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river which runs and winds about in its bed will not flow with

　　double speed when the amount of its water is doubled.”

　　「如果河流的水量加倍，流速并不会因而加倍，

　　因为河床不是平整的，河道也不是笔直的。」

　　Richard Cantillon （Essai, Higgs's 1931 translation, p. 177）。

　　货币数量说是经济学界最熟悉的学理之一，耶鲁大学的知名教授Irwin Fisher （1867-1947），在他的名着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1911）中，提出众所周知的方程式MV=PT（称为Fisher equation）。M表示货币的总数量，V表示货币的流通速度（velocity），P表示平均物价水准，T表示经济体系内的总交易量（从房地产到青菜豆腐）。不要小看这条简洁的方程式，背後蕴藏着数不尽的理论争辩与实证差异。它的基本讯息是：货币数量与流通速度的乘积，等於平均物价与交易数量的乘积。

　　这样的说法隐含一项认知：在交易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的数量与流通的速度，会「平均地」影响物价水准。如果台湾的 MV增加10倍，假定T不变的话，那麽P就会上涨10倍。这是18世纪古典学派的基本认知，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Milton Friedman，在大方向上都接受这个说法。今天要介绍古典学派之前的另一种说法：如果MV增加10倍，T也不变的话，P未必会平均上涨10倍；而是要看新增的10倍货币供给，是流入哪些部门或哪些阶层手中而异。提出这项重要见解的是Richard Cantillon（1680s-1734），我认为他的见解较符合现实，比货币数量说近乎情理。

　　问：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是谁？

　　答：他是爱尔兰人，1680年代出生（确切年不知），背景资料有限，1734年死於伦敦自宅（约49岁）。有人说是家仆贪财纵火，另有一说是他债台高筑，不堪债主逼迫而自焚。还有一说：他设计火灾找个替死鬼，本人带着财富远走新大陆。Cantillon是英文的姓，读作「康帝龙」，但他的发蹟与主要事业在法国，法文中若有连续的「ll」就不发音（例如女儿fille就读作fie），所以我猜在法国时大家叫他「康帝雍」。他只留下一本书稿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Essay on the Nature of Trade in General），目前的考证是1730年写的（1755年出版），1931年由Henry Higgs英译为An Essay on Economic Theory，美国Auburn大学的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有2010年的译版与解说（PDF档251页）。

　　父亲是Ballyheigue地区的地主，康帝雍大约在1705年赴法，1711-4年间住在西班牙，建立不错的政商关系。1714年回巴黎後在堂兄弟的金融圈工作，逐渐闯出名号，主要业务是巴黎与伦敦之间的金融交易，包括外滙买卖。重要转折点是他和苏格兰籍的John Law（1671-1729）搭挡，在巴黎掀起Mississippi Company的股票投机。这是近代史上的重大金融泡沫事件，网路上有详细资料。简要地说，1716年法国政府颁给Law两项特许：（1）成立投资银行Banque Générale；（2）用来筹措资金成立Mississippi公司，开发法国在北美的占领地。Law拥有这两项特许权後开始发售公司股票，同时透过自己的银行印钞票融通资金。

　　康帝雍透过Law的关系，以低价买入大笔公司股票，然後高价脱手大赚一笔。接下来他找人合夥做北美土地生意，但随着Mississippi公司泡沫的破灭，那些投资北美土地的人也跟着破产，就到法院控告康帝雍，也有人计画对他谋财害命。

　　问：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他的主要贡献何在？

　　答：英国早期的边际学派主将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82），在1881「重新发现」康帝雍的着作，评价是：「政治经济学的摇篮」，理由如下。（1）这是当时已知最早的「完整经济学论述」。（2）对经济理论与分析有好几项重要贡献：货币理论（这是今天的主题）、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对企业家的概念（风险的承担者）、空间经济的分析。（3） 18-19世纪受他影响的重要经济学者，有英国自由经济学派的亚当史密斯、法国重农学派的主将Turgot和Quesnay、以赛依法则闻名的Jean-Baptiste Say。（4）进入20世纪後，康帝雍的学说再度引起学界重视，例如Henry Higgs（康帝雍的英译者）、奥地利学派的熊彼德、海耶克。这些事在Murphy （1986）的传记有详述。

