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银行是一个新生事物，尚缺乏有足够说服力的与政策初衷契合的成功实践，在理论上、政策上、实务上都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出现一些杂音是难免的。目前有三个比较流行的观点，笔者认为是有碍村镇银行健康发展的，试作一浅析。

　　一曰村镇银行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是农村金融领域既得利益者的典型思维，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市场排异。殊不知村镇银行诞生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解决竞争不充分的问题，通过充分的竞争让弱势客户群受益。村镇银行填补金融服务空白，反对的声音不多，但在农行有网点、农村信用社红火的县设村镇银行，就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了。也就是说，村镇银行可以做“填空题”，但不能做“选择题”。反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说村镇银行不一定比农村信用社做的好。从目前实际运行看，貌似有理，但若细推敲，实则大缪不然。为什么要设立村镇银行？无非两点：一是探索一条商业化支农的新路子，二是对整个农村金融领域起到一个激活全局的作用。村镇银行的生命力在哪里？一是法人层次低，在县或镇，即农村地区，可以有效防止资金脱农；二是产权清晰，来自股东的压力必然促使村镇银行按市场规律办事，可以有充足的动力在政策框架下持续地进行探索。说白了，如何既商业化又有效支农，这是一个未知领域，需要探索。目前令人忧虑的是发起行和民营股东积极性都有下降趋向，应在政策设计的具体操作环节做一些完善。应当承认，目前村镇银行的优势尚不明显，但若因此认为农村信用社先进、村镇银行落后，进而认为村镇银行没有存在的必要，不再需要进行探索，那就大错特错，真正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

　　二曰主发起行制度应取消。主发起行制度是目前局限条件下确保村镇银行健康发展的一个次优选择，当然不是最优选择。从现实看，主发起行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风险屏障功能和运营保障功能，对县镇力量薄弱的监管部门是一个重大协助，同时也是维护县域金融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主张取消发起行的理由，是其妨害村镇银行作为独立法人的自主权，偏向于视为分支机构管理，弱化了村镇银行服务县域的市场定位。这个主张取消发起行的观点，主要是民营股东和地方政府的观点。应当说发起行存在越位和缺位都是客观事实，但发起行是一个负有重大责任的特殊股东，如何做这个特殊股东，有一个逐步学习的过程，同时也需要监管部门对其责任、权力、利益有一些明确的界定。目前值得忧虑的是发起行责大、利小、无权，权力也同样靠股份说话，与其特殊责任极不匹配，长此以往，并无哪个银行会心甘情愿地做“冤大头”，到那个时候，主发起行制度自然也就崩塌了。

　　三曰城市商业银行不宜作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城商行对农村金融业务不熟悉，自己都不会，如何能引导村镇银行做好。其重要推论就是村镇银行应当由农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发起。这是一种反改革的思维，是对新生事物的排斥。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其实是由其服务县域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能否坚持和坚守，取决于监管部门是否坚决和坚定，与发起行是做什么的关系不大。至于如何服务三农，如何在服务三农的同时创造出合理的盈利模式和核心竞争力，关键在于探索，而能否持续性地进行有效探索，又关键取决于是否有专业能力和足够强的内生动力。城商行大多经过市场风浪的洗礼，专业优势和机制优势兼具，是既有内生动力又为市场认同的主发起银行，很少有“拉郎配”的情况。是否适宜做主发起行，应当市场说了算，重点是看其负责任的能力，人为设限欠妥。

　　基于上述分析，为促进村镇银行健康发展，提出几点优化政策设计的思路：（1）完善发起设立模式。可采取“1+N”同时开业，即在县或镇设总行的同时，必须在至少两三个乡镇一并设立支行。这样从一起步就有个规模效应，同时可强化“面向村镇”的定位，从一起步就立足于向服务三农要效益，可以形成健康的“路径依赖”。（2）规定主发起银行的特殊责任和特殊权力。毫无疑问，主发起行要担负“扶上马”并“送一程”的特殊责任。权责必须对等，无权力就无责任，主发起银行作为特殊股东和大股东，应当规定有主导董事会建设的权力，这样就没有必要在股权比例上做文章了。目前对发起银行持股20%或15%仍有诟病，现实则是相当多的发起银行占到51%以上，其动因并非为了利益，而是为了赢得必要的权力以尽到必须尽的责任。（3）规定非发起行股东的权力。监事会应当由发起行之外的股东组成，不应当有发起行成员，要让民营资本有话语权，防止发起行越位，这样才能发挥出村镇银行的机制优势。（4）监管部门应构筑一个职业经理人市场。村镇银行的经营类似于“戴着镣铐跳舞”，是高难度动作，非高素质人才不能为。村镇银行要成为吸引人才的广阔天地，同时村镇银行这个广阔天地也只有靠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方可真正打拼出来，二者是互促的关系。总之，村镇银行政策设计的精妙处就在于给它一个框架，让它在这个框架下可以有充足的动力和活力去探索，探索出一些既有效支农又商业可持续的具体路径。相信在这样的方向下，村镇银行一定能够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