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几年前应邀在温州市图书馆《籀园讲坛》开了一场讲座，最近他们联系我，说《籀园讲坛》的讲座内容准备结集出版，还把我的讲座录音整理成了文字，寄我校正。感谢他们的劳动，也将整理的文字贴在这里。）
之前我来过浙江，是去温岭。经过温州，是在晚上，远远看去，灯火辉煌，辉煌得有点不真实。当时我就在酝酿一部小说，就是现在刚出版的《大势》。这部小说在写到尾声时，我又一次坐飞机，不是去温州，而是去西南。没几个月，汶川大地震发生了。当初去时一直感觉我回不来了，我的小说还没赶完，就交代我身边一个好友，告诉他，我要是回不来，就按我在小说稿上写的某评论家的联络方式，这评论家跟我关系很好，交给他去出版。所以感觉回不来，是因为写作过程中间有一种绝望的情绪，我预感这书是不可能出版的，现在终于出版了，谢天谢地。
当初写的时候，很多出版机构都来预约，甚至还一路跟踪。但写完后给他们，稿子被压住了，在社长或负责人那里。为什么？因为写的是中日敏感问题。“民族主义”是火药桶，拿不准，他们都不敢出。压了快一年，我想找花城出版社试试。花城出版社曾经被我害过，我的另一部小说《抓痒》在那里出版后，遭到了查禁，搞得出版社很被动，责任编辑还险些被处理。现在我又找她，对她说，我有一个小说稿，你要不要出？我不敢直接要求她出，怕再害人家一次。她让我把稿子发给她，她看看。我发去第二天早上就接到她的电话，说要出，但要删改。这我是预料之中的，我的作品，几乎没有不经过删改能够发表出版的。她还说，书名也要改，原来这个小说的名字叫《中国》，不能用，所以改成了《大势》。其实原来就叫“势”，但也不行，“势”指的是生殖器官，所谓“去势”，就是这意思。在报审过程中，编辑还特地把“大势”阐释成了“大势所趋”，写的是我们这个国家在走向“大国”的趋向中遇到的问题。
尽管如此，这本书出版过程中仍然经历了非常多周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民族主义”不敢碰？好像也未必。同样大谈“民族主义”的，比如前阶段的《中国不高兴》，更早一些的《中国可以说不》，观点极端，应该属于“极端民族主义”，但是它们却能够出。但到了我这一本，就不能出了。我想，这里恐怕有一个倾向性问题，我们这个民族或者是有关部门，更愿意接受反日的宣传。这样，客观谈论中日问题，就不符合我们的感情了。
这里有不愿意客观看待日本的原因，也有因为长期不愿意客观看待日本，而造成的对日本的无知。到底日本是什么样子？对日本，作为中国人，我本人从出生到现在，心里面都有这么一个“结”，就是对外国的“结”，当然这个外国实际上是西方强大的国家，特别是日本。日本是“东洋”嘛，也一个“洋”，它是我们心中永远摆脱不了的“结”。
我小时候，西方被妖魔化了，被“纸老虎”化了，所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并未认真去研究过人家。到了改革开放，门打开了，发现人家真的很强大，并不是“纸老虎”。而且人家很多东西还很合理，值得我们学习，因此又开始崇洋媚外。这里有的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可能都经历过上个世纪80年代，在那个年代，崇洋媚外是没问题的，大家都认为必须向西方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也并未很认真地来研究人家，更多地看到人家优点。对日本也是这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普遍感觉是日本了不起，从战败的废墟中迅速爬起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我们羡慕不得了。那时候，中国跟日本简直处在蜜月期，不知道年纪稍大的朋友有没有印象，上个世纪80年代，一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到中国北京，好象也去过上海，在访华期间，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领着大家唱一首日本歌曲，叫《青年人》。这曲子在当时中国很流行的一部电视剧《血疑》里有，在日本，是一首十分流行的歌曲。作为总书记，带头唱日本流行歌曲，我们当时的心态是很开放的。
日本也表现出友好的姿态，比如对中国贷款。日本对中国贷款非常多，其中很多是无偿贷款的，这在当时口袋里没有多少钱又要寻求发展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需要的。现在我们一恨起日本来，就不提这个事实，是不对的。当时，中曾根首相还提出，接收几百万中国留学生。我去日本，就是受益于他这个政策的。中国大量青年到了日本，发现人家国家确实很好。当然，这个蜜月也有过得不如意的，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就说这个中曾根首相，他也是日本“战后”第一个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至于我们这些去日本的人，对日本的感情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热情地拥抱这个世界，却发现现实未必如愿，我们很难融入他们的社会。受到了人家的排斥，于是原来的伤痛更加强烈。实际上，在“蜜月期”中，我们一直是小媳妇。我们也因为曾经受过伤而异常敏感。一方面沉湎于甜蜜，另一方面又敏感，稍不如意就成为怨妇，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里的“怨妇”。
