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了怕被贴上「反民主」的标籤，我们怯于瞭解生活各层面中日益民主化可能带来的麻烦困扰。我们假定民主不可能製造任何问题。因此当我们 看到政治，经济，社会的颓唐不振之时，我们推卸责任，逃避问题，不去寻找真正的答案。更不愿讨论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核心的民主化大转型之影响。在一片民 主化的歌颂声中，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2003年出过一本书 《自由的未來》（《The Future of Freedom》），就勇敢地提出了民主的黑暗面，目的是促使人们看清自已面临的民主化挑战，从而追求更完善的民主制度。作者在以自由民主为绝对价值的论 述 中，提出多元论点，强调民主的成功更在于自我节制。

本书写作目的在呼吁自我节制，恢复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平衡。它并不反对民主，但它的确认为可能会有过分民主的情况。自由民主政治的精意在于建立起一套丰富、複杂又机巧的社会秩序，不受任何单一的理念主控一切。

作 者在书中指出，民主社会，同样公开的资讯来源很快能帮助某人制造肮葬炸弹。而制造各种零配件亦比以往更容易取得。最要紧的是有关知识，而知识在 1990年代已经散播得相当广泛。即使是核子武器技术现在也很容易取得。毕竟，原子弹已存在超过五十年了，与AM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是同时发展出的技术。 此一现象可以称之为暴力的民主化。

作者指出，民主化暴力并不是一句俏皮话，而是今天世界上最根本，也是最可怕的今日世界的特色。自古以 来的人类社会，国家垄断合法性使用武力的权力。 政府和其国民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创造了秩序，使现代文明能黏合在一起。但是过去这几十年国家的优势已经弱化。现在很小的组织团体就能作出很骇人的事 情。固然恐怖主义形成对国家权威最严重的打击，可是中央政府在其他方面也受到重重包围。资本市场、私有经济、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等等都增强力量，侵蚀国 家的权威。在世界各地的非法的人口、药品、金钱、武器等流动，在在说明了国家弱化的事实。这种权力的稀释扩散会继续下去，因其趋势是受到技术、社会、经济 等广泛原因所助长。911之后，国家的能力和合法性有重新回头的迹象，这个趋势也会持续。恐怖时代的特徵于是呈现一种张力，一边是民主化权力扩散力量，另 一边是国家集权的力量。

作者说，指出这些，并不是说民主不好。其实它的好处太多了。我们之中有谁愿意回头去活在只有很少选择机会，缺乏 自主，个人渺小的时代？但是像任何深 远广阔的社会变动，民主也有其黑暗一面。可是我们却很少去面对它。正视民主黑暗面立即就会惹来讥评，被认为「与时代脱节」。可是这意指我们没有真正的停下 来认真反省。为了怕被贴上「反民主」的标籤，我们怯于了解生活各层面中日益民主化可能带来的麻烦困扰。我们假定民主不可能製造任何问题。因此当我们看到政 治、经济、社会的颓唐不振之时，我们推卸责任、逃避问题、不去寻找真正的答案。更不愿讨论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核心的民主化大转型之影响。

在 西方，民主就是「自由民主」：政体不但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而且也具备依法而治、分权制衡、保障言论、结社、宗教和财产等基本权利。但是这一连串 的自由权利——所谓的「宪政自由主义」——其实与民主并没有本质上的关连性。而且两者，即使在西方也不必然一直都结合一起。毕竟，希特勒是经民主选举出任 德国总理的。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民主和自由确实融合为一体了。今日自由和民主这两束经纬，在西方固然分解不开，但是在世界上到处都出现两者分离的现 象。民主发展势头兴旺，可是自由则遭挤压。

 

作者法里德．扎卡利亚简介：

 

法 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1964年出生的美国著名印度裔记者，时事评论家和作家，他现在是著名杂志《时代杂志》的主编，CNN人气时评类节目《法里德·扎卡利 亚的环球公共广场》（Fareed Zakaria GPS）的制片人以及主持人。他的节目和文章多以分析和评论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局势而闻名。

