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是科学观的革命，否定这一点中国就不可能成为科学革命的领跑者
——与中科院白春礼院长商榷什么是“科学革命”
民族民间科学工作者，科学比较学者，袁立
中科院白春礼院长最近做了一系列解读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报告，但是，他竟然混淆了“科学革命”和技术进步等个几个重要概念。我必须提醒他，只有科学观的革命才是真正的科学革命；在这个星球上，曾经发生过的彻底的科学革命或许只有一次——那就是五百年来西方科学体系代替中华科学体系和其他各民族科学实现统治全世界科学界的革命。今天只有恢复中华科学的主体地位，融汇东西方科学，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科技革命的领跑者。
我是普通百姓，或可称民族民间科学工作者。然而，在某些国家博士不过是邮递员，院士也可能是中学教师，守门人也喜欢讨论哲学问题，而我至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认为白春礼院长传播的“科学革命”观念不仅会给学生们带来错误的认识，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国家再一次失去发展和进入发达国家的巨大机会，故不自量力，想与白院长商榷一下。
他开始就说，“现在是科学革命的前夜”。实际上，科学革命已经开始，现在决不仅仅是什么“科学革命的前夜”。世界科学革命不可能象白院长所说要等到2020或2024年才会“开始”。美国圣菲所等世界前沿科学探索机构正在用一系列实验“宣布”旧有西方科学模式的终结，这种终结的过程也正是科学革命开始的过程。科学革命是世界上国家地位的重新洗牌，因此，没有人会等待你或通知你科学革命开始的时间。了解这一点，才可能抢占世界科学革命的先机。
白春礼院长预言，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期时间是2020~2050年前后，2024年科学革命才会正式开始。我不得不说，如果再等十一年中国将丧失一切。如果2024年中国才开始科学革命，那么我们中国不仅将丧失成为世界科技革命领跑者的机会，还会使中国丧失又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机会，那样中国就会再次沦为西方不及格的学生。认为十年后世界才会开始科学革命，我不知道白院长领导下的中科院到底在新的科学革命中是要做领跑者还是学习者追随者。
关于科学革命的概念，白院长虽然在报告中举了一系列领域或材料的例子，但并未解释清楚什么是科学革命。我必须指出：只有科学观的革命才可能带来真正的科学革命。早在上个世纪中叶西方某些人就说他们自己要引领一个“中国世纪”，所谓“中国世纪”并非指中国的外交政治军事甚至经济力量达到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世纪，而仅仅是指以中华古代传统科学（或说中华民族科学）的思路方法解决当代科学前沿重大问题的世纪。新的科学革命至少将淘汰原子论物质观，变西方科学传统的原子论物质观为中华元气论即能量论物质观，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彻底颠覆物质与意识的现有界限。
在关于科学革命产生的原因方面，他只认识到“在外部技术变革和内部自身的重大问题或者挑战的推动下”就会发生科学革命。我要提醒他，统一不同的科学体系之间的矛盾不仅是科学革命的根本动力之一，还是科学革命的捷径。在世界范围，许多科研机构都不仅承认科学内部存在矛盾，而且承认世界存在不同的科学体系以及科学体系间的根本性矛盾。而努力揭示表面似乎根本不同的科学体系间实际存在的同一性，就是科学革命的本质。
白春礼院长还说“第六次科技革命方向很有可能得益于第五次信息科技革命的推动”，对此我也无法赞同或发出“赞叹声”。因为科学革命不是一般的正常的科技进展，如果中国或任何国家只在第五次科技革命的道路上逶迤蹉跎，不可能带来超越式的第六次科学变革。
他还说要“梳理五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史”，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系列从西方科学角度难以理解的成就，这些成果中的许多项被引入西方后都带来了科学技术革命以致社会变革，除大家熟知的如四大发明给西方带来的科技和社会变革，还有铁犁引进西方对欧洲农业模式的变革、中国天赤道天文坐标观测系统在启蒙运动前后代替欧洲的黄道天文坐标观测系统对世界天文学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大约三十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在使用中国黄帝时代发明的黄钟作为校正由于温差导致的度量衡金属误差，后来才被原子称代替，也是一次计量精度领域的技术革命。但是，还存在一些中华科学成就至今西方科学仍然无法理解，或西方科学不能达到的，如张衡地动仪的复原、经络的发现和针灸的发明、中医的治病机理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无不说明中国自古就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科学体系。这是几经动乱的中国在和平年代有可能引领世界科学革命的先天条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科学革命。谈论科学革命时我们绝不应该忘记这些民族科学的宝贵遗产。
