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一次公开演讲。上周五，周小川异乎寻常地明确表示，面对人民币升值，虽然中国出口商担心自己可能破产，但他们一般都有空间调整业务并维持运营。据媒体报道，他举例说，出口商可能声称人民币升值3%将被迫关闭工厂，但实际上他们能够承受3%、甚至超过3%的升值幅度。作为中国央行行长，通常不会评论出口商是不是有能力承受一定幅度的人民币升值——那是中国商务部管辖的范围。

此外，尽管周小川在G20（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接受采访表示，中国政府将自行决定人民币的升值步伐，不会屈从于外部压力。但他也提到，中国将运用所有的政策工具对抗通货膨胀，包括利率和汇率。联系不久前，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称，在通货膨胀大幅上升的情况下，他认为中国决策者已经决定允许人民币升值。再回想今年1月份，中国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中国外汇》杂志上撰文称，中国2011年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暗示今年中国将更多通过增强汇率弹性来减少顺差过大造成的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我可以断定，下阶段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已经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须知，在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窄。要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完成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减少顺差、促进平衡的多项任务，相当困难。数次调高后，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历史高点，商业银行的经营自由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提高利率呢？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吸引了热钱流入。而仅靠宏观审慎政策来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入，效果有限。此时，正急需汇率政策放宽来解围。

何况，当下允许人民币适当升值，还能减轻中国受到的国际压力，为人民币国际地位争取空间。在这一次G20会议就衡量全球经济失衡指标达成的协议中，中国同意有条件地将汇率水平作为指标之一，也获得了重要让步，得以将外汇储备排除在指标之外。这也提高了中国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的话语权。G20各经济体一致同意需要就汇率问题和加强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进行讨论，并要求IMF在4月份之前就如何改进全球货币体系的运转作出回复。需要讨论决定的事项中有特别一条，即是否应扩大SDR（特别提款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而IMF总裁卡恩已表示，他个人希望人民币能被纳入SDR的货币篮子（SDR货币篮子包括美元、日圆、欧元和英镑）。

毫不意外，G20会议公报问世之后，人民币兑美元在本周一尾盘升至历史新高。至此，以美元兑人民币6.5668元计算，人民币兑美元自去年6月中国央行宣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以来已升值4.0%。如果计入中美两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差异，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折合成年率应该达到了10%左右。中国央行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调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从市场看，并没有立即引发进一步美元抛盘，但此举绝对增强了市场对今年余下时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离岸市场，1年期美元/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跌至人民币6.4120/6.4150，意味着该市场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未来一年将升值2.4%。

我以为，不妨再大胆一点——既然行长先生已经在提醒出口商，3%应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