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一个中国最具活力的造富基地，制造业发达、民间资本活跃、人人具备绝佳的赚钱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那里的一起一落、一荣一衰，成为反映中国民营经济变化的晴雨表。
生长于斯的30多万家中小企业，是温州经济的基石。然而，在今年货币紧缩政策的背景下，自三、四月以来，诸多市场传言和舆论指称，温州中小企业由于资金流吃紧，正陷入一场空前的“倒闭潮”。不过，另一些舆论马上给出了不同的说法，认为“倒闭潮”目前并不存在，周期性的企业淘汰是正常现象。
“倒闭潮”真的发生了吗?温州中小企业是否面临钱荒困局?为解开这些疑团，2011年6 月，本刊记者赴温州进行了深入调查。通过采访政府、行业协会等相关机构，以及官员、企业主等相关人士，本刊得出的结论是，温州并没有出现“倒闭潮”，但企业的生存状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加严峻。
“倒闭潮”之说缘何而来对“倒闭潮”的担忧，最早出现在评论界。
3 月2 日，2011年两会召开前夕，财经评论员叶檀在《东方早报》上发表了题为《请给中小企业减负以立国本》的财经评论。其中提到，“曾经有小业主在报纸与网络等方面晒账本，表示不偷漏税无法生存。这与笔者看到的情况吻合。民营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利润大多在3%到5%之间，如果继续提高成本，中小企业会陷入大规模倒闭潮。”这是今年以来有据可查的第一个确切提到“中小企业倒闭潮”的说法。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接受网易财经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表示，新一轮宏观调控下，民营企业将遭受信贷、汇率、能源和劳动力成本的四重压力，很可能重演1998年大面积倒闭的情形。“当货币开始紧缩的时候，民营企业的生存就会很困难。”与此同时，网上出现了一则“温州经济出大事了，几百亿高利贷跑了”的帖子，似乎印证了评论界的担忧。帖子称，随着今年金融资金的控制，在温州有资产抵押无绝对关系是贷不到钱的，大部分的钱都被银行信贷负责人勾结担保公司贷走。所有在温州开设分行的各大银行，只要与信贷有关的员工，都与高利贷的担保公司有关。在温州办企业必须保证每年30% 的利润，否则利息付不出，只有逃跑。“温州今年有7 个企业主逃跑，间接逃了70个。”4 月上旬，叶檀在《温州民间金融泡沫接近崩溃》一文中提及上述网帖，称“该文内容未经证实，但以利率之高、实体经济之低迷的景象来看，可以从侧面进行佐证，同时也证明温州等地通胀早已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
就在此时，温州真的有三家企业“出事”了。
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老板黄鹤携妻儿消失，留下1.63亿欠款和涉及10多家银行的债务。没过几天，知名餐饮企业波特曼和港上记因其共同的老板严某突然“失踪”而关门，严某还给当地政府留下一封信，称自己遇上经济危机，希望政府出手相救。随后，乐清老牌电缆企业三旗集团倒闭，因欠银行贷款1.23亿元被起诉。
一段时间内，三家企业相继陷入危局，似乎温州的“倒闭潮”真的已经到来，而不少分析观点认为，紧缩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企业融资难，正是“倒闭潮”的直接诱因。
国家有关部委的调研，也在间接印证“倒闭潮”的说法。
4 月22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七届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上，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全哲洙在发表的主题演讲中表示，中国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困难，“估计到今年8 月左右，有一批企业就开始死去了。”而这一结论是工商联利用两个月的时间，组织了一次包括浙江省在内的16个省的系统调研后得出的。他同时指出，造成中小企业困局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经营成本不断升高、企业融资难题更加凸现、政府的相关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以及中小企业自身的素质相对较低。
5 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2011贸易金融发展研讨会上，商务部研究院院长霍建国透露，商务部研究院日前对温州35家企业抽样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企业接近亏损，利润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他还称，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反映在信贷方面，企业贷款难已开始影响到很多中小企业的正常运营。
于是，三家“出事”的温州企业开始“抱团”出现在各类消息的开端。而它们被频繁引用，大多是为了证明，“温州经济出大事了”。
不仅如此，支撑这一说法的“论据”还有增多的趋势：永嘉县黄田区域，近一个月有100 多家企业关闭;温州瑞安的西西里连锁教育机构突然停业????而被各类媒体采访最多的人，是与当地中小企业接触频繁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他认为，温州中小企业猝死的原因有二：其一，企业借高利贷而利息的确高得离谱;其二，企业扩张太快，资金跟不上。许多报道引述周德文的观点称，目前的形势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到今年下半年，将有40% 以上的中小企业面临倒闭。