中国是最有可能引领第六次科学革命的国家之一，因为科学的起源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有“天壤之别”，中国自古就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的科学体系。希腊科学起源于地面活动经验的总结，中国科学起源于天文观测及历法的制订工作。融汇东西方科学正是中国引领世界科学革命的捷径。在这方面，钱学森院士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可惜他去世后，懂得他的思路并有权力接续他的工作的人不多。
西方认为，如果某一民族有独立的数学和逻辑体系，在理论上就应该有独立的民族科学体系。西方的线性形式逻辑来源于希腊几何学（即大小两前提决定一个结果源于两点决定一线），由于这种逻辑的简明和容易理解应用，西方的民族科学体系在近二百年来迅速统治了全世界学术界。印度有不同于西方的逻辑即因明逻辑体系，它来源于古印度的吠陀数学，所以印度有学者提出要恢复印度民族科学的倡议。我中华文明同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数学体系和逻辑体系。中华数理逻辑的起源和发展都明显早于西方，形式逻辑一般都抽象于数理逻辑，中华形式逻辑因而也与西方明显不同，甚至某些方面至今是西方无法企及的。例如，西方刚刚开始构建多元逻辑，但西方的多元逻辑几元不固定，各元间联系不固定，这使得西方在多元逻辑方面的探索明显幼稚于中华五元八法多元形式逻辑体系。因此，中国、印度和西方都有一定条件成为新的科学革命的领跑者。
当代中国主流数学史家或数学家只承认中华数学起源于《九章算术》，而《九章算术注》的作者刘徽和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数学家都认为中国数学起源于《易》经（注意：《易》经不是《易经》），这是为什么？到底谁是对的？解开或研究这个问题会不会带来数学革命。中华数学不仅起源比西方早许多，而且在古代直接由计算数学进入到了数理逻辑即数学哲学的时代，跨越了西方数学经历的前四次数学革命（即从算术到代数、从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从必然数学到或然数学、从明晰数学到模糊数学。），直接完成了哲学数学即数理逻辑的建构。西方数学经历了前四次数学革命，才开始着手建立数学哲学的探索过程。中国数学于洋务以后在前四次数学革命方面的补课已经完成，而在数学哲学方面，由于中国数学是直接由计算数学进入数理逻辑时代，因此中国先天拥有指导西方数学进行数学哲学建构的资格，所以，中国现在有条件引领第五次世界数学革命。正如伏羲的易象传到西方导致了计算机的发明，东西方智慧的结合导致了又一次科技革命，那么中国现在完全可以发动第五次数学革命。
科学在当代世界范围出现一系列矛盾，除白院长报告提到的西方科学体系内部的矛盾和科学外部压力即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人文科学的矛盾等之外，更重要的矛盾是东西方科学体系之间严重冲突的矛盾，即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民族科学体系与西方科学体系之间的矛盾等，承认这些矛盾、发现其中的具体问题并解决它就是科学革命。
白院长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什么是科学革命，即“一秒钟内下载一部高清电影，手机的充电时间缩短到一分钟”，据说现场还引起了一些“惊叹声”。我必须提醒白院长：技术进步无论快慢都与科学革命无关。“一秒钟内下载一部高清电影，手机的充电时间缩短到一分钟”仅仅这样就值得大惊小怪吗？就值得“惊叹”吗？这样小的变化完全不能算科学革命，而且这恐怕远不会等到白院长说的2024年，不久很快就会实现。科技革命必须是思路或方法上的根本变革，而绝不仅仅是速度或效率的提高。象美国互联网和电邮对日本传真机的跨越式淘汰才可以称作技术革命；象中华赤道天文坐标观测系统在启蒙运动前后代替欧洲的黄道坐标天文观测系统，成为世界天文学的统一规范，这才可以称为天文学革命；如果今天我们由西方主流的地本主义小地学和地本主义气象学回归中华古代的天本主义大地学和天本主义气象学，地震和气象的预测预报模式就会实现革命；如果中医的科学性得到现代的合理的解释就是又一次科学革命。
另外我要提醒白院长，不要夸大某一项发明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例如，氧气是我们中国人发现的，但是由于古代中国精英阶层的普遍持有的上智下愚观念，自然科学在古代中国很不普及，所以这种元素只有在数百年之后在欧洲被重新发现一次（不知当时这种重新发现是否受到了中国实验资料的影响，因为现代地震仪的发明者就在记述自己发明成果的书中企图隐瞒中国古代地动仪对他的启发）时，才带来了西方的化学革命即近代化学的开端。因此，如果发明发现创造突破的观念不能在全社会深入人心，仅仅依靠少数精英就会得出十年后科学革命才会来临的奇怪结论，就很可能像日本那样自己还在将全部精力和财力投入于传真机复印机及其外围设备的开发，沾沾自喜于企图通过购买美国实现战争达不到的目的，而美国却通过互联网和电邮的开发普及全面淘汰了日本，使自古就只注重学习而缺乏创造精神的日本在第五次科技革命中彻底沦为二流国家。
