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记忆，其中最热烈的场景，就是村民们发言和相互间攻击和辩论了。个别的村民能言善辩，往往会成为会场的主角，风头有时甚至盖过村长；大多数的村民的发言效果却很差，或期期艾艾，有理又讲不出来；或前言不搭后语，矛盾百出，让人听了不以为然；或面红耳赤，唾沫横飞，甚至口出粗言，不惜以拳脚相加。开会的最终结果往往是，要么是不了了之，没有结果；要么是不欢而散，甚至头破血流。最后，我总结了一个结论：讲理从来都是双向的，不仅需要你会讲理，而且还需要对方也是一个讲理的人，同时，你们之间相互要遵守一个固定的规则；否则，要么是对牛弹琴，要么是各有各的理，之间永远没有交集，这样，往往是谁的嗓门大，就表示谁最有理!

 

  这个讲道理的规则，就是逻辑。讲道理必须讲逻辑。但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讲理往往不讲逻辑，结果就是，大家都认为自己最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全然不知道自己或对方错在哪里。

 

   为了表示笔者很讲“逻辑”，现决定把题目缩小为“有些中国人为什么不善于按照逻辑规则讲道理”，免得遭到读者的口诛笔伐，笔者绝没有想打击一大片的念头，起这个题目，只是为了阐述一种普遍现象，得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

 

   中国人在讲道理过程中，其思维过程往往缺乏逻辑，导致一些习以为常的错误，比如：

 

  一、在讲道理过程中不注意提前对概念下精确定义，概念模糊不清，辩论双方对概念的定义不一致，导致你讲东，他讲西，各说各有理，其实说的都不是同一事物。

 

   好多脑筋急转弯的游戏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游戏可以玩，但现实生活中不能这么辩论。再比如，前一段时间有人在辩论哪个城市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答案各异，有的说是上海，有的说是重庆，还有的说是呼伦贝尔市。表面上各有各的道理，但实际上，问题的根本在于首先要定义一些概念：比如什么是“最大”，是人口最多？或是占地面积最大？还是经济量最大？还要定义什么是“城市”，是城区？还是作为行政规划的一级？没有这些确定，注定是没有辩论结果的。

 

   说话要严谨，办事更要严谨。笔者审阅过许多合同文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的事端，老外的合同就比我们中国人的合同制定的严谨的多。他们的协议中很少出现比如“应该 ”、“更多”、“合理的”这样的字眼，这样就避免了很多纠纷。协议本来就是为了框定什么样才是合理的目的，你反倒在协议中反复写“合理”的，那什么才是合理的呀？这就体现了我们思维能力的不足，缺乏严谨的思维，概念模糊。

 

  二、中国人在讲道理的过程中往往只讲结论，不重视论证过程，习惯于“独语警句”，导致自说自话，难以令人信服。

 

   记得小时候起，我的父母和老师就教导，要多背一些格言警语，我一一按照他们的指示做了而且还不够，还把它们一一抄录在一个小本本上，整天念念有词，以为这样我就掌握了全世界的真理——真是真理在握啊。可惜，后来我发现很多格言不一定是正确的：至少它被告诉我它为什么正确。后来才发现，这种只讲结论不讲论证的传统自打我们的老祖宗——孔子、老子起就开始了。《道德经》区区五千言，据有爱国者说，此已经穷遍天下所有道理！拳拳之心，着实令人感动，可惜这不是真理，即使算是句句金言，但没有论证过程，还是不大令我老人家满意：因为我只知道专断的独裁者往往是这样：希特勒的讲话中，90%都是论断，但讲理的过程不到10%！我们毛伟人也是这样的风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毛伟人的追随者及后代们还是这样：社会主义就是好呀

 

就是好，就是好！从来也没人告诉我，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三、中国人在讲道理的过程中有时也有论证，但缺乏逻辑推演，或者是违反一些基本的逻辑规则。

 

表现之一就是中国人常用类比推理，认为用类比推出来的结论肯定是对的，其实不然，类比推理是一种或然性推理，没有必然性。

举个例子，网络上经常出现一些五毛们，一看到有人赞扬美国，或者有人赞成移民到国外，就喊出了他们自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既然你没犯错误，为什么有人就说你？既然有人说你，那肯定是你有问题，人家为什么不说张三呢。。。。。。。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

鲁迅写过一篇杂文《论辩的魂灵》，通过引用一些话语，讽刺一些中国人的荒唐逻辑。虽写于八十多年前，却是当今不少人思维逻辑的活生生的写照：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这种话现在仍有许多中国人在说）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摘自《鲁迅全集》第三卷）

 

   有的类比推理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却也没有必然性。比如我看电视上一个很有名望的评论家在慷慨激昂，他说出了据说很多人都点头的一句话：“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怎么可能爱国？”听起来蛮有道理，事实上并非如此：爱国和爱父母没有可比性。不孝顺父母而爱国的人也多的很。还有什么”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等，都没有什么必然性。随便讲讲可以。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学历越高，能力就越大，也是这种荒唐的逻辑！可是我们都以为是真理！

 

   四、中国人在讲道理的过程中，往往事实和愿望分不清，把“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当成“事实上是这个样子的”，即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分，喜欢用道德的判断来搅和客观。

 

    拿《论语》来说，这本书本来是以讲伦理为主的，里面的很多话是有道理，但多是从做人“应该”的这个角度提出的，但并不代表现实中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把应然的东西当成实然的去做，吃亏后就不能怪孔子！比如，大多数中国人不区分“人应该是好人”和“人是好人”！反之亦然，有的人很赞同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论”，于是也就做了，而且还认为是应该的，这也违反了应然和实然的关系。所谓实然，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只有事实判断；应然，就是事务应该变成的样子，包含一种价值判断。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弱肉强食，是实然；但弱肉强食不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就是应然。 

 

   五、中国人在讲道理的过程中，往往以偏概全，依靠简单的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都有点数不过来。当小孩有一次被陌生人欺骗了，于是我们就认为凡是陌生人都是坏蛋，要小孩以后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当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伤害后，她会认定所有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然而当一个中国女人认为韩国棒子男人就是优秀时，仅仅以为他长得比较帅！）；因为日本侵略过中国，日本人杀过中国人，就认为日本人全是变态，就要求所有中国人恨日本人，也是这么一种错误逻辑！

 

够了，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环境造就了这种不讲逻辑的思维方式。我们在讲道理的过程中过多地重视了道德性和讲话人的动机，而往往忽视了讲道理的过程！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敢信，什么都敢说“的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民，人人如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毛主席都说了文化大革命好，还能不好？”这是一种逻辑；“科学家都说了，打了鸡血就能像鸡一样兴奋，为什么我们不打鸡血试一试？何况，你看鸡为什么那么灵敏？那是因为有鸡血，既然鸡血能让鸡兴奋，当然也能让人兴奋喽”这也是一种逻辑；“西方的民主有什么好？你没看见他们那里也有暴动？”这又是一种逻辑；“潘金莲为什么看不上武大郎而跟了西门庆？那是因为武大郎人矮，那个也就短小，满足不了她，而西门庆高大，那个也就粗大，能满足她！”这更是一种逻辑！可惜，这些“逻辑”，都不符合逻辑！可我们习以为常！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多方面的措施。至少目前可以从我们的教育制的改变做起！可以从废除考试的标准答案做起！可以从把逻辑学作为大中小学生必修课做起！引进国外那种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集体或个人搜集资料，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研究，完成课题的教育方式。另外，治疗愚蠢的良药是营造能让任何人自由说话的氛围，从辩论中证实荒谬，从争论中获得真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