周的频频露面，使他仿佛成为了“倒闭潮”一说的代言人。2011年6 月8 日，记者见到了周德文，他强调，自己从来没有说过类似温州中小企业已经陷入“倒闭潮”的话，但下半年可能有40% 以上的企业倒闭，他的确说过。他说：“’ 倒闭潮’ 可能是媒体为吸引眼球而进行的炒作。”不过，一种来自温州坊间的说法称，周德文是中小企业炒房团的头子，他如此大声疾呼，目的是给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者施加压力，迫使国家实行货币宽松政策，从而放松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这一招，他在2008年就用过了。”有据可查的正式将“倒闭潮”一词提上台面的舆论，来自4 月底财经评论员朱大鸣的文章《民营企业倒闭潮正在大肆蔓延》。文章称，很多企业再次面临“不生产是死，生产了死得更快”。文章将当前情况与2008年对比，“当时人民币升值幅度太大，从成本上吞噬了企业的利润，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则使得千万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上半年就有6.8 万家中小企业倒闭，管理层在当年9 月后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才局部扭转了中国制造的危机。”朱大鸣尖锐地指出，随着美元给全球带来“输入型的通胀”，转嫁了美国的债务危机，似乎让全球都进入了一个“高热”的时代。但是，这是一个十足的假象，在一片火热的背后，是实业企业的倒闭潮，这种“容光焕发”的红润，似乎是脓疮溃烂之前的风光。
6 月初，另一名财经评论员牛刀在《另眼相看中小企业倒闭潮》一文中却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网上和央视又在谈什么珠三角、长三角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还有一个什么机构找了几个会长谈这谈那，扮出一副为中小企业请命状，他们真是为中小企业请命吗?否也，最后矛头直指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中小企业天天都有开张和关闭，这是一种常态。编制一个什么潮，糊弄谁呢?”至此，关于“倒闭潮”，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看法。
“倒闭潮”真相江南皮革、波特曼餐饮和三旗集团，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三家企业，却因“扎堆倒闭”短时间内引来了诸多关注，并很快被舆论与银根收紧引发“资金断链”等话题联系在一起，成了“倒闭潮”的强有力论据。
“倒闭潮”之说甚嚣尘上，当地一些中小企业的信心很难不被动摇。“倒闭潮来了，我要不要继续下去?还是把厂子关掉另谋出路呢?”一位温州小老板在新浪上发出的微博代表了一种恐慌的心态。
此情此景，进一步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从5 月份开始，国家相关部委以及浙江省、温州市相关部门着手进行调研。
频繁调研据了解，5 月20日中国银监会派出调查组低调抵达温州，此后连续召开了5 场座谈会，与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人士展开面对面交流。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次调研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宏观调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涉及中小企业的融资情况。
事实上，在银监会派出调查组之前，浙江省相关部门的调研已经展开。早在5 月初，温州市经贸委、工商局、金融办、担保行业协会、中小企业促进会就接到通知，通知要求上述部门有关负责人为即将召开的企业融资情况座谈会做准备。
5 月6 日上午9 点，在温州市银监分局二楼会议室，浙江省银监局有关领导和上述温州多个部门的人士展开座谈，并听取了相关部门负责人的报告。
据与会人士介绍，该会议主要是听取各部门了解到的今年以来温州企业的资金状况。主要内容包括今年以来温州辖区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运行情况，部分企业资金紧张的主要原因，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的主要原因，当前民间借贷活动的变化趋势和当前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服务状态以及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的想法和建议四个方面。
记者从浙江政府多个渠道以及温州银监分局获悉，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对温州区域内的经济和金融生态做了调查批示，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也做出批示，迅速组织专题调查组，深入各个经济领域展开调查，浙江银监局和温州银监分局高度重视并迅速派出调查组。
危机也引起了工信部的重视，并对此展开了调查，要求各省区市主管部门开展涉及中小企业资金缺口、民间借贷实际利率、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中小企业户数等16项内容的中小企业融资情况的调查。
用数据说话浙江与温州两级银监局5 月份出具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温州工商系统调查，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虽然对企业融资产生了一定压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温州企业整体向好的发展大格局，也没有出现企业集中倒闭的现象。
这与记者在温州实地调查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处于风口浪尖的温州中小企业，并未出现传闻中的大规模倒闭现象。
记者得到的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企业注册数据也印证了这点。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末，全市私营企业注销户数534 家，同比减少14.56%. 但是，全市在册私营企业7.32万户，再创历史新高，注册资金2063.1096 亿元，同比增长15.11%和28.37%. 而据温州市经贸委的数据，3 月底对全市855 家重点监测企业订单情况调查显示，有九成多的企业手中握有生产订单，其中手持订单可供企业生产三个月以上的占23.9% ，可供生产两个月以内的占69.2%.温州市工商局办公室副主任干淙波介绍，企业外迁、合并、转行和倒闭等，都会影响注销户数。而判断一个企业有没有倒闭，应该以工商等部门登记数量为准，不能凭空猜测。一个企业只有完成注销和结税等事宜后，才算真正“死”掉了。