 

法 里德·扎卡利亚于1964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穆斯林贵族家庭，他的父亲Rafiq Zakaria曾是印度国大党中的一名知识份子，母亲Fatima Zakaria亦是一名记者，曾经作为编辑就职于《印度时报》。法里德·扎卡利亚虽然成长于穆斯林家庭，但是他自小受到父母影响而大量的接触西方文化，包 括基督教在内。  他毕业于位于孟买的“大教堂和约翰卡农学校”（Cathedral and John Connon School）后，即在家族的支持下远赴美国耶鲁大学，并在耶鲁取得文学士学位。在耶鲁期间，他还曾是“耶鲁政治联盟”中的杂志《耶鲁政治月 刊》（Yale Political Monthly）的主编。此后他与1993年在哈佛大学取得了政治学的博士学位。

 

当 法里德·扎卡利亚于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参与了学校对美国外交的指导性研究课题，并于1992年成为《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的主编。2000年10月，他被邀请成为《新闻周刊》国际版的编辑，主要负责采访外交事务和撰写当周的外交评论文章。这种工作状态一 直持续到2010年，2010年8月，他被邀请为《时代杂志》特约评论员和专栏作家。此外，他还是曾经分别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客》的 专栏作家，在这个期间撰写过大量得到政治，经济界一致好评的评论文章，影响深远。  1998年，他撰写的《从财富到权力》（From Wealth to Power）经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广受好评，后来翻译成几十个国家的语言版本，令他在海外声名大噪。而后他再次撰写《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书中阐述和分析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未来的趋势和发展。2008年他出版的《后美国的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在全球热卖，书中详细分析了几个发展中国家在各个领域对如今的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和变化，甚至于现任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亦将此书作为他的 随身读物。  2007年，他被《外交》和《前景》（Prospect）杂志评为100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份子之一。  法里德·扎卡利亚曾于2002年至2007年在美国广播公司的人气节目《这一周》（This week）中担当新闻评论员，他亦于2005年至2008年在公共电视网监制并主持财经类节目《扎卡利亚与外汇市场》。2008年6月，他在CNN推出了 热播节目《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Fareed Zakaria GPS）,于美国东部时间周日上午10点至下午1点在CNN首播。

法 里德·扎卡利亚被认为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信仰的自由主义评论员。他于2009年1月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世界上25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新闻界自由派人士之 一。他曾支持奥巴马参选2008年的民主党初选以及后来的总统大选。 扎卡利亚曾经对传媒表示他尽量避免受到任何一个政治思想的影响——“我认为这就是我工作的一部份，我没有任何选择。” 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法里德·扎卡利亚曾在《新闻周刊》发表文章——《他们为什么恨我们？》（Why They Hate Us?）,他在文章中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来自于阿拉伯世界对于长期专政体制的失败，并开始尝试西方式的维新体制，产生了一个反对宗教，暴利和日益全 球化的社会，而一些民族主义者希望保留更多属于他们传统上的自由。  扎卡利亚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初期曾采取支持的态度，他曾表示：“伊拉克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乱的就像一锅粥一样，美国在那里参与其中是一件好事”。当 美国军队占领伊拉克后，他经常在传媒上发表评论，谴责萨达姆·侯赛因时代的政治体制。但其后开始改变观点，认为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管制费用太高，并反对于 2007年3月的增兵方案，他认为美国在伊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并建议华盛顿政府应该以政治手腕来斡旋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 的冲突。  扎卡利亚曾于2008年9月30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中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在访谈后的节目中表示温家宝是他看过，阅读过中共领导人中最为开放的一 位，扎卡利亚的名字在此次访谈后亦迅速的被华人社会一些网民所熟知。

法里德·扎卡利亚与2008年3月20日在纽约被印度政府授予年度海 外最杰出印裔人士。他还分别获得过迈阿密大学的奥柏林学院，贝茨学院和美国布朗大学的荣誉学位。  2010年1月, 他被印度政府授予印度最杰出新闻工作者奖——帕德玛普山奖（Padma Bhushan）。法里德·扎卡利亚对政治和经济的时事评论被美国许多政经界知名人士所认同，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曾评价他为“熟知世界上每一个角 落的人”，现任总统奥巴马亦将他的著作视为随身携带读物。