对日本，我们感情很复杂。我把它总结为“羡恨交集”。它的成就就摆在我们面前，美国、法国、德国离得很远，是西方国家，而日本跟我们一样，同样是亚洲国家，而且原来还是我们的儿子。我们还总是认为，日本文化是从中国传过去，是我们的儿子，但这个儿子长大后，居然回过头来打老子。这太不象话了。对这么一个国家，我们确实很难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它。
当然，很多时候也未必是日本人对我们歧视。可能是我们自己没做好，比如一些民事纠纷，邻里之间的纠纷。有的中国学生学习成绩不好，没有认真念书，成绩不如日本学生，我们就觉得是老师歧视中国人。这一点鲁迅当年在日本时，也经历过。鲁迅在《藤野先生》里就讲过类似的事情，情况不同的是，中国学生得了好成绩，就会被怀疑，是否老师偏袒了中国学生？一方面，鲁迅陈述可能是事实，另一方面，可能也因为鲁迅的敏感。这个东西我曾经见过，比如踩了人家的脚，不道歉，中国人的习惯是踩了就踩了吧，中国人是没有道歉习惯的，日本人就觉得你为什么不道歉？就为这事吵了起来。吵起来后，就很容易上升到民族的高度：这是小日本歧视我们中国人！甚至，面前这个日本人就是当年的日本兵。把小问题大问题化了，把客观事情主观化了，这就是“怨妇”看问题的方式。“怨妇”这种心态往往是说不出话，跟丈夫生闷气，不跟你讲道理，既然怨了，就不可能上升到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而是反正你对不起我，我都吃亏，你们都是坏蛋，男人全是坏蛋。这种情绪不利于解决问题，也伤害了自己。我们有必要了解日本，通过了解日本，让我们走出“怨妇”的状态。
日本的文化非常复杂，我只能用几个关健词来讲它。这里要说明一下，很多人认为日本的文化是来源于中国，是中国的儿子，这个说法未必全面。在日语中间，有“训读”和“音读”，“训读”是日本原来的读音。汉字流传到日本前，日本人已经会说话，不是不会说话。它有自己的本土文化，并不完全从中国拷贝过来。日本民族一直处在“去汉化”的努力中，奈良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唐代，公元8世纪，那个时候日本人对中国文化非常喜欢，大量的引进，但是到了平安时代，公元9世纪到12世纪，也就是我们中国唐代到宋代末期，这个时候就有所抵制了，要把自己民族文化给凸显出来，渐渐地形成了一种“以神道为根本，以儒教为枝叶，以佛教为花实”的文化。
关于中日文化关系，也是很复杂的。古代日本引进中国文化，但
到了近代之后，中国反而受到很多日本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词，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权利”、“义务”、“思想”、“社会”、“哲学”、“经济”。“经济”这词，虽然中国原来也有，但不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意思。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很辉煌，但日本也有比中国辉煌的地方，比如日本的小说最早一部是《源氏物语》，可能对文学稍微了解的人知道，是全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中国是在300年之后才出现了《三国演义》，欧洲也是在类似的时候才出现《十日谈》。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左右双璧，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这两派代表人物都是从日本回来的，当然也是出生在一个家庭，是兄弟，也是你们浙江出去的，“左派”是鲁迅，“右派”是周作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众多重要作家是从日本回来的，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这些人，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改写。由此可见，不能简单来看日本文化。
我讲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真、诚”。世界各个民族都有“创世记”的传说，探寻自己这个民族怎么来的？日本也有它的“创世记”传说，就记载在《古事记》这本书里。这个创世记传说里讲到两个神，一个叫伊邪那歧命，一个叫伊邪那美命。伊邪那歧命是个男神，伊邪那美命是个女神，前者是哥哥，后者是妹妹。有一天，伊邪那歧命对妹妹说：“我的身体长成了，就是多出一块地方。”妹妹也说：“我的身体也长成了，就是少了一块地方。”哥哥于是就对妹妹说：“那我把我多出的地方放进你少的地方去。”妹妹说：“好。”于是，日本国土诞生了。