　　问：这次的主题是非货币数量说，康帝雍的主要贡献何在？为何还值得注意？

　　答：我先解说综合的意义，之後逐点细说。大家熟悉的货币数量说，最简单的版本是：在流动速度（V）和交易数量（T）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M）增加N倍，物价（P）就会上涨N倍。反之，M减少N倍物价就下跌N倍。这种数量说是「等比例性」的，康帝雍提出「非等比例性」的观念。例如重商主义时期英国外贸大幅增长，外滙存底大增後国内的货币供给跟着大增，但这笔钱并不是「平均地」进入士农工商各阶层手中，也不是「平均地」进入农业、工业、商业各部门。所以完全没有理由相信，货币供给增加N倍後，全国的物价会「平均地」涨N倍。

　　较真实的状况是：如果外滙流入厂商手里，他们会兴建工厂、买土地、买奢侈品、投资股票，这几个部门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相对地，内地的居民、农业部门、木工铁匠、教育部门，就不易立即感受到这笔财富的效果，这些部门的价格不可能涨N倍。这种依部门、依地区而异的物价上涨，其实是一种localized effect（有区域性和部门性的限制）。

　　换句话说，新增的货币供给会产生「相对的」（relative），而非等比例（proportionate）的物价效果，学界称之为康帝雍效果（Cantillon effect）。你从教科书上也很常听到一个名词：货币的中立性（the neutrality of money）。大意是说，如果每个人手中的钞票都增加N倍，物价也跟着涨N倍，所以并没有增加任何人的实质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增加的效果是「中性的」。所以古典学派也常说：货币只是一层面纱（money is a veil）。

　　你会反驳说：康帝雍效果是短期性的，在3-5年内或许是对的，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到10-20年，全国的各种物价应该都会成N倍。是的，很有可能，所以比较简单化的说法是：康帝雍的非货币数量说，较适合说明短期现象；货币数量说（也就是MV=PT这条Fisher equation），较适合说明长期现象。

　　问：大体上我明白了，可否系统地介绍康帝雍的主要推理。

　　答：英国的自由主义之父John Locke（1632-1704），在1691年就提出了MV=PT式的见解：货币的数量与货币的交易价值成反比。也就是说，货币愈多物价愈高，购买力会比例性地降低。这是整体性的说法，以下分点解说。

　　先谈货币供给（M）。康帝雍认为只有黄金白银才算，纸币不属於他定义的货币。原因是：在金银本位的时代，纸币只是方便交易的货币形式，本身并无价值。买卖双方肯用纸币，是因为任何人拿官方发行的钞票，都可以去银行换取公告价值的金银，银行有义务把金银兑给纸币的持有者。金银（币）的优点是：量小值高、容易运送、各地的金银质量相同、容易切割也不损价值、容易保存不怕水火、美观吸引人、长期保存不会变值、产量不多价值稳定。国家的短期货币供给（金银）有两项主要来源：国内金银矿的产出、外贸盈余所累积的外滙。

　　问：在康帝雍的时代，英国尚未进入产业革命，经济活动尚未激烈起伏，货币流通速度（V）应该比今日低很多，康帝雍怎麽解说这个因素？

　　答：流通速度的现代用语是velocity，康帝雍的用语是rapidity of circulation。康帝雍认为，流通速度取决於对货币的需求，愈需要用货币交易，钱的流通速度就更快，也就是每张钞票在一年内换手的次数会增高。V的简单定义是：全国年产值除以民间拥有的金银货币。1750年英国的总产值约1亿英镑，当时民间的金银币值约1500万，所以V值约为6.6，也就是每块钱每年约可换手6.6次（Bordo 1983:239注17）。

