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称，“2010年12月份，我们向国会汇报了在金融危机期间所有2.1万笔借款的具体情况。这2.1万笔借款中，无一违约。每一笔都还清了。所以即使项目本身的目的是要巩固金融体系，我们并没有从中盈利，而纳税人的权益也没有受到伤害。”

这引发了国人的很多感慨——为什么我们就难以拍胸脯地表示，所贷给国企的那些款就无一违约的。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政府机关与国企的贪腐现象。

 

关于贪腐，媒体做了一个调查，2011年，在国企贪官之中，人均贪污3380万元，2010年这个数字只有957万元。据说这是权力叠加的效果，也需要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

人得到权利是需要付出成本与代价的，那些所付出的必然要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收回，这就是我们常规所说的“权力寻租”。权利从来都是有一定的时限的，所以，那些拥有权利的人就会愈发有“忧患意识”。当权利成为可以谋私利的东西，就会被万众追捧。

由于受到追捧，所以现在那些贪腐人士看来，被鞭挞的原因也仅仅是别人没有资格贪腐，一旦他们有了贪腐的资格，恐怕就会变本加厉地贪腐了，因而自身的贪腐也有让人艳羡的因素。所以在偏激者看来，中国只有两种人，贪腐者，以及努力取得可以贪腐的权利的人。

 

重要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拒绝贪腐在很多时候比跟贪腐同流合污更困难。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结于贪腐的那个群体，而更应该反思造就贪腐阶层的制度与环境。

当每个贪腐人士都可以用貌似堂皇的理由与貌似悲催无奈示人的时候，贪腐人士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并且纷纷把自己的家眷送到国外，自己只身做裸官——这与亡命之徒无异。结果居然有些戏剧性，因为受到惩罚的仅仅是凤毛麟角。

既然贪腐的成本不过如此而已！就会愈发肆无忌惮的贪腐。

 

人的坏毛病都是被惯出来的。任何腐败都源自被民众巴结，让官员被惯坏了的体制与社会环境。

人民网所报道的文强死前的肺腑之言发人深省：“如今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的再好也没有用，我不过是按照游戏规则做了点圈内人人都做的那些事情。现在的官员比国民党还坏，我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是这个社会.....”

 

在监督缺失的情况下，绝对权力说一不二，要想不滋生腐败都困难。因为周围都是各种逢迎的或者是为其提供服务的，每年都有数以十万计的新人加入到公务员的行列之中。这些必然会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力量，推动腐败横行。

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是滋生绝对权力的温床，而绝对权利又会让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执政党以国家主人自居，代民行使权利，并用那些权利为己谋私利。还可以受到监督机制的庇护，因而现成难以阻挡的潮流与惯性。

国际化、城市化与泛商品化让人与人之间攀比的是物质享受，而不是精神与传承。

一面是贪婪驱使下的丧心病狂，一面是失控的通胀导致的惯性，一面是攀比所形成的浮躁，周遭的一切都是商品，都需要花钱来买。内心的不安全感必然要通过物质上的奢华富贵来填补，攀比之下所形成的尊崇让人疯狂并忘乎所以，传导下去就是从民间贪婪地攫取利益。

 

当权利成为可以买卖，可以投资并获取稳定回报的标的的时候，就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服务意识。

有人呼吁，要吧权利关进笼子里，才能净化社会风气，为政治改革扫清道路。但是如何将权利关进笼子里，有谁愿意呢？毕竟每个人都有一种权力寻租的心态。

有权利不用，过期作废成为常识与直觉下的选择，似乎也只有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赚取更多的利益回报，才能对得起手中的权杖和屁股下的位子，毕竟当初为了那个是有很大的前期投入的，这种方式的思维形成难以阻遏的趋势与潮流。

贾春宝认为，人生在很多时候都是在飚车，为自己买通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为自己消除道路上的关卡，为自己急速行驶提供动力，疯狂之中加速自己的灭亡。这就是在监督缺失并且绝对权力盛行的制度与氛围之中，官员以及那些为了当官而不断积极“进取”的人所走的不归之路。

