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总理和民众通过互联网交流的时候，央行副行长易纲在北大有个演讲。总体看，易纲的这个演讲还是很体现水平的。比如，在说到了中国控制物价的问题时，他谈了8个“一点”――内需扩大一点，对外需求依赖减少一点；工资和社保提高一点；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推进一点；资本项目对外直接投资放宽一点，更方便一点；汇率弹性增加一点；物价涨一点；顺差缩小一点；增长速度放慢一点，质量提高一点。
我们一会再说这8个“一点”，先说一下其它的。易纲指出，贸易顺差是中国通胀的源头。这个说法是对的，也是中国近年来所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中国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现在贸易顺差几乎100%是加工贸易的创造的，而其它贸易项下基本都是逆差，尤其是一般贸易逆差未来势必还会大幅上升。
这说明，中国贸易顺差完全是“全球化产业分工”造成的，而绝不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只会加大一般贸易顺差，而如果进口国不放弃从中国进口商品，那中国加工贸易顺差（加工费收入）不会减少。所以，从加工贸易角度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完全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美国可以用印钞的方式来中国购买，但美国什么也不卖给中国，这不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吗？所以，要想改变中国的出口依赖，必须美国改变自己的进口依赖，因为美国的进口依赖是主动“自变量”，而中国的出口依赖只是“因变量”。在一个函数关系中，“自变量”不变，“因变量”变不了。
物价问题一样。美国不改变滥发货币的过程，大宗商品价格就没有可能下跌，这是美元拥有国际商品计价和结算货币地位的必然结果，而绝非其他因素。其它因素仅仅是次要的“自变量”，最关键的“自变量”是美元。这一点毫无疑问。
所以，专家也好，官员也罢。不能一方面大力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让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社会，而另一方面，研究国内问题就事论事，无视国际经济的变化，抱着“管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的观念，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
其实在我看来，中国早已融入国际社会，每一个经济政策的制定都不可以无视国际强势货币体的经济政策，怎样做有用？怎样做没用？怎样做效率高？怎样做效率低？是我们必须全面考虑的问题。
这次易纲考虑价格政策的问题就相对全面得多，他终于开始考虑如何从战略的角度跳出“美元循环圈”。所谓美元循环圈是指：美国开动机器印制钞票购买中国商品；大量美元流入中国，人民银行购汇，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储备投资美国资产，投资经营和保值增值难度越来越大。
这个循环圈是美国人给定的，它关系到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货币地位，关系的美国的“印钞税”收入。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国宁可打一仗也要维护的特权利益。所以，要跳出这个循环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而且不知道会用多长时间。
也就是说，现在核心问题是“美元霸权”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相当长的时间里根本解决不了。那怎么办？正如易纲所说：应对当前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治理通胀应采取宏观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多管齐下，要采用“一服中药”的方式渐进进行，而坚决避免采取极端的手段应对当前面临的通胀。
让我深感欣慰的一句话。说明易纲也意识到，现在控制价格这件事，绝不是单纯依靠央行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所以，我请专家学者不要一见到价格上涨就喊加息，这只是次要的“自变量”，而关键在于“扛”。
还是那句话，加息是治理内需过旺的手段，是通过打压内需，减少内需，进而实现价格控制的手段。但是，如果价格上涨不是中国内需过旺所致，那单纯依赖加息去管理物价，那真是“猴吃麻花――满拧”。央行加息，如果是为了提高资本价格，让资本使用更有效率，那我同意。如果是为了抑制物价，那实际是用错了工具。
那物价该怎么管？易纲提出的8个“一点”是对的。第一，内需扩大一点，对外需求依赖减少一点；这就要求中国不能一味地加息，不能严厉打压内需。同时，汇率升一点，但不能过度升值。
第二，工资和社保提高一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扛”，让居民实际工资收入增长变成正数，跑赢价格涨幅。让社保提高一点，适度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第三，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推进一点。增加一点资源压力，让企业更加珍惜资源，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四，资本项目对外直接投资放宽一点，更方便一点。减小外汇储备的增速，减少被动投放货币和保值压力。
第五，汇率弹性增加一点。中国必须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否则货币条件将导致中国危机。
第六，物价涨一点。易纲看到了物价上涨的必然性，看到了这个物价上涨不是中国自己可以控制的。
第七，顺差缩小一点。不是抑制出口，而是增加进口。迫使中国大量发行货币的条件是顺差、是热钱。加息和升值都必须有度。
第八，增长速度放慢一点，质量提高一点。这是对的，讲求可持续。但前提是，中国出口加工规模必须减少，中国创造要多一点，但这件事中国一家说了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