“我觉得企业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根本没有外界传言的那么大的波动。”温州市民个协秘书长叶财义和温州市瓯海区民个协副秘书长林雄的感觉差不多。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事件之后，银监会派出的调查小组来到温州，他们认为这样的实地调查是有必要的，外界不应该以此作为宣扬“倒闭潮”的由头，更不能因为调查组来了就盲目地认为温州经济出现问题了。
在调查中，温州市发改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也表示，当前一些企业出现“关停并转”，直接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的较少，更多的是企业经营不善所致。而且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有部分企业被淘汰是正常现象。比如，一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皮革、炼钢等高污染企业，根据规定本来就要关闭;一些行业产能过剩，自然也要予以淘汰。“类似这样的情况，不应简单地理解为温州经济出现危机的先兆。”温州市经贸委中小企业处处长黄寿君解释，再退一步说，参考往年数据，每年也有5%至10% 的企业经历“关停并转”，这很正常。
在5 月26日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90年光辉历程看浙江”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温州市委副秘书长谢浩对媒体否认了“倒闭潮”一说。他认为，温州企业正和全国企业一道转型升级，既然是企业发展大转弯，有的企业转弯失败关门，也就没什么奇怪。面对资金吃紧、利润下挫、能耗高企、成本上涨的考验，这些企业还走在无法持续发展的老路上，当然会被市场淘汰。
不成立的论据“这三家企业出事，各有各的原因，为什么硬要扯在一起呢?”2011年6 月9 日，黄寿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波特曼资金紧张并不是眼下突然出现的，早在两三年前，这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就有问题，“温州不少人都知道”。
江南皮革经营上并未出现太多问题，去年净利润还有3525万元，问题是出在企业主个人身上，“他喜欢赌博，结果欠了很多钱，外逃后，导致企业陷入瘫痪。”三旗集团则是多元化投资造成顾此失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2008年，三旗就陆续暴露出问题，三旗集团未能按期还款的15份起诉书，立案时间集中在2009年底到2010年7 月份，而非今年之后。
不仅如此，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之后出现的永嘉县黄田镇上百家鞋企倒闭以及瑞安的西西里连锁教育机构突然停业等“论据”，不仅和资金链无关，而且存在失实之处。
叶财义告诉记者，网上和坊间传闻“永嘉县黄田镇近一个月有100 多家企业关闭”，其实根本不是资金链出了问题，而是当地在进行行业整治。
公开资料显示，抛光作坊在黄田较为集中，不少存在安全隐患。前段时间，当地政府对该行业进行了专项整治，包括采取了停业整顿等措施。
记者还从永嘉县委宣传部门再次获证，目前黄田当地企业运行状况平稳，没有出现“扎堆”倒闭的现象，偶有一两家企业关闭，也是正常范畴内的“关停并转”。
至于瑞安的西西里连锁教育机构，本是一家两年前就已注销、基本证照都不齐全的企业，核心当事人洪某之前借此大量融资，而后彻底消失。学生、家长和股东都已报案，警方也已介入调查。
为了进一步验证经贸委的上述说法，记者特地赶赴波特曼、江南皮革和三旗集团三家企业，探寻它们关门或倒闭的具体原因。
波特曼：突然关门4 月18日晚，在温州颇有名气的位于鹿城区的餐饮店“波特曼”和“港尚记”，员工们突然接到通知，不要再接待客人了。原因是，老板严某夫妇“失踪”、音信皆无，据传缘于资金断链。
听起来，这又是一起老板“落跑”事件。
不同之处在于，“失踪”前，严某留下了20万元现金、存有数十万元的银行卡和4 辆汽车等资产，说是给员工发工资的。网友就此评论，若真是“落跑”，“波特曼”的老板，多少还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平时生意挺好的，突然关掉了，也不知怎么搞的。”附近一家小卖部的女老板，摇着头感叹道。
与之佐证的是，严某夫妇在温州市区小南路五洲大厦经营的“港尚记”，也就此停业了。
“港尚记”2009年底才重装开业，前身亦是“波特曼”咖啡馆，老板一直没变。
附近一名店主介绍，“波特曼”咖啡馆生意比较清淡，但自从改成“港尚记”后，生意好多了。这名店主说，她最近一次看到老板严某，大概是在倒闭前10多天，“当时他开着一辆沃尔沃轿车。”实际上，从4 月18日晚上开始，严某经营的温州市莱波特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下属的咖啡馆、餐饮和橄榄油等分店，都陆续关停。
严某夫妇经营的公司和门店，共有240 多名员工。公开信息显示，这些员工的工资，已被拖欠一个多月。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严某夫妇离开温州前，曾留了一封信给有关部门，称自己经济上出现危机，希望政府出面协助。
“说实话，相比其他’ 落跑’ 的老板，他这真算好的了，还是有良心的。”一名知情的政府官员这样评价。
4 月18日晚，鹿城区政府召集街道、公安、劳动和法院等有关部门，召开会议讨论了这件事的处置工作。对于员工工资问题，鹿城劳动监察大队正在迅速协调予以解决;涉及到莱波特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材料供应商，近期可以到所在门店属地街道做好相关登记工作，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
“波特曼”的辉煌时期，应该是在2004年至2006年间。
那时，温州市区曾有5 家波特曼，分布在江滨路、下吕浦、水心和小南门等繁华之地，但后来因租金高、位置不理想等原因，只剩下小南门和水心两家。
“港尚记”前厅部门经理黎先生曾提及，严某为人很好，近期因出现资金周转问题，才被迫停业。一位知情人士介绍，严某夫妇欠银行的贷款，目前已知的有370 万元。另外，可能还欠了高利贷。
