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限购令”需要“全国一盘棋”

    显示中央政府调控房价坚定信心的“新国八条”自今年1月颁行以后，最近一年来不畏调控压力依然借助投机炒作顽强上行的房价终于进入了盘整。但是，“新国八条”的重中之重，即限购政策的推行却面临微妙的局面，尽管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已经推出了版本各有不同的地方性限购政策细则，但距离“新国八条”规定各地出台“限购令”的期限即2月中旬已过，70多个按规定需要出台限购细则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大中城市中，目前仅有18个城市推出了或上报了有关细则，其他大约80%的城市还处于按兵不动的观望之中。由此可见，大多数城市对“限购令”的落实并不积极。

    “限购令”出台以后，在舆论上曾经广受批评，大多数论者认为它违反了市场经济买卖自由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北京出台的对外地人购买北京商品房的严厉限制政策更是被作为地域歧视而受到了严厉批评。确实，如果按照彻底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政府不仅不应该出台“限购令”，甚至不应该对房价进行干预，一切都可由市场说了算。但是，如果考虑到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政府目前推出的限购政策还是有其合理依据的。住房是一种民生必需品，但我国可供住房建设的土地资源又是有限的，如果住房市场完全交予市场调节，在国内投机资本充裕、刚性需求购买力又显不足的情况下，这个市场必然会被投机资本操控，商品房成为投机势力的炒作标的，价格扶摇直上，脱离民众的基本购买力，进而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状况在前几年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因此目前中央政府要求采取严厉措施限制购买，表面上看似乎不合市场的自由交易原则，但实际上是希望利用政府的行政管制力量将已经扭曲的市场扳回到正常轨道，这正是政府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当然，80%的城市对“限购令”的执行表现得不积极，应该说并不完全是担心这一政策与市场经济不合，而是有更复杂的考虑。必须看到的一个现实是，我国许多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会出现超越国情的畸型发展，与地方政府的积极助推有很大关系，而地方政府之所以会有如此行动，其原因是在将这个市场作为拉动地方经济、增加地方财政的一个支柱产业来利用了，在这个目的的驱动下，地方政府才会热衷于帮助房地产开发商推出高档楼盘，甚至与楼市炒作势力坐到一条板凳上，而长期忽视了城市保障房建设。而“限购令”的出现，对于市场炒作势力来说等于是釜底抽薪，在地方政府未能寻找到新的支柱产业、未能开拓出新的财政资金渠道的情况下，要求其严格执行“限购令”，切断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炒作，其动力自然会严重不足。

    但是，“限购令”如果只局限于几个城市，就不可能起到它应有的效果。一线城市由于集中了大量社会资源吸引人口汇集，从而使住房市场更趋紧张，市场投机也更有空间，而当一线城市的楼市炒作因“限购令”的出现而无法施展时，投机资金就会退而求其次，寻求二线城市进行炒作，资金的流动性使投机势力在这方面可以无所顾忌。报载，在北京出台严格的限购政策以后，来自温州的炒房团已经集中于河北地区“环首都经济圈”的13个县市，导致当地楼市出现了热销，房价很快涨声一片。显然，如果对此种情况不加遏制，那么，尽管北京的房价算是得到了平抑，但周边城市的房价上升以后，又会对北京的房价产生倒逼效应，一旦北京的限购政策退出，在周边城市的烘托下，其房价势必将像失去压力的弹簧一样，很快回复到原有的快速上涨状态，那么，这一轮市场调控也就基本上前功尽弃了。

    因此，对于“限购令”的执行，不能停留在目前这种单个城市的状态，而是应该确立“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维。回顾我国房地产市场建立以来，其实已经经历了多次市场调控，但每次调控都因地方政府执行不力而草草收场，此轮调控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对市场的疯狂炒作起到了有力的遏制作用，但目前来看，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仍然有宽紧之分，这其实是给投机势力留下了空间，从全局上说不利于调控目标的实现。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中央政府有必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督促，将“限购令”落实到位，让炒作资金失去用武之地。只有这样，已经出台的“限购令”才能收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