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和谐的社会，公共意识是必须的。无论是个人和公共机构都应该具有公共意识。所谓公共意识，通俗地说就是给公众以方便，起码不应该给公众制造麻烦。近日，发生在深圳和广州的两件事说明，缺乏公共意识有害于幸福生活。
轻松之旅变成痛苦之旅
俗话说，一条鱼腥了一锅汤。现实生活还真有此事。
据深圳晚报报道，2月24日20时左右，在深圳飞往上海的国航CA1894航班上，两个乘客要求凭白金会员卡升舱，并要求座位相邻，航班乘务组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二人便放言: 我认识你们国航的董事长，我可以取消你们航班。此时，飞机正准备滑向跑道，两个乘客突然表示“身体不舒服”一定要下飞机，机组不得不安排全体乘客重新安检再登机。因此，拖延了时间。当飞机再次要起飞时，因上海浦东机场出现大雾，航班被取消。如果这两个人不闹，航班按时起飞的话，在出现大雾之前就可到达目的地。两个人无理取闹，让班机上的全体旅客在深圳度过了痛苦的一夜。
便捷之旅变成麻烦之旅
谁都知道地铁是公共交通工具。在广州，它居然成为阻止乘客出行的手段。
据广州日报2月25日报道，广州地铁海心沙站昨日开放。乘客下车发现，该站只开通了一个出口，直通海心沙亚运公园，要想出站就得花钱购票进公园。此前，有报道称，为区分进公园和不进公园的出站乘客，会在出口处用栏杆围出一条出站通道并增设人工售票员，想出站的乘客可以直接从通道出站，不必买门票，而想直接进公园的乘客则可以在通道内向售票员购票。开放当天，记者出闸口后发现，本来有并行的步梯和电梯，但电梯停开封闭，上面有地铁公司贴的“该电梯不属于地铁公司，暂未开通”等提醒，乘客无论年老年少，身体方便否，都要走步梯，而到了出口处才发现，地下空间出口又被封闭起来，换成了海心沙亚运公园的售票处。该公园的门票是日间20元，夜间30元。乘客要出站，必须购票金公园。否则，要再上地铁，从其他站下车。
附录：世界范围收入不平等的启示（2）
追求幸福生活，必须树立公共意识。这不仅是通过教育培育公民的问题，也是政府负责公共产品的责任。发展公共产品是培育公共意识的物质基础。
就物质财富生产而论，有两种产品。一是个人产品，二是公共产品。根据现代经济发展的特点，这不但包括有形产品，也包括无形的服务。每个国家的国民财富都由这两种产品组成。即使在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也是如此。例如，在古代中国，粮食是个人产品，大运河是公共产品。个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生产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在人类发展历史中，技术发展沿着两条轨迹发展：一是生产技术，二是运输和通讯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这两项技术开发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当时提高谷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和运河等运输渠道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革新了生产技术和运输通讯技术，从而改变了人类使用资源方式和人与人交往的方式，最典型的是纺织技术和蒸气机技术。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五种主要技术：电力、内燃机、化工技术、娱乐和通讯技术、卫生技术(指室内卫生设备和下水道系统)。 当谈到工业革命的成就时，人们往往更看重生产技术，而轻视运输和通讯技术，从而改变了人与人交往的方式，公共产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增强。轮船、火车、电报、电话、汽车、飞机形成了巨大的公共产品群。当运输技术落后时，人们从事远程交易的商品集中在价值高而又易于运输的奢侈品。直到出现轮船之后，大宗商品，如粮食、矿物原料才进入国际贸易的商品目录，国际商品流动、资本流动和技术流动才发展起来，人与人之间的效才兴旺起来。1980年，国际旅客每天为1000万人；1999年，每天达3000万人。1990年，国际电话的通话时间为3300万分钟；2000年达1100亿分钟。浏览互联网的人数从1990年的2300万增加到2001年初的2.5亿。 由此出现了全球公共产品。 运输和通讯作为公共产品，它们的发展体现了经济活动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个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主题。但是，工业革命强化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活动社会化就成为经济趋同的基本条件。重视技术的作用，首先要重视推进经济活动社会化的技术。