　　问：这当然是粗略的估算，今日台湾或美国的V值大约多少？

　　答：如果你从网路搜寻velocity of money，会看到许多解说，英文版的维基百科有详细定义。我找到1900-2007间的V数值，大约在2.12与1.15之间，年平均约1.67（季平均也差不多）。为什麽美国经济交易这麽活络，V值才1.67，而1750年代的英国反而高到6.6？我猜原因是：一方面美国的货币发行量很大，每块钱被用到的次数因而较少；二方面交易时多用支票或信用卡，对现金的需求不高。而18世纪的英国金银币数量较少，每个钱币要快速流通才能让交易顺畅；再说，当时也没信用卡，一切靠现金。

　　问：18世纪的英国应该没有今日意义的物价统计，康帝雍怎麽分析这项变数？

　　答：这的确是个大麻烦。康帝雍的分析里并没有P，也没有物价指数的想法，他只能用个别的变动（例如小麦）来表示物价趋势。但他有明确地区分「货币价格」（用多少钱可以买1公斤小麦），和「相对价格」（用多少个鸡蛋可以换1公斤小麦）。他说长期而言，物品的「相对价格」是一种「内在的价值」（intrinsic value），是由生产一项产品所需的「劳动投入」和「土地投入」来决定。但短期而言，物品的价值可以用市价来表示，这是由供给与需求条件决定的。

　　同样地，另一项类似的困扰也不能苛责他：无法得知经济体系内的交易总额（T），他只能用农业部门的产出来代表「流通的财货」（circulation of goods）。换句话说，康帝雍无法掌握PT这两项变数。今天的PT有个简单的数值，就是国民生产额（GDP）。

　　整体而言，就MV=PT这条方程式来说，他只能掌握MV，但他知道增加货币的流通速度（V）的效果，和增加货币供给额（M）的效果类似，都会影响物价（P）和交易量（T）。

　　问：这些内容听起已经开始循环，康帝雍的非货币数量说似乎也不过如此。

　　答：表面上似乎如此，其实他有更精微的见解，可称为「货币数量说的动态版」，也可称为「货币失衡理论」。康帝雍的主要见解，是分析货币数量如何透过动态过程，影响经济活动与物价水准。以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为例，当外贸部门赚入新金银流入时，大家的直觉是物价水准会跟着变动。Locke说新流入多少钱（例如20%），物价就会上涨20%。康帝雍认为这种思维与实况不符，因为这种「数量」与「物价」的「直接对应说」，有个严重问题：没有考虑新流入的钱，是透过哪些管道（士农工商），对哪些部门（农林渔矿制造业），产生不同比例的影响（可以从0%到50%或更多）。

　　我在初中物理学过「连通管原理」：虽然各种水管的粗细不同，但只要放入同个水槽内，每种水管内的水位会都一样高。也就是说，只要有新钱流入，经济体内各部门的规模虽然大小不同，但水位（物价）必然会趋於一致。你同意这种观点吗？我认为不会，试想大陆近十年来赚进多少外滙，沿海大城市的物价涨幅就比内地高许多。从各产业部门来看，房地产和奢侈品的涨幅也比基本粮食高。虽然整体物价是比十年前提高，但各部门与各地区的差异还是很明显，这就反驳了货币数量说隐含的「等比例上涨」观点。

　　问：我想知道康帝雍怎麽表达他的见解。

　　答：例如他说：流通的货币数量如果增加一倍，「这些货币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并不会平均地影响所有产品与商品，上涨的幅度也不会和货币的增加量成等比例。」他举例说：如果在国内挖到大量金银矿，矿场主人与相关人士必然暴富，与他们邻近的居民和相关行业是周边受益者。这些新出土的金银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流入各行业各部门，短期内（3-5年）不会产生「连通管原理」。

　　康帝雍分析影响「相对价格变化」的7项因素。（1）这笔新钱是在国内挖到的金银矿吗？（2）或是外国政府援助的？（3）或是外国移民带进来的？（4）是外国使节和游客带进来的？（5）是国外来投资的？（6）是战败国的赔款？（7）是进出口的盈余？这7项因素都会把外国钱带进来，但进入的管道、行业、长短期都很不同，对物价的影响效果也不同。以上说的是「第一波」、「直接」接受新钱者（initial recipients）。