不过，在“港尚记”另一名“留守”的管理人员看来，“老板出手太阔绰”才是当下窘境出现的缘由。他说老板经常搞一些很“给力”的促销，“3 月份第一次搞抽奖，最高奖项是3 万多元的汽车一辆????”感觉是在亏本赚人气，以致生意好也赚不到钱。
江南皮革：赌博惹的祸工商部门出具的资料显示，江南皮革成立于2002年7 月，注册资本1580万元，主要经营中高档人造革开发、生产与销售，公司隶属于江南控股集团。2008年，黄鹤以每年1200万元“承包”公司，成为公司法人。江南控股占股50.5% ，黄鹤占股10% 左右，6 个股东之间的亲戚关系在外界已是公开的秘密。
关于江南皮革和黄鹤的传闻还有很多，特别是在黄鹤欠下巨额赌债携妻带子销声匿迹之后，关于江南皮革的种种猜测，在当地乃至全国范围内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龙湾分局相关领导的安排下，记者辗转联系到了江南控股集团旗下江南阀门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小平。同属一家集团的两家子公司，李主任对江南皮革所掌握的消息更具真实性。江南皮革与江南阀门，分别位于温州市龙湾区机场大道618 号和616 号，两家公司仅有一墙之隔。
虽然正值工作时间，厂区的大门却并未如往常般大敞肆开。尽管事先经过联系获得了采访许可，记者乘坐的车辆依然被拦截了下来，保安谨慎地询问来者意图，并告知要现场打电话请相关人员接应方可进入厂区。所幸江南阀门的李主任很快出现在大门口。作为在当地声名赫赫的集团公司，江南阀门厂区显得整洁而气派，与江南阀门平静运转的情景不同，江南皮革经过了2 个月之前的事件，显得十分冷清。
2 个月前，正是在这里，发展势头正劲的江南皮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出了问题。刚刚享受完清明小长假的工人，来到厂区才发现，办公室里的电脑，车间里的物料等，但凡值点钱的东西都不见了，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企业的当家人黄鹤。
对于记者的采访意图，江南方面表现出礼节性的允许，但对于事件细节及黄鹤本人显然不愿过多提及，只说“工人方面已经妥善安排，具体破产事宜有待进一步解决。”对于记者提出到江南皮革厂房去看看的请求，李主任婉拒的理由是，东西都不在了，公司标识也摘除了，没什么可看的。对于记者再次提出的去空厂房或者靠近看一下的请求，则表示，外界暂时不便靠近江南皮革厂区。从江南皮革的外墙向内张望，目之所及，除了工厂烟囱上“江南”两字，无论是大门、铁围栏或是墙体上，都难再找到“江南皮革”的影子。厂区内和传达室已空无一人，只是在与江南阀门设计得如出一辙的厂区大门上方，隐约可见“江南控股”被铲掉的企业标识。
李主任表示，事发之后，他曾经接触过几家媒体，“面对外界的关心，我们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没有刻意隐瞒，但也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在李主任的引荐下，记者来到了浙江温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对于外界的采访请求，江南方面通常会谨慎地在管委会进行。见到管委会主任邹建强，他头一句话就是：“从4 月份到现在，你已经是我接待的第7 批记者了。最近关闭的大多是没有相关资质的小型企业，规模以上企业受影响不大。”“因为管理者私人的不良嗜好导致一家不错的企业走入绝境。”谈到江南皮革，邹主任语气中难掩惋惜之情。邹主任坦言，在事情发生之前，江南皮革运转一直良好。作为管委会主任，他与江南皮革及黄鹤本人有过不少接触。龙湾区作为温州的皮革生产基地，有20多家皮革厂，江南皮革在2008年被黄鹤承包之前盈利能力比较差，一直很不起眼。黄鹤对于皮革行业比较了解，在生产经营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接手之后使江南皮革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江南皮革的规模在当地虽称不上最大，但近几年的发展势头一直不错。在邹主任印象当中，黄鹤为人比较讲义气，但其嗜赌的恶习也是众所周知。坊间传言，早年间黄鹤就曾一次输掉了几千万元，最后是其叔叔、江南控股集团掌门人黄作兴替他还了赌债。去年年底，据传他在澳门赌输了1 个多亿。今年4 月份，香港举办国际皮革展，参展后黄鹤又和几位同行“顺路”去赌钱，究竟输掉的数额有多少，连同行的人都不知道。
江南皮革倒闭的事情一出，龙湾区政府和管委会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一个由政府、管委会、公安、法院等9 个部门组成的善后领导小组，组长是龙湾区分管工业经济运行的副区长，副组长由管委会副主任担任，专人专门处理这一事件。事发之初曾经有过短暂的混乱，工人聚集，供应商到厂房拉原材料的现象也曾出现过，但很快得以制止。首先得到解决的是工人工资及去向问题。400 多名员工的工资在一周之内清算完毕。由于黄鹤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其妻子是出纳，在夫妻二人出走之后，具体牵扯的资金数额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领导小组委托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资产进行盘点，会计师事务所方面表示审计报告要等6 月中旬以后才能出来。
黄鹤一去不复返，背后欠下的债务究竟有多少?有人说8 亿，也有说至少10亿，有登记的债务基本确认3 个多亿——5 月底上报的债务数据显示：被直接间接牵涉到的银行有10家，债务近1.5 亿;原材料供应商70多家，涉及金额9000多万元;有欠条、转账收据的私人借款6500万。但全部数额，就像黄鹤的赌债一样，或许外界永远也不会知晓。除了银行、债务人，有多少放款的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被套其中，也已经成为无解的秘密。据查，至少有1 亿多的民间借贷很可能因黄鹤事件打水漂。放高利贷的“庄家”们在享受高利润的同时为风险狠狠买单，而且为避免发生出资人争相撤资的“挤兑”，他们选择了沉默。
在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温州当地的一句俗语，翻译成普通话大致是“十个罐子九个盖，看你玩转玩不转。”民间金融“戴着脚铐跳舞”，吃力又疯狂。黄鹤的失踪，让民间资本借贷的乱相露出冰山一角。
在邹建强主任看来，温州中小企业的确存在困境，但这些困境都是长期的，延续性的。而江南皮革的突然倒闭纯粹是企业管理者个人好赌造成的，是偶然现象，不具任何代表性，所谓的“倒闭潮”言论，是以讹传讹，夸大其词。
三旗：涉嫌欺诈?