在改善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的条件下，工业革命对个人产品的作用体现于促进了经济活动大众化。一是产品(也包括服务)生命周期的更替，即产品(服务)从诞生到普及的过程加快。它的核心是把产品(服务)推广到大众手中。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有一句名言：使女王脚上的丝袜穿到普通女工脚上。汽车、电视机和电脑都是这样推广的，二是主导产品(服务)的价格不断下降。20世纪初，福特公司把T型轿车推向大众，靠的是价格大幅度下降；20世纪末，互联网的普及，靠的是电脑和电讯价格的直线下降。如果民航客机以电脑价格同样的速度下降，一架波音767飞机的价格将只有500美元！第三条规律与数字化技术同传统经济的结合直接相关。这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的演变过程。从制造业看，经济转型伴随着生产方法的演进：最初是手工生产，随后是大批量生产和工序强化生产(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方法)，现在开始普及的是消费者定制生产，未来要出现的是共同式生产(其主要含义是消费者也参与生产)。在手工生产中，生产者与消费者是面对面的。例如，裁缝店缝制服装需量体裁衣。后来，两者被销售商等中间环节分开。直到开展消费者定制生产之后，他们又重新面对面。不过，不是直接的面对，而是通过互联网上的电子商务，生产者制造出适合消费者个性的产品。发达国家经济之所以发达，在于经济活动大众化。由于技术进步，这个过程呈现加速趋势。蒸汽机普及用了130年，电力普及用了80年，收音机普及用了38年，个人电脑花了16年，电视机花了13年，互联网只花了4年。 可见，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加快经济活动的大众化进程。
公共产品和个人产品的发展变化是规模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总量也成为国家福利的体现，同时突出了经济活动的公共性。个人财富不仅以物质产品的多寡来衡量，更体现在个人福利的公共性方面。美国学者研究了美国经济在20世纪的变化。他把人的健康方面的进步放在首位，人均国内总产值只列在第五位。在评价家庭福利时，不但列举了家庭资产的增加，也谈到贫困的减少；不但论证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涉及到休闲时间和娱乐活动的增加；不但分析了交通和通讯的进步，也谈到专利申请的增长和教育的进步；最后还列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美国之所以富裕，不仅是因为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在于人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在公共产品方面的发展。因此，个人福利的增加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也取决于公共产品的提供。
除了生产领域的公共产品之外，发达国家政府还提供了稳定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稳定个人收入的社会保障体制。19世纪，用于收入稳定的财政转移支出只占美国和西欧国内总产值的1%，1960年分别提高到6%和10%，1996年进一步增加到14%和22%。
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股市场化改革浪潮，目的是以自由竞争刺激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是这次浪潮的始作俑者。在主张自由化的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这是医治发展中国家经济停滞的灵丹妙药，但适得其反，拉美国家和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的改革以后出现了经济倒退。经济学家再次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在反思之后，世界银行在一项研究中提出了增长质量问题。该研究报告认为，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全面利用所有资产，包括物质资产、人力资产和自然资产。第二，一如既往地关注收入分配问题。第三，强调良好治理的体制结构。显然，它既突出了经济发展的公共性，又突出了人自身的作用。报告指出了经济增长的三种情况：第一，稳定可持续的增长，条件是确保上述三个因素的作用。第二，经济增长波动过大，甚至出现经济倒退，原因是经济治理体制脆弱，政府财政开支被滥用。第三，扭曲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由对物质资产投入的过度刺激和对人力资产的忽视造成的。该研究引用的经济研究成果说明，牺牲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向富人提供物质投资补贴，能够暂时刺激经济增长，但不可能持久，并导致增长扭曲。
保障所有人的参与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需要使用另一种公共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市场化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资源在不同部门的转移。衰落部门受到损害，新兴部门得利。当新兴部门的发展不足以抵消衰落部门的损失时，经济增长会暂时发生倒退，一直到新兴部门足够强大，增长才能恢复。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采取对新兴部门的鼓励措施。但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这一进程。如果政府的约束措施不到位，政府等于纵容他们窃取大众资产，受害的是老百姓。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受害的百姓得不到起码的经济补偿，对市场化改革形成又一个阻力。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市场化改革后出现了经济大倒退，其严重程度甚于发达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衰退。2000年，前苏联的国内总产值只相当于1990年的63%。贫困人口比重从4%增加到20%。政府无力满足人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剥夺人民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大倒退的核心因素。以牺牲广大劳动者为代价追求私有化，只符合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市场化改革放松了对企业家的监督，给少数人剥夺公共财产创造了机会。
