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文化与神农文化生成的文化生态再探究
明安生
［提要］ 鄂西北遗存着洪荒时代两大神话文化，这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宝贵财富。本文从地理、物理、心理三个方面对两大神话文化的生成生态进行了分析，认为神农文化与女娲文化在鄂西北的存在决非偶然，这是一个神话留存的理想圣地。
［关键词］ 神农 女娲 神话 文化 生态
中国人文历史与世界所有古人类的发展史奇迹般的相似，譬如神话，也十分的发达，在信史以前曾产生了一个漫长而发达的神话传说时代，这种神话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渐沉淀、固化为一种文化现象，这就是神话文化。但随着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后，神话被视为“怪力乱神”逐渐远逝，离开了人们的视野，于是，历史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中国神话不发达”的假象。为数不多的神话在一些地方保存下来了，仅鄂西北一个地方，就保存了神农与女娲两大神话文化。神农的时代是一个呼唤英雄、崇拜英雄、造就英雄的时代。英雄人物一旦在历史舞台上崛起，就容易被神化。特别是英雄建功立业的这块土地上的人群，更会对英雄有着特殊的亲近感、认同感、自豪感，他们的英雄情结与故土情绪相互交融，密不可分。人们在漫长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步去领悟、诠释，将其不断丰富、升华，成为世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神农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业基础。尝百草，开医药先河。立市廛，首辟市场。治麻为布，民着衣裳。作五弦琴，以乐百姓。削木为弓，以威天下。制作陶器，改善生活条件。七大功劳彪柄日月。女娲位居三皇五帝之首。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立极造物、别男女、通婚姻、造笙簧、生万物。也以七大功劳被炎黄子孙尊奉为“华夏始祖”。一男一女，一阴一阳，这是鄂西北上古时代一种独特的“太极文化”。
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两大文化，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现实意义。探讨神话文化是抢救、保存与弘扬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需要，是人们消费观念提档升级的需要，是区域和谐发展的需要，是神话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需要。此文并非是用考据学、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来论证这一文化现象的真伪与优劣，而是从文化生态上探讨两个神话文化的生成原因。
大自然有自然生态，人文也有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两大神话文化的文化生态主要受三“理”制约。
一、神农文化与女娲文化生成的地理生态。
地理因素的差异能够带来不同的文化特质，自然环境的差异既包括地理位置的差异，也包括自然条件的不同。在世界上，因为地理纬度的不同，使全球文化也由北向南分为三个文化带，北有以德国为代表的北部文化带，中有以中国为代表的中部文化带，南有以印度为代表的南部文化带，又因为文化带的不同，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北部擅长制造，中部擅长情感，南部擅长精神。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三级分布，鄂西北地区处于东部一级低地平原与西部二级山地的阶梯过渡地段；中国习惯从东到西分为东中西部，鄂西北处于中西结合部；鄂西北山区又处于神秘的北纬30度线的北侧，四大文明古国都产生于这条线的两侧；鄂西北是中国的中央高地，自身山水组合十分完美，两山夹一江，横亘于中国的中部，黑格尔说过：“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独特的山水使鄂西北文化在开放中有封闭，在流入中有流出，互动性强，优秀的文化不仅进得来，保得住，流得出，而且传得下来。
同时，秦巴山区自古分属不同省市，位于政治统治的“末梢”，十堰市距西安、重庆、武汉的半径为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
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特征，必须首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得以繁生的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而且，人类社会愈接近原始阶段，这种影响力所占的比例愈大。
鄂西北独特的地理环境涵养了独特的民俗文化。人文学者萧放在《明清川陕楚边区风俗文化论》中作过精彩地分析：