温州乐清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电缆、电线、电气的广告牌，这是一座以高低压电气生产名冠全球的城市。在这样具有活力的城市里创业起步，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过去20多年的创业之路可谓顺风顺水——迅速将三旗从一家电缆企业发展成为一个跨区域的全国性集团公司。在电线电缆之外，还涉足红酒生产、房地产等众多投资领域，旗下子公司一度达30多家。至今在柳市镇打听三旗电缆，依然有人表示：“听说产品质量还不错。”位于乐清市北白象镇沙门村三旗集团的气派厂房，以及104 国道边上树立的偌大广告牌上醒目的“GGG ”商标，曾经给无数往来于此的人们留下过深刻印象。但往日风光今已不在。自4 月中旬以后，细心的人们发现原来的三旗工业园区门口3 根高高竖起的集团厂旗悄然消失，厂房外墙顶部三个大大的红色“GGG ”标志也被摘除。此时人们才发觉，昔日做事风风火火的陈福财，已经淡出人们视线许久。
在柳市镇繁华的惠丰路上，浙江三旗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的销售营业部还在，但销售人员却告诉记者，虽然用的还是“GGG ”的标志，但是目前的三旗线缆和原来的三旗集团没有任何关系。三旗集团濒临破产，陈福财踪迹难寻，一时成为街头巷议的话题。
是什么让三旗集团出现了财务危机，是企业自身经营不善，还是另有隐情?
曾为三旗集团作担保的乐清企业胜武实业董事长杨胜武认为，三旗集团的财务危机主要出在企业定位上，经营战线过长，资金运作顾此失彼，又遇内部变动，最终陷入破产境地。
谈及多元化，陈福财留给当地人印象最深刻的事件莫过于2005年至2006年间，其大举进军葡萄酒业之举。2006年前后，陈福财对红酒业流露出浓厚兴趣，先在秦皇岛昌黎种葡萄酿葡萄酒，并在苏州、上海成立酒业公司，宣称三旗集团是国内酒类行业潜力最大的全国性无区域民营企业之一。2006年9 月18日，三旗集团与江苏太仓市政府举行了葡萄酒庄项目签约仪式。曾经一夜之间，乐清市所有出租车上都打上三旗葡萄酒的广告。不过数年过去，现在市场上似乎已难觅三旗葡萄酒的踪影。人们更想不到，陈福财再次成为焦点是如今这般窘态。
据统计，2008年至2009年很短的时间，三旗集团及旗下子公司密集地向银行贷款，累计向温州、乐清等7 家银行借款达1.23亿多元。记者在走访中得知，三旗集团的资产还包括江苏太仓，河北秦皇岛，广东、江西、上海等地的房产、土地，其中在江苏太仓市的双凤镇就购置了6 个地块共750 亩的土地。其投资的战线之长可见一斑。
而在温州市基安机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张岳松眼中，三旗就是“赤裸裸地欺骗”。
2008年，基安等3 家乐清公司应陈福财及其弟三旗集团总裁陈成济的请求，为三旗集团向乐清4 家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共计5900万元。2009年5 月份，贷款到期，但三旗集团没有按期归还贷款，却要求这3 家公司再次为其贷款作担保。基安等3 家公司认为三旗集团应该先把原来的贷款还了，然后他们才可以再作担保。双方意见不合，陈福财的要求被拒绝。
三旗集团的资金链由此开始断裂，随后，便发生了一系列由银行发动的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的诉讼。据张岳松提供的资料显示，三旗集团的问题早在2009年就已经开始出现。只不过后来的诉讼，及随后三旗工业园区的转让和标志拆除，使其一步步被外界注意。虽然这只是一家担保方的一面之词，但从中不难看出，三旗的隐患由来已久。
最让相关部门头疼的，还不仅是三旗集团的财务危机，而是三旗集团因高达1.23亿元的银行贷款欠款不还，牵连到为其担保的7 家企业，被迫为其承担债务。其中3 家为三旗关联企业，另外4 家受牵连企业，其中实力相对弱的3 家被银行逼债、查封账户，面临破产绝境，另一家实力最弱的企业主据传已抛弃公司外逃。
为妥善处理三旗集团的银行债务，乐清市金融办、乐清市人民法院都曾出面协调过。协调会开了七八次，但因陈福财一些“不协调”的行为而不了了之。最终，债权人一纸诉状将三旗集团和为其担保的企业告上法庭。据乐清市人民法院处理三旗集团系列案件的法官介绍，三旗工业园区转让价格为4700万元，其中2600多万元已还了三旗集团数笔以房产、土地抵押的贷款，剩下的约2000万元已交由法院制定分配方案，准备发给债权人。即便如此，三旗集团依然有8000多万元的欠款尚未偿还。
三旗的倒下还引发了温州民企互保危机，并使包括担保在内的民间借贷信用体系遭到破坏。在乐清，企业间的互相融资担保再平常不过。也很少出现企业不守信用、拖欠贷款的情况。三旗事件为企业敲响了警钟，业内人士分析，三旗事件会提高企业对“互保”的风险意识，会变相地提高乐清民企融资的门槛，其引发的连锁反应或还将继续。
记者在三家的调查情况与浙江银监局和温州银监分局出具的关于温州民企经营状况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波特曼经营中餐、西餐、快餐以及橄榄油等多个行业，投入大量资金后却没有及时回本，自身资金周转困难，最终资金链断裂;江南皮革企业主因欠巨额赌债外逃致使企业倒闭;而乐清三旗集团近年来除经营电缆及相关上下游产业外，短时间内投资了塑胶、房地产、酿酒等行业，还在外省购入多处土地，资金运作顾此失彼，最终导致企业濒临破产。
可见，三家企业的倒闭，并不能代表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潮”的到来。它们的悲剧，显然与今年紧缩的货币政策引发资金紧张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依然坚挺的企业记者在温州采访期间了解到，在宏观经济政策并不利好中小企业的背景下，如今的温州，依然有不少经营状况良好的中小企业。他们依靠技术改造、转型升级或打造品牌，成为民营经济的活力源泉。
与三旗同处乐清的温州民营龙头企业正泰集团，已在A 股上市，挺进高科技太阳能光伏产业，在转型升级的路上走得不错。谈及转型诀窍，正泰集团太阳能公司副总裁陆川概括精炼：听中央的;看欧美的;干自己的。
正泰谋求转型的时候，正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国家提出要支持智能电网、电力重型装备的国产化。由于做低压电器件起家，正泰转型依然不想绕开“电”，既然国家鼓励，他们决定做高端电器的文章。趁着金融危机，正泰轻松完成人才抄底，在国际上挖来了尖端太阳能工程师。做新颖的太阳能光伏产品，正泰选择和瑞士企业合作，为自己打开“盯紧欧美”的窗户。欧美一流企业技术创新往哪方面走，产品外观潮流如何，正泰都是看着领先者的脚步确定产品方向。