　　接下来还有两项因素：（1）哪些人接收了这些新钱？（2）他们把钱花费在哪些项目上（土地、房产、股市、奢侈品、高利贷）？不同阶层和不同部门的人收到这笔钱（是第二回合的收受者），他们又会花用在不同的事物上。这个原理一直运作下去，就会产生第二波、第三波、第Z波的效果。较复杂的是：第一波和第Z波的V（流通速度）都很不一样，所以很难明确预知从外国引入1亿美元，10年後对各行业的涨价效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对货币数量说的「等比例上涨」观点，就会打个大问号。

　　问：没想到18世纪的见解，反而比21世纪教科书想得更深入透彻，康帝雍还有什麽好见解？

　　答：主要论点大概就这样，还有一两个小要点也可看出他相当熟虑。（1）国内金银矿增产，物价必然上涨，国民富裕後就会增加国外低价产品的进口，这反而会伤害本国的产业与安全（例如买外国廉价粮食，而不自己生产）。（2）另一项缺点，是物价上涨国民富裕後（如同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大量进口外国产品造成美元外流国际收支赤字。本国的货币因而减少，这对国内的生产与物价会产生伤害（紧缩萧条）。我认为康帝雍提出一个重要论点：从上述7种管道所增加的新钱，必然会把物价往上推，本国产品的价格相对於外国就贵了，表示本国的「贸易条件」会逐步恶化，滙率也被迫升值，不易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长期而言，这笔当初辛苦从外国赚来的钱，又会流出去（试想美国在21世纪初期的巨额外债与外贸赤字）。

　　问：康帝雍的整本着作都在谈非货币数量说吗？他还有哪些主要见解？

　　答：和货币数量相关的见解大致是这些，书中也讨论其他主题，例如利率、外滙投机、货币规则与政策、国际收支、货币，这些都不是今天的重点。我在参考书目提供几项主要文献。康帝雍的缺点是只有理论而无实证支持，那是时代的限制。第11章我们要谈19世纪的非货币数量论者John Cairnes，那就有实证资料支持，同时也要介绍如何用20世纪的统计，来印证非货币数量说。

　　问：康帝雍的见解不错，後来的经济学者也有类似看法吗？

　　答：当然有，你最熟知的人就是凯恩斯。他在《货币论》（The Treatise on Money, 1930），有一段简短的漂亮说法：「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不会对所有的价格产生相同的影响，程度不一，时间也不同」（“the fact that money changes do not affect all prices in the same way, in the same degree, or at the same time.” Blaug 1997:21）。如果模仿凯恩斯的简洁语句，也可以把康帝雍的主要见解浓缩成：「货币供给增加後，不只会把物价向上推，还会改变物价的结构。这取决於两项因素：是谁得到这笔新钱，以及这些人对不同物品的相对需求。」（“an increase of money will not only raise the level of prices but will also alter the structure of prices, depending upon the initial recipients of the new cash and their relative demand for goods.” Blaug 1997:21）。康帝雍见解的另一个特色是：这些从国外流入的新钱，基本上以物价效果为主，对生产的效果有限。我认为应该会有生产效果，想想台湾战後的例子和大陆的现况，就可知道外资和外汇的就业效果其实相当明显。

　　参考书目

　　Blaug, Mark （1991） ed.: Richard Cantillon （1680-1734） and Jacques Turgot （1727-1781）， UK: E. Elgar.

　　Blaug, Mark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th edition（《经济理论的回顾》第5版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姚开建译校，2009）。

　　Bordo, Michael （1983）： “Some aspects of the monetary economics of Richard Cantill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2:235-58.

　　Brewer, Anthony （1992）： Richard Cantillon: Pioneer of Economic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Cantillon, Richard （1755）：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edited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other material by Henry Higgs （1931）， New York: Kelley, 1964. Auburn, Alabam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0 （PDF file）。

　　Murphy, Antoin （1986）： Richard Cantillon: Entrepreneur and Economi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ichard Cantillon”， Wikipedia （February 2011）。

　　Spengler, Joseph （1954）： “Richard Cantillon: first of the moder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2（4）：281-95 （part I）； 62（5）：406-24 （part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