这个故事不仅有性的意味，而且有乱伦的意味。中国的“创世记”故事是女娲补天，没什么性意味。但在少数民族中，也有女娲跟伏羲兄妹结合的说法。但是表达得没那么干脆，他们要结合，伏羲跟女娲就对天探问：“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把责任推给老天了。天上的云合了起来，于是他们就结合了。是老天让我们这么做，遮遮掩掩。欧洲的亚当夏娃故事，我们更熟悉了，也是关于性禁忌的。日本是没有这种禁忌的，非常坦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真”、“诚”，推心置腹，将心比心，没必要假道德。日本人走在街上，看见一个漂亮女孩子，会很真诚地说：“真漂亮哇！”对方听见了，则会回一句：“谢谢！”我是89年出去的，那个时候中国人不这么夸奖人，见女孩子很漂亮，你说真漂亮，对方就可能一巴掌过去：你这不正经！但现在也开放了。但日本人老早就这样子了，于是我们会觉得日本人很“好色”，好，我这就叫第二个关键词：“好色”。
大家看这张图片，它是一部日本电影的招贴画，《好色一代男》，改变自同名的小说，作者叫井原西鹤，日本著名小说家。他写的关于“好色”系列小说不只这一部，也不仅男“好色”，女也“好色”。日本文学中经常会写到“好色”，因为日本有“好色”的审美观。但是要明白，日本的“好色”跟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好色”是不太一样的。“好色”这个“色”，在奈良时代，指的是色彩、表情，不是色情的意思。到了平安时代，“色”加入的华美、情趣的内容。在我们的理解中，“好色”就是色情，是性扭曲，把性工具化、机械化、非人化了，而日本的“好色”，却是精神和肉体的完美结合，对“好色”，他们是从正面来理解的，不含贬义。也因此，日本有一种叫“好色家”的人。“好色”居然能成“家”了。大家说我是一个作家，我认同，说他是科学家，他也会认同，成名成家，是成功，不仅是成功，还是一种体面的成功，但是“好色”到了“家”，无论如何不好听。但是在日本，“好色家”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需要有两个条件，和歌的名手，还得具有“礼拜美”，什么叫“礼拜美“？也就是一切以“美“为先，这样的人才能称为“好色家”。
日本人“好色“，我们认为是不好的，他们却认为是好的。这是文化观念不同。到了公元6世纪，佛教从中国传到日本，按道理说“好色”的传统应该寿终正寝了，众所周知，佛教里面讲“戒色“，但是很奇怪，佛教到了日本后，发展出了很多宗派，这些宗派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取消了“戒色”的内容。日本的修行者是识人间焰火的，大家知道村上春树吧？村上春树的父亲就是京都和尚的儿子。和尚怎么可能有孩子？但日本的和尚是可以结婚的。
日本是一个极其喜欢美的民族。甚至到要死了，也要讲究美。他们有这么一个观点：人是很脆弱的，随时随地都会死，人要带着美去死。日本古代有一个著名的武士，叫山本常朝，他就说，为了容貌好看，最好要不断地照镜子。这里指的是男人，是武士。日本有“男色”的传统，大家是否看过大岛渚的《御法度》？那片子讲的就是“男色”。山本常朝认为武士的修养之一，就是脂粉要经常装入怀里。我们经常见女性包包里有化妆品，男性基本不会有，但是日本武士应该有。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在别人面前睡醒，脸色有时会不好看，必须赶紧补妆。而武士还会突然面临死亡，作为武士，不能肮脏地、难看地死去。这跟中国人想法大不一样。在中国人看来，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好看不好看？中国魏晋南北朝大诗人刘伶，也想到随时随地都会死，他爱喝酒，现在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酒。他觉得自己随时随地都可能死去，就叫人挑了担子跟着他走。我什么时候死了，就用簸箕把我装了埋掉算了。他是这么草率解决自己的，但如果换成是日本武士，是要从死里活过来，把自己化过妆，才再死过去。日本爱美，居然爱到这种程度。
这种美还体现在武士的武器上。人类历史是伴随着战争的，甚至战争时候居多。有战争，就必然要有武器，但是其他地方的武器没有日本这么唯美。欧洲骑士有他的武器，但是那个武器首先是为了使用，武器不能杀敌，就没有用。但是在日本就不一样了，日本的武器首先是要漂亮。比如说武士去征战，会在武器上插一朵花。要是在中国，打仗就打仗，你插什么花。日本强调打仗也要美，它的武器是非常漂亮的。日本刀非常漂亮，非常注重装饰。那武器，与其说是用来杀敌，不如说是用来在杀敌的瞬间把握美，敌人的出现，给了武士把握美的契机。