制度的约束是安全带，是防护网，只有老实的按照其约定，才能对自己形成保护。把那些保护丢弃，相当于在荆棘满地的旷野中裸奔，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取灭亡。

人民网说，改革只要碰到官员，必定改不下去或者干脆停止。网络上流行一句话：改革到官为止。想想中国改革，初期农村改革，对象是农民；城市改革，对象是市民，很顺利；国企改革，对象是工人，照样推进。三公经费，财产公开等等民众最关心的改革止步不前。

 

南开大学的孙立群教授在百家讲坛中讲《从司马到司马》，在提到短命的西晋王朝给后人的启示的时候，说“一个王朝开始的五六十年，是最关键的，是在打基础的”。

孙立群认为西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风气败坏，官僚大臣争相贪污敛财，炫富比富。西晋王朝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政权之一，是“最拜金”的王朝。这段历史留下了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供后人反思。

“腐败问题历朝皆有，但像西晋这样自上而下、大面积的恶性腐败并不多见。史书中用‘互市’来形容当时的社会风气。所谓‘互市’就是交换。权与钱、权与人、权与色、权与所有有用的东西都可以交换，权钱交易，钱能通神，比富炫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钱臭味，严重腐蚀了社会机体。道德无底线，游戏无规则，腐败使西晋到处乌烟瘴气。”

虽然晋武帝司马炎也曾经亲民，并励精图治，但终究让王朝沾染上了奢靡、浮华与奢侈攀比之风，石崇炫富就已经成为历史的耻辱。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谁能断言我们当下很多现象就不是在重蹈西晋王朝的覆辙呢！

 

我国建立也有60余年了，温家宝总理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政治改革在当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总理的表态，特别是即将卸任的总理，更有一种对后来者寄予厚望的感触，顿时关于政治改革的话题成为热点。

温家宝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温家宝表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考虑到职位与身份所带来的影响被无限放大的因素，总理的话通常都会相当注重措辞，是隐忍、理性到了波澜不惊的程度，但其所指责的现象，确实已经到了让执政党与多政府和国家有忧患意识的人反思与警醒的程度了。

 

要想推动政治改革，何其难！连公示官员的财富都如此艰难，更不用说要把他们手中的财富收回去并依法定罪了。

我们一些官员在谈论改革的时候，很多时候都预设了一个前提，意指的都是“改别人”，而很少有指向自己利益的。改别人时，很多人都异常积极，雷厉风行说改就改，可一旦涉及自身利益，就会裹足不前，成为改革的阻挠者。

当某些人把自己当成特殊阶层，把手中的权力变成跟别人区隔开来的特殊标识，让别人蜂拥着去争夺，就会形成腐败的根源。

 

政治在中国从来都是很敏感的领域，政治以经济为基础，以军事为手段，以文化外交为包装，以财政金融为支撑。政治牵涉到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如同市场中的奶酪，或者是如军事中所拥有的枪支武器，以及教育宗教之中的追随者，是力量的象征。

除非你已经做到了万无一失，否则不要轻易进行政治上的变革。因为那无疑是自杀性的行为。在中国进行政治变革，并不是合法的。因为法律是由最高的权利群体制订的。任何违背最高意志者的意志与行为，都随时有可能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历史如此，现实呢？

在中国，权利、监督有些时候是并行的，更多的时候是链条。

比如管理模式、权利构成与约束机制，执行者、评判者与奖罚是否有断裂脱节的情况。违法成本是否高到足够起到一种威慑作用。让其在违背良知做事情的时候，有一丝恐惧；让其在面对利益诱惑的时候，避免贪婪。

当我们将矛头指向那些腐败者，那种指责之中掺杂着多少的艳羡之情？那种艳羡对贪腐更多的是助长的力量。

我们在嘲笑历史人物所犯下的低级错误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必将成为历史，被后人所品评。

——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品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