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讲？先让我们想象一下个体行为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个体行为随时根据外部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外部环境的刺激一出现，个体随即产生相应的反应；另一个极端是，个体行为无论外界怎么改变都不变，外界的变化对他的行为不产生任何影响。前者，我们可以视为完美的相机决策类型，后者，我们暂时称之为绝对的规则遵循型。显然，现实界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即：人们总是会在一定的规则之下或者说，行为保持一定的不变性的前提下再对行为进行调整。现在的问题是：对于界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行为模式，到底我们应当如何去刻画它？是否可以直接把理解成就是相机决策（当然是不完美的）？
目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把个体行为刻画为相机决策的。当然，它用的是“最大化理性人”假定来对此加以形式化地表达。逻辑上讲，最大化理性人假定与个体相机决策是等价的，因为：个体相机决策其目的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他的目标，反过来讲，个体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目标，作为逻辑推论，这本身意味着他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行为，也就是相机性地行动。在经济学内部，尤其是各种的异端经济学，一直以来都对经济学中的最大化理性人假定感到不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为最大化理性人假定对于个体的认知和反应能力的要求超出了现实中正常人的范围（于是乎，像西蒙，就提出了替代性的“有限理性”假说和“满意”假说等）。虽然我也承认，从经验的角度对最大化理性人假定提出的质疑有其道理，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会从根本上动摇这个假定，因为，人们总是可以辩解说，最大化理性人假定只是一种经验的抽象，本来就不要求经验和它百分之百的一致。
在我看来，从相机决策的角度对个体行为进行刻画，其错不在经验上与现实的不吻合，而更在选择了一个错误的逻辑层次。具体而言，规则与相机决策是相容的，规则之下进行相机决策是规则的应有之义，从来没有那种将具体情形之下的行为策略都规定死了的规则（如果是那样，那就不能叫做规则了）；相反，如果光强调相机决策，而完全忽视或者忘记了所谓的相机决策从来都不是没有约束的（unconstrained）、肆无忌惮的（unscrupulous）、都不是完美的，那么，极容易误导产生这样的误导，让人以为，相机决策或者个案中的最大化算计就是一切，而在这个决策层次之上的规则约束是毫无价值的、多余的。
强调规则，同时明白相机决策一定是规则之下的相机决策、相机决策是规则遵循行为的应有之义，这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运作意义重大。相反，如果只盯着个体的相机决策，而没有意识到相机决策背后的规则约束，那么，规则于人类社会秩序的意义将得不到认识。在政策制定上，这往往会导致，政府不是去考虑如何形成一套好的规则使社会中的人们自发行事产生出来的秩序是可欲的，而是把自己作为策略行为的一方，试图在策略的层面做到相对于社会中的个体策略更胜一筹。这，如果套用一个电影的名字的话，就会产生一种“无穷动”的效果：个体策略随着政府策略的改变而改变，政府又针对改变了的个体策略再寻求新的策略....。
没有人喜欢这样“无穷动”。就政府政策制定而言，需要政府有意识地退出各种的策略行动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规则的制定上，对于经济学理论而言，也需要有相应的反思，不要老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的策略行为这个层次。目前，大体而言，规则中心的经济学尚待建立和完善，而以行为策略为中心的经济学正在恣意横行。这种局面可能一时还难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