鞋服行业是温州中小企业的代表行业。浙江印心鸟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高武表示，今年1 月份，公司请来了韩国当红明星张娜拉作代言人，要将温州女鞋品牌打造得更响。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品牌推广。黄高武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正加强品牌战略培训和终端培训。而浙江第五大道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作威在引进美国品牌“Keenfive”的同时，靠品牌策略和设计团队全新打造男装品牌并加速门店扩张。
“鞋服行业靠品牌打天下，五金行业要靠产品技术含量赢得市场。”浙江春城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贾鹏说，他们多年来研制了指纹锁等领先产品，光专利就有30多项，在知识产权方面走在了前列。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点儿都不担心此次外部经济环境压力。因为该企业已成为电气产业链里电触头产品的龙头老大，还成为了正泰电器等“大鳄”的优秀供应商。
浙江聚光科技有限公司以前是制鞋企业，从2006年起，他们闯进了被喻为朝阳、蓝海产业的“LED (发光二极管)”领域，并迅速招兵买马，与中科院合作，斥巨资在欧洲建立了LED 驱动电源研发中心，成功解决了散热、电源寿命等困扰LED 行业推广应用的关键难题。
瓯海区汽摩配行业更是表现出整体的稳定增长走势。对于外界流传的“倒闭潮”言论，在汽摩配行业协会有7 年工作经验的章方银秘书长认为外界的反应有些过激。他认为目前仅仅是金融危机浪潮之后暂时的波动时期，大的方向是向好的。瓯海地区汽摩配行业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口量比往年有较大增长，普遍增长率在15%-20% 之间，增长最多的企业达到24%.预计第二季度会有所下降，但到第三季度下半期又会回升。今年上半年掌握的数据是，只有3 家小型的加工型企业出现了停产的现象，所占比例很小。一些暂时停工的企业，一旦订单稳定，都有能力立即复工。企业方面遇到的一些难题，如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大、劳动力成本提升等等，也并非一时之弊，企业已经掌握了解决之道，比如将订单从之前每半年一调整，缩短到现在的3 个月，以应对原材料价格的变动。
章秘书长最后总结，瓯海地区的汽摩配行业还有5-10年的好前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低、小、散的小企业可能面临“洗牌”，大企业有可能经过历练愈加壮大。目前东南亚是大市场，订单多到做不完。“从以前的低质低价到现在的高质高价，国外市场对我们的接受态度也在转变。”
生存状况严峻虽然企业未现“倒闭潮”，波特曼等三家企业也并非是受今年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倒闭，但不可否认，银根缩紧、企业融资难，已成为眼下温州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压力。
企业面临资金缺口李老板是温州一家打火机企业的负责人，他称，现在企业的日子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难过。那时企业是发愁没订单，现在则是有订单却不敢接。从去年年底开始，他就一直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直到现在也只融到了总资金量的30% ，剩下资金缺口，他必须要靠民间借贷。在周围做企业的朋友中，像他这样能从银行融到30% 资金的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因为大家都缺钱，一些民间借贷利率已经飙升至70%.当地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传统产品本身利润不高，20% 的融资成本，产品至少要达到50% 以上的利润才可以做，这对于企业是非常大的压力。李老板的企业主营出口生意，多与跨国公司对接，但跨国公司有自己的采购结算体系，结算周期三到六个月不等，这个结算周期，他等不起。年初至今，他已经放弃了多个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大单子。“如果我们能拆借到多的资金就做大单子，做好的转型项目，周边都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和大公司不能比，它们做期货，可以大量买进材料，过一段时间成本涨起来的时候成本就比我们低。我只能有多少资金做多少，这就是中小企业实实在在的问题。”温州官方调查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 ，亏损面达到四分之一。全市42.9% 的企业资金链吃紧。温州经贸局的同期数据显示，今年1-3 月份，全市新增贷款投放为238.28亿元，仅相当于去年同期的66.5%.从6 月20日起，央行第6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全年累计冻结资金已超万亿，小企业融资更为艰难。目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已达6.31%.而实际上，企业从银行贷款，月利率已逼近一分。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不少企业老板必须不断跟信贷经理套近乎，对信贷经理提出的购买基金、理财产品等附加条件往往一口答应。即便这样，在银行贷款仍然要“排队”，至于排多久，谁也不知道。而贷不到钱的中小企业，自然而然地走向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激增许多到过温州的人都对这个城市遍布大街小巷的银行印象深刻，银行的繁盛说明了温州的富有，也说明了温州经济对资金的巨大需求。而近些年，另一个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则是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私人会所。“温州这样的私人会所不下千家，它们最主要的用途不是娱乐，而是进行民间拆借。”一位深谙此道的人士告诉记者。
另一位长期关注温州企业融资环境的人士告诉记者，在温州，几乎每家企业背后，多少都会涉及资金拆借。今年，随着银根的紧缩，很多企业和个人不能将账务清偿完毕，因此民间借贷特别活跃。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利率也在节节攀高，上涨态势非常明显。
“利率普遍比较高，特别是一些短期周转资金，月息5 、6 分，高的有1 毛。”该人士透露。以借款100 万元、月息5 分为例，借款一个月，借款人就要支付5 万元的利息。目前人民币6 个月贷款年利率为5.85% ，月息5 分的民间借贷年利率已经高达60% ，早已超过央行规定的同期基准利率4 倍上限，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贷。这些高利贷基本都用于短期资金周转，以两、三个月最为普遍，半年期的也有，但很少有人敢借更长时间。