第三个关健词是“物哀”。这是日本最著名的美学概念。什么是“物哀”？就是事物引发的内心感动。这好像并不是日本的专利，中国也讲这个，比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物哀”的感动，不是一般的感动，是哀的感动，由事物引发的有趣的、愉悦的感动不算，一定是要很低沉的感动。这是日本审美取向。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审美取向？有研究者认为，可能跟日本的地理位置有关。日本四面都是海，记得80年代有些段子，说喜欢吹牛的，有说我懂得好几门英语的，其中有个段子说可以坐汽车去日本。坐汽车是不能去日本的，除了把汽车开到渡海轮船上去，像我们福建早些年的平潭岛轮渡。因为日本四面都是海。日本是个岛国，岛国上的人容易产生孤独感和漂泊感。日本有一个词叫“岛国根性”，“根性”，就是鲁迅所说的“劣根性”，鲁迅这词就是从日本拿来的。什么叫“岛国根性”？就是处在岛中，因为孤独、漂泊、凄凉、无助而产生的传统心理。
但也未必所有的岛国人都有这种“哀”的情绪。比如欧洲的希腊，也是海洋民族，但希腊是没有这种情绪的，它开拓疆土，引领世界风骚。因为希腊是一个半岛，一面跟大陆相连，日本则是完完全全被流放到海洋中了。这个国家一直有危机感，觉得说很多事情别人做了可以，我做了不行，我先天不如人。中国人危机感不强，无论如何，没了东面有西面，被日本侵略时，东部完了，西部还在，所谓拥有战略纵深。可日本一炸它的东京，基本就差不多了。或者来个地震，这个岛一沉，就什么也没有了。因此它要千方百计要成世界中心，作为一个岛国，如果不强大起来，很可能就放逐到边缘去。这种情绪是深层次的，无论如何见到什么，都会产生这种情绪。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日本的“物哀”是非理性的。
日本古代有一本随笔集，叫《土佐日记》，作者是纪贯之。其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说两个好朋友告别了，不舍得，送的人就唱歌：“人如鸭群列相送，别离依依愿君留。”依依不舍。客人就也酬答：“举棹探之难知底，感君情谊似海深”。这有点像李白《赠汪伦》的味道。这两个人一唱一和着，船夫就叫：“水涨了，风顺了，要开船了！”你们不要再唱来唱去了，我要开船了，再不开，天气变了就走不了了。纪贯之就评论道：这个船夫不懂得美。人家两个人在惜别，你不懂得美，只知道务实。但船夫明显是对的，风顺了，水涨了，可以安全行驶了。即使没有天气的原因，这两个人从早上惜别到晚上，老是送，“十八相送”，这个船还开不开？但是日本人不管这些，只管“美”，哪怕狂风暴雨，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那么我们讲第四个关键词：生、死。日语中有一个词，叫“忍恋”。什么是“忍恋”？恋爱就恋爱，还忍什么？注意，这词是在被肯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山本常朝解释说，恋得极致就叫“忍恋”。“忍恋”不具有物质性，纯粹是精神的。比如一对恋人互相思念，这不算什么，大家都忍着，一个浙江，一个在福建，这么恋爱着。但这还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到死后还恋，这个不得了。《红楼梦》里说“君死都随人去了”，那太无情。当然中国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死了还双双化蝶，这才是精神之恋，是虚无中的恋。
日语中还有一个词，汉字写成“心中”。当初我刚去日本，无论如何也看不明白“心中”是什么意思，它是殉情的意思，情死。我曾经去过热海，据说那里就是“情死圣地”。殉情在日本很流行。但我就是不明白殉情怎么写成“心中”？问日本人，日本人说，你把“心中”倒过来看看。日本文字大多是竖着写的，倒过来一看，是“忠”字。明白了。殉情，就要我忠你，你忠我。你去死了，我不去死，那怎么叫殉情？日本有个作家叫太宰治，一生殉情五次，最后一次终于死成，前面几次没有死成，甚至有的女的死掉了，他没死，结果被警察带走了，怀疑他帮助死亡。他说没有，我也吃了药，但是没有死成。这已经让他非常难堪了。说起自杀，日本作家中不少是自杀的。为什么要自杀？举一个例子，川端康成，他是日本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一个作家，能够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是我们中国作家，后半辈子可能就在享受了，日子很好过，到哪里大家都宠着你。所以我们中国有那么多老而不死（写作死了，人还以作家身份活着）的作家。但是川端康成跟我们想得不一样，他去自杀了。好好日子不过，名誉、钱都有了，为什么要去死？原因很多，历来众多纷纭，但有一点应该是确实的，日本人有他们的生死观。在日本有个说法：“相对死”。死了还“相对”？在中国人看来，死是绝对的，都死了，还说什么？万事都休了。但日本人认为，死不是绝对的。死是新的旅程的开始。日本人把现世看成“秽土”，把阴世看成“净土”，不在乎今世之生，在乎来世之生。所以他们不忌讳死亡。（当然也是相对而言，归根结底，没有不惧怕死亡的人。）看你怎么想，这就是文化。中国文化就不同，中国人最怕死了，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面上看，意思是说不畏死，实际上应该解释为：百姓都被逼到了不怕死的地步，你还拿他怎么办？