川陕楚边区由于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和社会主体——居民构成的复杂性，在风俗文化上别具特色，自成系统，形成了一特定的风俗文化圈。本文化圈从自然地理基础看为秦巴山地，以南山大巴山脉为主干，旁及川东北、陕东南、鄂西北，境内多茂林深谷；从空间位置看处于黄河、长江之间，是我国南北、东西的连接点，西北有八百里秦川，西南有巴蜀盆地，东南有汉江平原；从行政区划看，包括湖北的竹山、竹溪、兴山、房县、巴东、归州，四川的东乡、开云、大宁，陕西的兴安、商州、宝鸡、郿县、宁陕、孝义、汉中等府县；从居民构成看，以外籍流民为主，是周边低平原区移民的汇聚地带，五方杂处；从文化源流和文化影响看，它处于三大文化区的边缘地带，受巴蜀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的交叉辐射，其中以楚文化的影响尤深。
中国的政治文化重心从夏商周到北宋时期，长期锁定在长安—洛阳一线，鄂西北居于该线南侧，处于“腹地”位置，南宋以后，当政治文化重心东移然后北上南下时，秦巴是中央高地，历史在秦巴形成了一个“漩窝”，有人形象地把十堰比喻为磨合中华文化的“石磨”，农家必备的“石磨”上下两块暗合阴阳之气，两石之间暗藏“太极图”，石磨像魔方一样运作，揉搓、回旋，粗品进，精品出，形成了一个旋体，吐故纳新，成为人类食用万物的一个重要工具。中华文化奇迹般地由西北、北方南进中原，经多次开发和两次民族大融合，再通过西部开发回旋向西，形成以秦巴为中心的按顺时针方向旋转的历时三千年的大循环。
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大的变化都与秦巴这块“高地”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从商周时期开始，位于秦巴的庸国等秦巴地区诸国“助武伐纣”，战国时期，秦巴成为朝秦暮楚之地，自秦至宋一直是王室流放之地，明代以后一直是战略要地，明朝中期荆襄百万流民进入秦巴，形成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大起义，明末农民起义军转战秦巴山中，清代白莲教起义又在秦巴山中坚持了九年之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九进鄂西北。神农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网成员，它不仅是奥妙莫测的“动植物王国”、“绿色宝库”，而且是悠久辉煌的楚文化和巴文化的汇合区，形成了举世独有、神奇无穷的原始森林文化圈。
鄂西北一带，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化交相契合之区。仰韶文化向南伸展，及于鄂西北。较晚的屈家岭文化向北伸展，及于豫西南。更晚的河南龙山文化，又伸展到鄂西北。1958年到1962年发掘的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其下层是仰韶文化，中层属屈家岭文化，上层是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石家河文化，其叠压关系正是南北文化彼此激荡的地下实证。
鄂西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三个独特的地位：一、在文化发展史上，它是整个文化由原初走向文明过程的独特且极佳的观测点；二、在文化形态学上，它是多元文化整合活性组织的资料馆；三、在文化地理学上，它是探索文化与地域关系的研究室。
历史文化与自然风物以死的、物本的、点式状态存在于秦巴，而民俗文化则以活的、人本的、面式状态广布于民间，雅文化充满皇家气派，俗文化则在秦巴民间广泛传播、复制，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一部分。精品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汲取营养，提升了整个文化的档次，丰富了文化内涵。
二、神农文化与女娲文化生成的物理生态。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充裕的水分、湿热的气候等等大自然丰厚的恩赐，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化的形成，面对山泉林木、鸟语花香的大自然美景，想象力也会油然而生，自然现象被大量的人格化、神化，形成有众多英雄神的神话世界。
秦岭——淮河是中国气候、物候的南北分界限，鄂西北正处于该线的南侧，亚热带与北温带在此地交替，动、植物呈现出多样性。
茂密幽静的森林，纵横交错的沟壑，神秘莫测的溶洞，丰富繁多的生物种群，正是奇思冥想、妙想的理想空间。最突出的特征的是生物的多样性，这里是世界六大生物起源中心之一，是世界中纬度地带仅存的几块绿洲之一，是中国最重要的生物库，中华栽培植物种质资源的起源地和基因库，各种动植物资源有4000多种。神仙与兽怪、树怪、花精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万物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对自然与神灵的敬畏、崇拜，是人世间一种奇特的现象，古今中外，各民族无不笼罩在自然神灵的法力之下。
于是，以浪漫主义、诗性思维为特征的屈原作品，出现在大巴山中；扑朔迷离的神农架原始野人在这里时隐时现，白垩纪时代的恐龙在这里繁衍生息，距今500万年前的汉江鱼化石在汉江边上浮出，郧阳人动摇人源起源于非洲的“一元说”。人们把这里形象地称为古老生物最后的“庇护所”。鄂西北到处是谜，谜外有谜，谜中有谜，它可以满足人类最无止境的好奇心理。