实体经济不赚钱，民间信贷利润高，很多企业纷纷做起资金生意。然而，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经济一旦破灭，后果不堪设想。
按照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今年3-5 月份短短三个月内，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出474 件，也就是说，温州全市平均每天有近30起民间借贷纠纷产生;案件总标的额高达9.3135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亿元，平均每天有近1000万元的纠纷产生。
周德文对此忧心忡忡：“企业借高利贷无异于饮鸩止渴，但在现实条件下却是很多中小企业无奈的选择。”
民间资本寻找出路记者在几天的调查里发现，事实上，就庞大的温州民间资本而言，资金并不是真的匮乏。温州市委副秘书长谢浩表示，目前，温州的民间流动资金有6000多亿元，它的年均增长速度达14% ，只需5 年，总量就能翻番。这笔钱的流向表现出两个特征：盲目+ 散乱。
去年，国务院出台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36条政策，力图打开部门行业阻碍民间资本进入的“玻璃门”，政策一出台，温州政府就在为民间资本觅商机，并组建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这个中心为民间资本找出路搭桥：要么找一些急需注资的潜力项目，要么介绍民间资本购买股权。
熟识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现在，温州仍有大量民间资本在找寻出路，只是这些经历过炒楼、炒煤赢取过高额回报的资本选择性极强，低回报的传统产业不是他们的目标。资本大量进入一些新兴行业，比如邮轮业、艺术品业等，在这些行业甚至出现了超募现象。
一方面是传统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缺口，另一方面近6000亿的巨额民间资本一直在寻找出路，炒楼、炒煤、炒股直至放高利贷。这种结构性的失衡究竟该如何解决?从企业到政府，应该作出何种适应和改变?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呼声在温州空前高涨。
在温州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作为支撑系统的金融体制并没有与之齐头并进。其实温州一直是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地区，2008年起，温州陆续启动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担保公司等金融改革试点。不过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管理部门一直控制着改革的速度。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实际上温州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速度不是很快，像在农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融资合作金融机构里，加起来也就是一百亿左右，跟几千亿的民间资本比起来很少。
目前，浙江省政府也在考虑，能不能在筹建阶段就把资本金做大一些，不要一刀切，比如县里可以做到一个亿，市区可以做到两个亿，能不能一次性就做四个亿。毕竟加快融资速度，有利于整个经济的运转。
周德文认为，除了要最大限度发挥当前市场上的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的作用，当务之急还是金融体系的创新问题，最好能让民间资本筹建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专业机构。对于温州中小企业自身来说，也要做到主营业务不偏离，战线不要拉得太长，同时中小企业要走联合抱团之路，以增强抗风险的能力。
企业成本压力巨大现在实体经济里的中小企业陷入低谷，不能仅仅归结为融资成本高。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它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升、融资成本上升以及产业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
“面料里料上涨，普工一个月1800元、包吃包住都招不到，招到了也难留得住，进料开工就等于亏本，情况真的比2008年还要艰难。”一位服装企业负责人表示，尽管温州最低工资标准4 月起上调到1310元，但实际上大部分企业早就超过这个标准。
来自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数据显示，2010年，该中心同期所有工种的月平均工资1548.09 元，今年已上升至1810.24 元，平均工资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6.93%. 今年印刷行业某工种以12000 元拔得头筹，最低工资也从去年的960 元涨到了1100元。
尽管如此，大多数求职人员还在观望。这与上个世纪90年代温州1 个岗位有10个人抢的情况大相径庭，“如今是1 个工人10个企业抢，工人根本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一位企业主对记者抱怨。
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副书记王鸥翔说，2001年前来该中心登记求职的务工人员达到51万多人，但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已经骤减到18万左右，2010年务工人员则只有12万左右，预计2011年还将继续减少。
今年2 月9 日，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年后开门首日，来找工作的人只有2000多，而2009年这一数字为9000多。
庞大的用工缺口，引起了温州市经贸委的高度关注，并对制革、塑编、金属冶炼等18个行业855 家企业进行了调查。今年1 月26日，经贸委发布的《2010年温州工业经济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显示，温州近七成企业缺工，被排在企业困难选项的第二位。其中，缺工10% 的企业占43% ，缺工20% 的企业占15% ，缺工30% 的企业占9%，缺工一半以上的占1.5%. 温州企业的担忧还表现在包括原材料等要素成本的上涨以及汇率的变化上。拿不到土地、用电紧张又给它们带来了极大的生产负担，削弱了市场竞争力。