2005年，繁体中文版的《自由的未來》由台湾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以下是内文摘录：

第一章

人类自由简史


这全都始于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决定迁都之时。公元324年，这位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皇帝决定把首都从罗马东迁到拜占庭(Byzantium)。他很快地把这个位于黑海出口、古老希腊殖民地城市改名为君士坦丁堡 (Constaninople)。为什么他要放弃历史帝国名都罗马呢？君士坦丁说，他受到「上帝旨令」。你实在很难深究这种理由，可是野心和虚荣一定也占 有相当的分量。君士坦丁极想要为后世留下恢宏遗产，而除了打胜一场大战之外，有什么比兴建全新的首都更有意义呢？迁都在政治上也显出他的精明。君士坦丁堡 与当时世界主要文化、经济中心如雅典、帖撒罗尼加(Thessalonika)、安提加(Antioch)距离近得多。(罗马在那个时代被认为穷乡僻 壤)。而且君士坦丁堡在军事上能保卫帝国，对付潜在敌人(主要指日耳曼蛮族和波斯大军)，也据有更有利的战略地位。公元四世纪，历史的重心在东方。

皇 帝御驾出动，不会轻车简从。君士坦丁当然不例外。他不只是把首都搬过去而已，他把罗马成千上万居民也一起迁移，下令从埃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运去巨量的食 物和酒类，以给养人口。他派遣嬖幸到帝国四境去搜括艺术品装饰「新罗马」。史学家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形容那次掠夺之甚，乃「有史以来最不光彩，最彻底的盗窃行为，以华丽君士坦丁堡。」 为了鼓励参议员们和元老贵族们搬家，动用一切可能的诱因，在新首都为他们兴建同样的大宅官邸。虽然他搬去朝庭的绝大部分，可是他留下一个人没动：罗马主 教。这个历史性的国家和教会的分离，带给后世人类关键性的良好后果。

虽然罗马主教在名义上居长，因为第一位罗马主教圣徒彼得是耶稣基督的 第一位门徒。可是基督教在罗马时代存活下来，是靠着向下地方分权，包含许多自治的各地教会。但是现在罗马与帝国首都距离遥远。其它重要的教牧，如拜占庭主 教和靠近的安提阿、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德拉(Alexandria)主教们都生存在皇帝威权的阴影下，很快的变成国家权威的附属品。可是，因远离朝廷权力和宫 庭的权谋，罗马教会兴旺了，行事独立，最后这种独立地位让它取得整个基督教世界精神领导中心的正统。由于这种政教分离，著名英国古典学者巴克 (Ernest Barker)观察到，东方(拜占庭)屈服于王权控制之下，而西方(罗马)则在宗教的至高权力之下。更准确的说，西方的至高权力一直处在竞逐之中，因为自 从君士坦丁迁都1500年以来，欧洲历史一直处在国家和教会持续不断的争执中，从那些斗争火花中燃起人类最初的自由之火。

自由，旧与新

挑 选单一的事件来标示一个复杂历史现象的开端，显然是过分简化的叙述。但是人类自由的发展故事，总要有个开头。在我看来，基督教的兴起在西方历史上是自由第 一次重要的起源，因而也就是全世界重要起源。它突出本章中心主题，就是自由比民主早了数世纪先来到西方。是自由带领民主，而非民主带领自由。它同时也凸显 此历史过程的另一吊诡，即西方自由是来自于一连串的权力斗争。各种斗争的后果——教会与国家、国王与公侯、新教与天主教、商人与政府之间——深植于西方生 活各个层面，不可分割，产生越来越强大争取个人自由的压力，尤其在英国，而自然延伸到美国。

 