建议中国科学院为张颖清和全息论平反，建立全息论研究所；象对待陆家羲那样鉴定并公开蒋春暄的数学研究“成果”——这样做也是与世界接轨，你或肯定人家并给他颁奖或者否定人家并明确指出其错在哪里，这对中国科研体制来说也是有益无害的革命。科学研究是没有门槛的，认为科学研究必须“专业人士”进行的观念也是非常不利于中国实现整体科学进步的封建思想。“从事科学研究是公民的基本权力”这一点也有必要写入宪法。卫道士精神是与科学精神南辕北辙的宗教裁判所情怀，它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严重不利的。因为科学无须捍卫，科学只需要质疑旧有权威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旧有科学范式的创造精神。
中国科学院应该尽早建立复杂科学研究所、科学比较研究所、全息论研究所、民族科学暨自然国学研究所、未来科学研究所，没有这些机构其它部门当然也可以担负起这些机构的研究任务，但是，或许建立起这些机构才能说明中科院真正进入了“科学革命前夜”的状态，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科学革命的策源地。
只有创新才能够使中国早日进入科学革命的时代，这方面中科院对全社会的倡导也是很不够的。虽然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创新，但是这种倡导本身恐怕恰恰说明中国今天的科学创新机制、创新意识和创新氛围都与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存在明显距离，都有待大力加强。例如，机制方面，许多国家的科学院都有定期鉴定和公布民间科学成果的制度和部门，而我们中国不仅没有，中科院等还经常贬低本被世界许多国家当作创新重要源泉之一的民间科研，导致部分媒体和社会公众在提起民间科学家或民间科研时都有不屑的语气。实际上，把科学研究人为划分为官方科研和民间科研是计划经济时代残余下来的落后意识，随便给科学研究设置门槛不过是封建时代“上智下愚”观念的现代翻版。在国外不仅圣菲所是民间机构，哈佛、耶鲁等等同样是民间机构。中科院应该做的是反对公办科研机构对经费、评奖等科研资源的垄断，促使中国早日进入全社会无论官方或民间都能够争相投资科研并以创造创新为荣的时代。
在创新意识的养成方面，中国社会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中外学者都知道以能量守恒定律为核心的热力学三定律，但“用法”完全相反。在发达国家这些科学定理定律对于科研人员尤其科学家们最主要的价值是用来寻找这些科学定律定理本身的漏洞，借以寻求科学理论的突破或借此产生新的技术发明；而国内学者则许多人主要用来否定别人的成果和科学探索。科学定律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一般情况下是必须遵循的，因为这样往往会更有效率；但对于科学家，所有现有科学理论都是应该在其质疑范围之内的——非此则不可能带来创新、突破和科学革命。例如，国外的水变油已经量产上市了，中国还在讨论水变油是否是伪科学，且大多数人认为水变油“不科学”或是“伪科学”。知识如果得不到消化解毒就会成为智慧的障碍，这种障碍的存在也是大大不利于科学革命的诞生的。
在创新氛围方面，我们中国的现状也无法令人乐观，虽然中国的学术期刊口头主张创新，但是许多期刊的总编、主编和社长都告诉我，物种起源、相对论、精神分析学说、国富论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以往都不可能诞生在中国，即使有人已经写出了这样的著作，也没有出版社和学术期刊敢于发表，即使有个别编辑感兴趣最后也一定无法通过集体的讨论或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这些都说明中国过去缺少创新的土壤，或宽容创造的氛围严重不足，因而过去的中国也不可能担负起引领世界科学革命的使命。
总之，科学革命必须是科学观的革命，欲使科学革命诞生在中国，恐怕必须以科学和教育领域的科学观“真理大讨论”为开端。中国科学院当然要义不容辞地争取成为世界科学革命的策源地，但是，如果头脑中只有像白春礼院长您这样的对“科学革命”的理解和认识，我们的科学院能够担负起引领世界科学革命的使命吗？
当代科学革命是中国取得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应以中华民族科学为基础和主要来源之一。文明等于科学加文化，中华文明=民族科学+中华文化，没有独立的本民族科学体系的“文明”只能称作文化，没有资格被称为文明。以往各个领域的所有民族虚无主义观点无不是以民族科学虚无主义为根本依托的。因此，中国必须借助科学革命的契机，恢复民族科学的主体地位，借以解放全民族的创造精神，重树全体国民被泛洋务运动严重侵蚀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只有完成融汇东西方科学的科学革命，让世界各民族了解和理解中华科学，中国才可能引导全世界接受中华价值观即基于中华民族科学的“北京共识”，使其他国家愿意和我们中国共同建设和谐世界。中国科学院在这些方面还可以做许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