其实，中国人是很忌讳死的，把生死看成很重要的事情的。中国文化很讲究现实快乐，活着要快乐。中国古代戏剧，到了最后总要“大团圆”，观众心里得到了慰籍。即使是一对相恋的恋人迫不得已死了，也要化成蝴蝶双双。这是中国人对生的肯定和渴望。但在日本的戏剧里，是不回避死的，结局往往不完美。死还经常很惨烈，比如说自杀，死于非命。这在中国是很忌讳的，叫做“横死”。“横死”是很不好的事情，鲁迅有一篇杂文叫《女吊》，讲到浙江一带乡村鬼戏，特别是女鬼，往往是“横死”的。
说到死亡，就想到樱花。日本人很喜欢樱花。听说武汉大学也有樱花，但那只是樱花，樱花在日本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樱花不是日本的国花，菊花是日本的国花，樱花是代表日本精神的一种花。每年三月开始，日本媒体上就会出现一个词：“樱前线”。这个词很形象。日本列岛走向是从西南到东北，气候也不一样。樱花温暖时盛开，首先从鹿儿岛盛开，然后北面也温暖了，也盛开。一直往北推进，确实就像打仗的前线在往前推进。但是又有所不同，前线推进了，后方却凋落了。樱花花期非常短，几天就凋谢了。这好像更像“线”，不然到最后，整个日本都成了樱花的天下了？在日本那么多年，我只有一次有机会赏樱，去上野公园。因为那一次东京的花期刚好跨个周末，又没下雨，没凋谢。其他的时候，等到周末，往往就谢了。樱花盛开很漂亮，但是日本人对樱花的重视，更重在它的“寂灭”，认为樱花的美就体现在瞬间开放，刹那寂灭。中国人是“好死不如赖活”。中国作家周作人曾说过“长寿则辱”，他很受日本文化影响。对中国人来讲，长寿就长寿，插着管，能多活一天算一天。
前面讲的是“寂”，还有“侘”，这两个词合起来算一对，第五个关键词。现在我们来讲“侘”。日本人追求“寂”，不像我们，爱热闹，朋友聚会，中国人好客，去大酒家，围着圆桌，坐在一起，干杯喝酒，热热闹闹，甚至还劝酒猜拳，这是中国人的特点。日本不这样，两三个人，甚至一个人，跑到小酒馆，自己喝。即使一起喝，也是你喝你的，我喝我的，不劝酒，安安静静。日本高档的酒馆往往是很小的，小即是好。日本讲究寂，“寂”作为文化概念，是孤寂、闲愁、荒凉、凄凉。
“侘”原是寂寞、贫穷、寒碜、苦闷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寒酸，没钱。日本平安时代有一种人，叫“侘人”，确实是失魂落魄的、郁闷的、孤独的人。到了平安时代末期，社会发生很大变化，原来的贵族开始破落。政治上破落，经济上未必破落，还是有点钱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些人也加入到“侘人”的行列。他们就不一样了，原来那些人是真的没钱，现在这些人虽然没政治地位，但是有钱。这时“侘”的意思就悄然改变了，是悠闲。这些贵族想到昨天我或者我的父辈还在当朝，还是贵族，一夜之间就变成普通人了，世态炎凉，人世不可测，悲观厌世，就追求一种返璞归真，也就是“侘”。比如说喝茶，日本在平安时代前喝的是“唐茶”，福建有茶道，浙江有茶道，从茶具到喝茶，中国茶道比较奢华。最初日本也是这样，茶具很奢华，在喝茶过程中还要欣赏书画。到了后来，日本出现一个叫千利休的人，他改造了日本的茶道，讲喝“空寂茶”、“草庵茶”。喝茶的环境也大为变化。日本传统茶室跟农家小屋一样，外表用土、木、麦杆筑起来的，内部装修也很简单，体现它俭朴为上的特点。这里还有对“乌托邦”的追求。比如茶室，入口往往很小，一般高73公分左右，宽70公分左右。这哪里是门？这是洞。喝茶的人要从这个地方钻进去。这跟日本剧院有联系，日本早年的剧院也是这样，剧院的门叫“鼠木门”，只有老鼠能钻进这个洞，也是非常小的洞。观众就从这个洞钻进去。不是他们不会建筑门，而是体现了“乌托邦”环境的模拟。要喝茶，要进去看戏，就从这个洞钻进去，把外面的世界隔在外面，进去的是个理想的世界。如果门太大，就跟现在这么热，开空调一样，门太大，外面热气一直进来，是起不了效果的。必须采取与外界隔离的措施。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所以这么做，是体现了人类对本真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么小的洞出来的，出来时发现世界很不好，都是苦难，恨不得回到母亲的子宫去，但是回不去了。只能在现实中间模拟这一个洞，钻回去，回到我们生命本真中去。
外面的世界很不好，也很嘈杂，里面是一个“幽玄”的世界。我们这就讲第六个关健词：“幽玄”。什么是“幽玄”？川端康成写了个挂轴：“深奥幽玄”。这可能是川端康成写得最好的字之一了。我在东京的现代文学馆看到的川端康成的手迹，字并不很好字，跟他优美的文章好像不对路。“幽玄”也是日本著名的美学概念，汉语里是没有的，虽然有这两个字，日本这两个字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作为美学概念，是日本人搞起来的。我们可以拿一个汉语中间类似的美学概念来类比它，就是“意境”。它们在美学内涵上都有情景交融的意思，在审美意义上，都讲究含蓄、深远、意味无穷。“幽”是深奥，“玄”是玄妙，一种难以言传的神秘。这是东方美学的一个很大特点，中国也有，也因此，我们经常拿这个来忽悠老外，那些西方人。老外不懂这些，被你说得云里雾里，很多老外喜欢中国文学作品，就是这么来的。2001年，中国出去的作家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估计，他的作品很多老外不一定看得懂，但是能把老外搞晕。要想写出有中国特色文学作品去获诺贝尔奖，我劝大家去写这些东西，把老外给忽悠一下，就能得奖了。据说毛泽东所以被西方人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说话不按西方的话语，不在你的知识范畴里，他另说一套。