拉美国家经济增长不稳定程度很高。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失落十年”。90年代，它们开始市场化改革，经济前景被人们看好。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把阿根廷誉为自由化的典范。然而，好景不长，这个国家在所不惜998年指挥连续了多年的经济倒退，其他拉美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这些国家以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为经济支柱。于是有人把经济倒退怪罪于产业结构畸形。但是，世界上主要的初级产品出口国不在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以初级产品出口的比值衡量，澳大利亚高达66％，荷兰高达30％。加拿大也达到27％，高于印度(21％)。美国和英国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都达到14％，高于巴基斯坦(11％)。同为初级产品出口者，经济水平差距却很大。一是初级产品部门的生产效率有高低之分；二是初级产品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不同。瑞典的汽车工业是靠森林工业发展推动的。著名的瑞典富豪汽车是从为林产品运输而生产卡车起家的。加拿大的森林工业推动了造纸工业的现代化。世界银行认为，人们应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经济增长不仅仅取决于生产什么，更在于如何生产。这不但是技术水平决定的，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力资产水平低。
人们要问：是什么因素造成人类资产水平低？最简单的答案是开发程度不够。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或许能从阿根廷的教训中找到答案。阿根廷蕴藏有大量石油，拥有世界上最富饶的耕地和牧场，只有3600万人口，面积却与印度相仿。在20世纪初，阿根廷是世界七大经济强国之一，当时可以和美国媲美。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国家陷入经济倒退？阿根廷一位名叫马科斯阿吉尼斯的文学批评家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这样写道：“我们没有想要的生活质量，没有效率，也没有尊严和所需要的安全，因为我们阿根廷人失败了。” 这位批评家谈到的安全，除了政治含义之外，也包括经济不稳定。在阿根廷，中产阶级在迅速贫困化，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270万的“结构性”穷人。其中60万是在最近一年的经济衰退时期从中产阶级中分离出来的“新穷人”。
由于缺乏稳定经济的措施，经济波动造成人们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90年代末，对拉美国家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将恶化。他们要应付贫困，很难对子女的教育进行长期投资。没有社会保障体制，穷人在经济倒退中的生活恶化；在政府缺乏对教育和健康保健的公共投资的情况下，人力开发更难以发展。
公共产品匮乏和人力资源被破坏是非洲一些国家经济倒退的根本原因。政府采取有利于富人而损害穷人的经济政策，如向农民征收高税，基础设施投资偏向于城市，教育投资大部分流向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资金不足。治理混乱的政府无心也无力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在一些非洲国家，穷人的困境难以在短期改善。
发生经济倒退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就在于违背了发达国家经验已经证明是成功的经济规律，即忽视了经济社会化和大众化，为保护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而牺牲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更谈不上采取稳定个人收入的社会保障措施。在有利于富人，特别是庇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国家，想要投资的人创办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被不明朗的经济前景阻碍；穷人无钱消费，更不能投资于人力开发。当发生国际经济动荡时，内需不足。经济倒退便不可避免了。
请阅读《世界范围收入不平等的启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