黄寿君对记者分析，中小企业融资难只是一个表象，背后的原因可能还是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推进，而这种推进，在逼迫企业做出阵痛的抉择。
大环境要求生态和谐，低碳节能，一些“低、小、散”型、高能耗、劳动密集型、粗放型企业，势必面临淘汰。因为进入门槛低，曾经温州在剃须刀、打火机、皮鞋这几个行业的企业数量最多，如今缩减之后剩下的不过十几家。单一性产品的竞争能力有限，很难维持生计，逼迫企业向着逐利性更高的经营行业靠拢，但当所有人都开始多元化，一些并不具备条件的企业也开始“拆东墙补西墙”地盲目进入，最终只能让企业愈加艰难。
温州市工商局龙湾分局副局长童凌志认为，今年下半年至年底形势会越来越吃紧。以温州为代表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一些低小散企业，受国际订单影响很大。但国外订单有一点优势，在资金流动上相对正规。如今他们中的很多要转向国内市场，但国内的大环境也有其弊端，例如一些企业为大型商场供应皮鞋，按规定应3 个月结一次账，但有时会被拖成半年甚至更长，被欠款拖垮的现象比比皆是。他们近期接触过的一家制鞋企业，被拖欠的账款达到1 个多亿，这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等于被掐断了生命线。
企业税负过重随着金融危机时期出台的扶持政策相继取消，小企业涉及的税种和费用种类2011年也比之前在数量上有所上升。“报价75块的衣服，面料成本50元，加工费25元。在这25元里面，交税额就将近7 元。”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在温州调查的情况显示，很多时候，税负成为不少中小企业无法承受之重。
一位熟识内情的人士向记者透露，一方面，一些税务部门存在向企业摊派税收的情况。“举个例子，这个月让你交1000元，下个月就涨到1200元。不交?好办，马上查你老底儿。在现行的经济环境下，有哪家企业经得住查呢?”企业为了安稳，只好被税收“绑架”。另一方面，面对无法承受的税收，一些扛不住的企业表示，不想办法违规就很难活下去。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工商联提交了关于社保费率的提案，这是在对企业缴费负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现行社会保险费率水平、缴费义务人分摊比例等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并与世界125 个国家社保制度的相应事项进行比较得出的。在125 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社保费率超过40% ，占8.8%;从国家经济发达程度来比较，多为欧洲等发达国家以及部分经济转型国家，中国社保费率超40% ，高于德国、美国，也高于同处亚洲的日本、韩国。
如果企业与员工缴纳的社保能够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降低社会运作成本，可以从整体上降低民企负担，这对民企有利。但关键问题是，企业所缴纳社保并不一定能够建立起相对公平完善的社保体系。叶檀曾经尖锐地指出，无论是医疗还是养老，公务员与事业单位员工所占用的资源过多，使民企缴纳的社保资金很可能填补了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无底洞。
事实上，民营中小企业需要的不是税收优惠、信贷优惠，而是公平的税收制度与行业进入标准。
需要政策扶持童凌志直言不讳地说，国家大的调控，真正作用到中小企业的力度十分有限，但我国90% 都是规模以下的中小型企业。政策没有连贯性和持续性，也是一大弊端，“要么很放、要么很紧”，造成企业方面“忽冷忽热”。政策一旦趋紧，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中小型企业。
目前，投资实体经济尤其是温州模式下的低端制造业利润很低，民间资金转投虚拟资本领域的趋势越发强劲，广大中小企业做实业的信心有待提高。一种担心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助长民间资本的投机行为——假如国家放松中小企业信贷政策，向他们提供较为充裕的资金支持，温州的许多中小企业并不会将资金用于恢复和提振实体经济，加快自身转型升级，而极有可能转投房地产、资源类产品以及民间金融市场，这无疑将加大整个经济体的风险。
纠结其中的是，那些真正想要做好实业的企业在紧缩货币政策下也步履维艰。一个国家，若无实业经济的支撑，任凭泡沫经济无限膨胀，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这种两难境地正在考验政策制定者平衡斡旋的智慧。
利好消息在银监会对温州企业调查不久后出台。6 月7 日，银监会下发《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适当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容忍度等，意在让金融资源更多地向小企业倾斜，以缓解当前一些企业出现的“钱荒”现象。这被业界称为“银十条”。
温州市银监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认为，这表明，银监会对小企业的融资难题表达了较高的关注，不管解决方案是否尽如人意，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让小企业们确信，与过去相比，银行的门槛或许不会再有意阻拦他们。
周德文认为，“银十条”最大的亮点是鼓励商业银行开辟专门的小企业金融服务部门。“这是长久以来最令中小企业感到高兴的政策之一了”。
不过，遗憾仍然存在。上述银监分局人士认为，本次新规的突破也不大，不具备多少操作性。“十条措施中很多还有待细化，比如说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实行差异化考核，究竟怎么个考核法?另外监管部门也将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那么可以容忍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见，目前出台的政策还是个大的框架性的东西，一些优惠条件有待进一步量化明确，不少条款需要出台更具实际操作性的细则。
对于“很差钱”的小企业而言，“银十条”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中国工业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