下面讲第七个关健词：“缩、扩”，也是一对。
“幽玄”能够产生，跟日本禅宗发达有关系。禅宗在日本被发扬光大了。禅宗认为世界上万物虚幻无实，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禅宗中的“公案”，师傅教徒弟，不是给你阐述，而是让你自己去悟，悟不出来，拿一个棒槌敲一下，明白没？明白，顿悟；不明白，再悟。道理怎样，讲不出来，无法用语言表达。在这种思维下，有与无也是虚妄的了。一个东西可以看做有，也可以把它看做无。大的可以小，小的可以大，这就是“缩”与“扩”。
这对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我没那么大本事，也不是日本人自己提出来的，是韩国人。众所周知，韩国人被日本人欺负得很狠，最知道日本人的，莫过于死死被欺负的韩国人。美国人吃了日本人的亏，后来也知道日本人了。高高在上的人其实是很危险的，被下面的人揣摩着。而且他很容易得意忘形，所以更容易被看穿。韩国有一个学者叫李御宁，他提出日本文化中有“缩”跟“扩”的倾向。日本人不忌讳“小”，我们骂它“小日本”，从国土资源上说，这当然他们忌讳，但是从审美上说，他们觉得是好事。日本人“以小为美”，日本古代很本随笔集，叫《枕草子》，作者是清少纳言。枕草子，就是枕边书。里面总结了什么是“美”：画在甜瓜上小脸是美的；小雀儿一听见人家啾啾地叫，就一蹦一蹦地过来；两三岁小孩急急忙忙爬了过来，他们很敏锐地发现路上极小的尘埃，用系着丝带的小手指掇起来给大人看……这是“美”。所以清少纳言总结一句话：“无论如何，凡是小的，就是美的。”
在日本文化中间，确实有“缩”的倾向。比如他们的英雄，往往是小英雄，一寸法师、桃太郎，都是小英雄。一寸法师手上拿的是筷子，以筷子作为船桨，人坐在碗上，把碗作为船，这样能打仗，而且能打胜仗。桃太也是小英雄。我们中国也有小英雄，中国小英雄是实在年龄小，没办法，意思是虽然小，我也能干大人的事。逻辑是不一样的。日本注重小，俳句，短短几句话，但是表现广阔的宇宙世界。由此我们又知道，日本人也要“大”。只是他们以“小”的形式来取得“大”。也就是“缩”里有“扩”的取向。日本人搞半导体，搞集成线路，搞得很精致，所以有人说日本是装在套子里的民族，是一个很精致的民族。在制造这些的同时，日本又制造世界上矩形的油轮、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百货贸易公司。
听到这里，大家可能越来越糊涂了，日本这个民族又是要“小”，又是要“大”，能够把“缩”和“扩”统一在一起，这个民族不好理解。确实，就好象我们前面讲过，日本民族追究“寂”和“侘”，不奢华，追究寒碜。但现在我要讲的第八个关键词，却是“粹”。
什么是“粹”？给大家看一张图，日本“浮世绘”。“浮世绘”就是充分体现了“粹”的特点。粹是风流、潇洒、俏皮之意，一个要寒碜的人，怎么会风流潇洒呢？这个趣味完全相反嘛！“粹”的趣味就是追求社交活动中间的享乐主义，追究感官刺激。“浮世绘”中的“浮世”这个词来源于佛教。日本文化受佛教影响很大，本意是生死轮回。所以“浮世绘”经常表达的是现世中的快乐、风情，追究感官刺激，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常骂他们无耻，好，这就讲到第九个关键词：“耻”。
这也是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成果，不是韩国人，是也吃过日本人亏的美国人。美国人吃了日本人亏，珍珠港被轰炸了，然后占领了日本后，就派出一些学者，来研究一下这个日本，到底是怎样的民族。于是研究出了这个成果，这个学者叫鲁思•本尼迪克特，她在她的《菊与刀》里说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跟他们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罪感文化”中，人相信有上帝的眼睛。人犯罪了，上帝在天上都会看到，即使任何人都没有看到。这上帝，当然其实就在他们内心里。所以是“自律”的。而“耻感文化”不一样，是否做坏事，是取决于是否被别人看到。被别人看到了，才是耻辱。是“他律”。这就致使一个结果，只要别人不发现，或者别人讲了，我不承认，罪恶就不存在。
日本有一部电影，叫《罗生门》，是黑泽明的电影，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就充分体现了日本“耻感文化”的特点。《罗生门》这部电影1950年在西方引起巨大的轰动，据说西方人从这个电影明白了日本原来是这样子。新娘真砂跟着她的丈夫武弘经过一片竹林，碰到一个强盗叫多襄丸。多襄丸见到新娘真砂长得漂亮，就把新郎武弘给绑起来，把新娘给强奸了，然后又把新郎杀死。就是这么一个杀人强奸案，警方来调查，三个人说法（死者是以鬼魂形式说话的）各不相同，都为自己辩护，掩盖没被别人发现的部分。多襄丸说，不错，是我强奸了真砂，但我是爱上了她，而且真砂后来也爱上了我，强奸变成了顺奸。我所以杀死新郎，是因为新娘要我杀的。我杀他时，我是讲体面的人，我把他给放了，然后来决斗，结果他打不过我，他该死，这是强盗说的话。而新娘呢，是这么说的。她说自己是被强奸，被强奸之后丈夫羞辱我，我感到很耻辱，就把我丈夫给杀了。新郎武弘则用鬼魂说话，说他是自杀的。大家也许很奇怪，一个杀人案发生了，本来应该没个当事人都辩护不是自己杀的，但是这里，却都说是自己杀的。因为杀不杀，跟其他比起来，已经不是耻辱了。日本人有他们重视的法则，比如义理。新娘杀人固然不好，但是对方羞辱了她，她必须雪耻，所以杀人得到了辩护。而新郎武弘，他是个武士，一个武士被强盗所杀，无论如何是耻辱，他不如说自己是自杀的。
