系辩证施治。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论述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时，曾把有无“哲学突破”作为一个文明是否独立存在的标准。如果没有中医每天都在实际进行的成功的医疗实践的支持，我不知道近代以来被打入“另册”的中国哲学宇宙观是否还能够存在?我们是否还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哲学思维与哲学文化的文明体系而与西方文明并肩而立，互诤互补?
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促使科学与宗教分家。有许多迹象表明，深藏于东方文化内核中的东方哲学，有可能通过非线性科学(混沌学、突变论、协同学、全息学、生命科学等等)的发展，而得以与迷信分家，并得到破译。
多年前，我与一位踌躇满志的研究生辩论，他说，自由就意味着创造条件让生命去满足一切愿望。
我说，不可能。我们这个地球根本不可能满足如此之多的人的一切愿望。
他以极为自信的口吻说，那可以向太空移民。
且不说这种说法是否具有经济上、技术上的可行性，仅仅其中隐藏的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宇宙殖民主义”的意向，就足以证明生态文明所必须恃之为价值核心的生态伦理，离现实中的我们还有多么遥远的心理距离。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几千年里，人类历史确实是按照生物逻辑由人的物质欲望推动的。
今天，物欲在继续局部地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却在整体上把人类推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况。
人类是否具有足够的伦理能力、智慧悟性与理性自制，幡然悔悟，超越以无限扩展的物质欲望作为发动机的传统文明而进入生态文明，仍是一个未知之数。
希望之火仍然存在。这便是那些寻找希望之地，心怀无可排遣的忧思的老子、佛陀、荷尔德林、史怀泽式的寻“道”之人----“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一种高尚的宿命，他们对人类的根本价值不在于某个具体的固定结果，而在于他们以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类中存在着高尚、勇敢、坚毅、仁慈的精神行为。
这种精神行为有力地见证了：人类不是白白地受苦的。
它使人类的痛苦获得了某种牺牲式的庄严。使人类进化的希望之火不熄，使人类超越自身的生物性局限，走向人性的新内容。
这种精神行为超越了作为一种与草木泥石一样的自然存在时，人类行为在本体论上的意义空白。他们那表现为认识过程的精神行为，作为一种不可改变的生命存在，渗入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以其超生物性，使人类行为获得了崭新的本体论意义和价值，并且意味深长地展示了使与人类并存的自然世界也同步进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