在北方，人与自然表现为一种“对抗”，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而在南方，人与自然则表现为一种“和谐”，人变树，树变兽，兽成人，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鄂西北神话文化形成的重要条件。
三、神农文化与女娲文化生成的心理生态。
心理生态就是指人的超越现实时空界限的文化心理因素。台湾学者徐复观在《心的文化》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
鄂西北神话文化生成心理受“三家”影响最深。一是道家，二是皇家，三是客家。
秦巴地区是道家影响最为深入而又广泛的地区，道教深刻地影响着鄂西北文化的生成。
英国学者
鄂西北神话形成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受皇家的影响。
鄂西北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流放地之一，历史上从秦始皇徙赵王迁于此后，秦、西汉、唐宋八百年间有众多王侯流放于此地，特别是唐朝，李显在鄂西北一住就是十多年，把唐朝宫廷文化带到鄂西北，为鄂西北民间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鄂西北的文化在嫁接中实现自身进步。
受皇家想思影响的又一个时代为明朝。明代聚三十万民工与北京故宫同步修建武当山道教建筑群。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出，带来了不同层次、不同风格的文化，使秦巴文化的土层不断加厚，文化“金字塔”的塔基广阔而又深厚。明代中期在设郧阳府的基础上设郧阳抚治，郧阳抚治辖周边51县州，一批明代高官都御史坐镇郧阳，如明代后七子王世贞、汪道昆等在郧阳，对郧阳文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鄂西北神话文化心理生成的第三个因素为客家文化。鄂西北是一个移民区，庸国移民、三国移民、流放移民、荆襄流民、三线建设移民、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南水北调中线移民，客家文化移民对鄂西北文化形成心理影响十分明显。特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年），这里聚集的流民达一百五十万人，占全国六百万流民的四分之一。明中期本区先后爆发了两次规模浩大的流民起义。这些脱离本土、杂处边区的五方流民，成为川陕楚边区居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边区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这种由脱离乡族的流民组成的社会群体，它们共同创造了一种异于故籍和本区土著的特定社会人文环境。
不论是流放的王室成员，还是进山的流民，他们的心理既相互矛盾又有机统一，王室成员被流放，看破红尘，万般俱灭；流民进山，或者倚仗地理优势与朝廷对抗，最终走向失败，或者以大山为人们的“庇难所”，躲避世俗，苟安一隅，最终都隐没于十万大山和茂密丛林中，都溶融于道教的大熔炉中。他们静弱而不雄强，幽微而不开朗，重在内在修养，一改原有的恢弘阔大、豪放外向、爽朗自信的气魄，变得克制自持、含而不露、温文尔雅、谨小慎微，热衷于诗礼弦歌、调息养气、宁静自适。人们的审美情趣不再关注代嬗攻伐，长河落日，变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协调，对幽径深庭、飞花落红的挂牵依恋；人们的心理性格不再对陌生事物产生好奇与兴奋，而醉心于感受日常熟悉事物的亲切与温馨，人们以自己的心理调节天理，实现心理平衡。
大批有识之士、出道之人、王公诸侯等一代又一代进入这一地区，面对动荡、变革的社会现实，人们在逃避现实、麻醉自己的同时，精神生活中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向往与构想。相应地，在意识形态和文学作品中必然也会产生飞跃性巨变，神话中所表现出的理想美也给人以鼓舞、激情、信心和力量。这种理想美反映出老百姓不同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在抒发理想的同时，突出了理性的张扬。
神话就在鄂西北民间文化这个“母体”中被保存下来了，女娲文化在鄂西北保存下来，是鄂西北人对中国古文化抢救与保护所做出的一大贡献，这是先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更多的从古老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中受益，在研究神话文化中创造现代文化神话、经济神话。
参考文献：
蒋显福等 《沧桑与瑰丽——鄂西北历史文化论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刘守华 巫瑞书《民间文学导论》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3年2 月
萧放《明清川陕楚边区风俗文化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
（作者：明安生，男，汉族，1963年出生，副研究馆员，市民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