这是个“罗生门”事件。说不清楚作恶者。每一个人都推卸自己的责任，说对自己有利的证词，隐瞒对自己不利的部分。这小说里还有其他人也是如此，比如一个砍柴人，他也是说假话，他是第一个发现杀人现场的，但他把刀偷走了，所以他证词里就隐瞒了这个细节。
第十个关健词是“八格牙路”。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看日本电影，经常能听到这个词。这可能是许多中国人学会的第一句日语。它在日语中，汉字写成“马鹿野郎”。这来源于中国古代的“指鹿为马”这个故事。秦朝时，赵高篡权，为了试探满朝官员哪个听他的，就拿只鹿说，这是一只马。在中国，这个故事是个权谋的故事，或者是操守的故事，针对的是人心。但传到了日本，却成了关于能力的故事。你连马和鹿都分不清楚，你这个家伙够愚蠢了！
由此看到，日本人是很注重人的能力。不像中国，注重的是自己的母亲有没有被人操了，或者操了别人的母亲。所以有时候中国人骂日本人你妈怎么样怎么样，日本人并没有像我们预想的反应，没什么耻辱感。这是文化的错位。而有时候我们不经意说他们“八格”，他们会暴跳起来。因为说到了他们的痛处。日本非常重视人的能力，非常崇拜强者。比如中国强大时，日本学中国；西方强大了，他又学西方，回过来打中国。甲午战争据说在开战前，日本人心里还是没底的，中国在他眼里还是大老虎。一打，发现原来是纸老虎，没什么了不起，西方才是真老虎。于是转向学习西方。但后来又发生了一场日俄战争，也把西方人给打败了，发现西方人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两场战争，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人的自信心。于是也可以打美国了。不幸后来失败了，被美国占领。这样，他又老老实实跟美国人学了。我们中国没办法明白日本的逻辑，我们老要人家道歉。要人家道歉，就是弱者的做法。关于道歉，我想起一件事，在日有个中国人作家，他曾经参加一个日本人的研讨会，研讨会上，大家都一本正经。但还有一个“二次会”，就是会后的聚会。在这个会上，他听到了出格的言论。有人说：中国人真有意思，总是没完没了纠缠，让我们给他道歉。另外一个说：是啊，说到道歉，我倒想起在决斗。曾经有部法典叫《决斗法典》，该《法典》规定，如果一方冒犯另一方而不肯道歉，就要用决斗来解决问题。中国人认为我们冒犯了他们，要我们道歉，但又不敢跟我们决斗，只是嘴上喋喋不休而已。还有一个人说：我看中国人没有一点男子汉气概，就像挨了打的小女人一样，只会纠缠着要我们要道歉，撒娇地说：“你打了我，你要给我道歉！你不道歉，我就不和你和好！”
还有人说：男人跟男人打架，打赢是你的本事，打输是你没本事，还要什么道歉？就像一个怨妇，动不动就撩起衣服让你看伤疤，你看，我被打得好狠，身上还有伤疤。既然这样，我们就哄她一下，给她个道歉算了。人家是这么看道歉的。所以我常想，我们是否有必要要求日本人道歉？
日本人讲强势，中国也讲强势，我小说《大势》里就是写中国的强势意识的。中国人其实也要强大，“去势”是最可悲的事情了。一个男人最大的灾难，就是变成了女人。现在常听中国人愤愤说，干脆拿原子弹把日本炸了。中国人也不是那么善良，也要暴力的。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人心里不平衡，我们没有拿原子弹炸他。如果当初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拿原子弹炸日本，你现在参拜靖国神社，想参拜就参拜吧，反正我炸过你了。可悲的是我们近代以来从来没有赢过日本。这是心态问题。我们能否绕过这个问题？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拿原子弹炸它，不仅说核战争是没有赢家的，从道义上来说，当我们强大以后是否应该侵犯别人？
第十一个关键词，“靖国神社”。我看到有人眼睛一亮。这个名字太熟悉了。靖国神社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我去过三次。原叫“东京招魂社”。原来是供内战烈士的，后来跟国外人打仗了，死亡将士也供这个地方。所以要明白，为什么每一任首相都竭力要去那里参拜，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国家英烈，类似于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国家元首，当然要昭显民族精神，就要到那里去参拜。现在问题在于，里面还供着一些甲级战犯。必须澄清一下，中国媒体经常说供着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甲级战犯的牌位，这个说法有误。靖国神社里供的不是牌位，也没有遗骨，它只有名册，还有弄一些物品放进去。我们经常被人家抓辫子，特别是日本“右翼”那些人就抓辫子，说：那里有牌位？也怪我们自己，一些我们很在乎的事情，但我们又没有很认真去调查研究。包括南京大屠杀，我们说杀了三十万，他们说没有那么多，要我们拿出证据来，我们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就不能说，虽然很冤。所以国际社会也不认这数据的，他们很同情你，但是没法认证这个数据。再碰到中国现在造假越来越多，更没有信用度了。