有些人可能对如此强调基督教会重要性不以为然，而指出古典希腊才是自由种子的温床。他们会提起培里克里斯(Pericles)在公元前431年发表的有名 的葬礼演说，其中描绘出雅典动人心弦的未来愿景，献给自由、民主和平等。19世纪大部分时间，英国和德国的大学学院课程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发扬于公元 前五世纪的希腊城邦社会中。(在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古典希腊罗马研究，口头上仍以「伟大」(Greats)称之)。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对希腊的着魔实际上部分 是幻想出来的。古典希腊是极其特殊的文化，有孕育哲学、科学和文学的肥沃土壤。它是民主和相关理念的诞生地，但是那只曾在少处城邦实行最多百年左右。公元 338年马其顿占领雅典，民主就灭亡消失了。千年之后，希腊的实验启发民主的灵感。可是在千年空档期间，它并没有在西方政治上留下有形的或是制度上的影响 痕迹。

更准确的说，希腊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自由」的诞生地。现代自由的内涵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指个人免于权威任意侵犯，在历史上，权威侵犯是指来自国家暴力。自由包含某些人类基本的权利：包括言论、结社、信仰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

但 是古代自由概念，正如启蒙时代法国哲学家康斯坦特(Benjamin Constant)所解释的，其涵义与现代不同。它意指每个人(实际上指成年男性公民)有权利参加社群的统治管理。通常，所有公民都应该参与议会议事，如 果做不到，则以抽签方式选出代表，类似今天的美国陪审团。古代希腊人民议会拥有的权力没有限制，个人权利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不具备神圣性。用康斯坦特的话 形容，希腊民主经常「把个人置于社群权威之下」 。我们记得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民主据称达到完整的极致。就在此时，人民议会以民主投票将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处死，罪名是教坏青年。处死苏格拉底的本质是 合乎民主的，但不符合自由。

如果说西方自由的希腊根源受到过分溢美，那么其罗马根源就太被贬抑忽视了。当史家希罗多德 (Herodotus)写道希腊人是「一个自由的人民」，他指的是希腊人不是被外国征服或控制下的奴隶。今天我们会称之为「独立民族」，或是拥有「民族自 决」地位。(按照此一定义，北韩人民今天也是自由的)。

罗马人强调是自由的不同面向：即所有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自由的概念与 今天现代西方的自由相近得多了。因此拉丁文「自由」一字是libertas，成为我们今日「自由」liberty的字根。希腊留传给世界哲学、文学、诗歌 和艺术，罗马则留给我们最早的有限政府和依法统治。罗马共和有分权(三个部门)政府，选举任期固定的官员，强调法律平等，这些特征成为后世政府的典范。美 国创建的共和制度明显刻意模仿它。(迄今罗马的政治概念和名辞在西方一直沿用下来：如参议院、共和、宪法、地方辖区)。西方法律是如此充满着罗马法的遗 产，以致直到20世纪初，律师都需要熟练拉丁文。世界上大多数有关契约、财产、债权、诽谤、遗产，不动产的实质和诉讼程序法律，都是从罗马法中演化而来 的。后来成为英国首相，天份甚高的业余古典学家艾斯葵斯(Herbert Asquith)认为，罗马对后人世世代代最宝贵的礼物就是：「创设、发展和系统化了世界的法律体系。」

可是罗马法中的漏洞就是在执行 运作时，法律不及统治阶层。第一世纪共和蜕变退化为帝制时尤其如此。罗马皇帝，如尼罗(Nero)、维提利斯(Vitellius)和盖尔巴 (Galba)等经常不经审判即处以死刑，掠夺民宅和寺庙，强奸谋杀其子民。疯狂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竟任命他的马为罗马参议员，还以此荒唐 行为出名。此举即便不违法，也违反了参议院不成文、甚至成文的规章。在共和年代辛苦建立起来的法律传统到了腐化的帝制时期全都崩解颓坏了。罗马失败的教训 在于，要法治精神延续久远，统治者的善意并不足恃，因为统治者和其意愿两者都会变。需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机构，独立于国家之外。西方在天主教身上找到这样对 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