当然即使不是牌位，也不行，那些被供的是甲级战犯。但日本人又有一说。他们认为，人死了，就成为神，所谓的罪恶、善恶就没关系了，恶名就消除了。日本文化有“相对主义”的特点，这是文化，拿他没办法。文化没有好坏，谁的文化谁说了算，比如说中华文化，就是中国人说了算，外国人你谈什么中国文化，有无道理我说了算。中国有“闹洞房”的文化，把新娘拿去压，美国人说是侮辱女性，但这是我们的文化，你没办法。
所以我想是否从另一方面来看看，这些战犯到底在当今日本人心目中，有多大的感觉？以我观察，日本人去靖国神社参拜，未必就是去参拜这些甲级战犯的。我第一次去时是在日本的大年三十晚上，因为电车免费，当时一个人，吃了饭，无事可干，无聊，就跑去了。大部分人日本人是去守年的。第二天早上也有很多日本人来“初诣”，也就是新年第一次到神社来参拜，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每年的“终战日”，我们叫“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反之日本则应该是战败，但日本叫“终战日”。日本语言比较暧昧，不说“战败”，说“终战”，意思是，我们不打了。如此而已。每年“终战日”，确实在靖国神社有些参拜，也确实有些“二战”老兵在那里，穿着当年的军服，举着当年的军旗。其实普通日本人也是觉得这些人头脑有毛病的，不认可。但因为这么一闹，毕竟是新闻事件，就被报道了。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件。包括“右翼”，开着铁疙瘩一样的车，大大的，黑黑的，车上画着日本国旗，写着“尊皇”、“攘外”、“反共”、“救国”，用高音喇叭在街上拼命喊叫口号。因为会闹，总有记者去报道。
实际上，日本人也觉得烦死了，他们也想要正常的生活。但是他们是民主制度，没办法取缔，所以那些人还是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办法弄明白，比如奥运圣火传递到巴黎，巴黎的市长不听萨科奇的，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萨科奇你是总统，难道没有喝他听话的权利？又比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羽，他说CCN诬蔑中国，难道美国政府不来管一管？这成为世界笑话。
我感觉，日本人应该说还是接受很多和平观念的，特别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民主化洗礼，日本再像过去那样发生军国主义的可能性并不大。过去，天皇一句话就把全国推入战争，现在战争要发动，不容易。至于首相，比如小泉去参拜靖国神社，他也只是一个姿态而已，他要调军队，也没有那么容易，有国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对力量，是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不能想象的。
当然我也不是说，日本绝对不可能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是个复杂的民族，它的变化常在瞬间的，就像我说了这么多日本文化，我们好像越说越难以把握一样，日本人的特质也是非常难以把握的。何况，从全球的情况看，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民族主义愈演愈烈。这不是我们能够面对的。我们只能面对自己的心灵，我们如何调整心态。不要求别人是善人，美国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世界上没有善人，只有傻人。不要总抓别人的把柄，为自己辩护，比如人家讲我们什么，就也去抓人家的辫子，你也有问题！话说回来，我们自己本身也不是做得很好，很多时候我们本身也有问题，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拆中国人的台，中国整中国人，历史和现实中多的是。到国外去，中国人最提防的恰恰是中国人，算计你没商量，把你整得死死的，所以一些外国机构，就让中国人来管中国人。中国人对中国人都这样，我们如何去要求外国人对我们好？要说暴力，中国人可能算是世界上最有暴力心态的群体之一了，我们又如何去指责别人？我们需要做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当然，这调整要建立在了解乃至理解对方的基础之上。
这就是我的想法，谢谢大家听我絮叨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