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世界上不少国家实现了权力交接。在中国，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在美国，奥巴马赢得大选连任总统。

　　中美权力交接的不同方式，显示出了两国政治体制之间的极大差异。然而，两国的处境也有相同之处，即都面对增加民众福祉、缩小贫富不均和处理环境可持续性的挑战。

　　问题在于，当前社会、科技和环境的急剧变革正在同时挑战中美两国的治理和发展模式。两种模式都亟待变革。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必须在全球经济既相互依存又充斥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在一个有限的任期内利用有限的资源，推行改革。

　　美国的市场、司法制度和监管制度已高度发达，它迫切需要的不是体制改革，而是政策改革，即如何有效应对弱势财政、分配不均、失业、医疗卫生问题和基础设施老化的挑战。

　　对于中国来说，问题主要集中在设计并实施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以保持经济高效发展，减少社会不均，消除市场扭曲，应对环境恶化和打击腐败。

　　随着中国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呈现，“世界工厂”的有利条件正在消失。中国的生产成本已经开始上升，这包括劳动力、资源、法规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成本。

　　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未能完全解决金融包容性的挑战，尤其是未能解决中小企业与农村地区融资难的问题，相反，某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却拥有过量的信贷资金。中国金融体系需要解决系统性风险的问题，重新调整激励机制，从而促进投资者支持实体经济增长，而不是创造资产泡沫。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服务的成功是基于地方政府与各部委之间的良性竞争，评判标准是GDP、财政收入等绩效指标。不幸的是，这已经给社会公平与环境可持续性带来了严重问题。

　　中国新领导层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满足民众对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的需求，还要通过政治权力的内部制衡来提升政府治理和行政效率。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改革都面临着来自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巨大阻力。而且，由于量化宽松措施导致了实际上的负利率，双方也都面临着严重的价格扭曲现象。

　　在某种程度上，中美两国的问题几乎就像镜像一样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美国缺乏基础设施投资却在金融衍生品上投资过度—这是过度消费所导致的隐性高杠杆所结下的恶果。另一方面，中国则苦于消费不足投资过度，国有部门和私人企业之间还有待平衡。

　　美国人重视短期后果的坏毛病被其民主制度放大了。减税与不断增加的福利支出带来了长期财政赤字，以致未来几代人都必须为过去几十年的过度消费买单。中国的政治体制虽然对于实现强劲增长非常高效，但导致腐败和官僚主义日益蔓延。

　　中美两国都应当从既有体制的优缺点中吸取经验教训。

　　首先，两国都面临政府和市场之间如何互补的问题。政府的职责在于界定、保护和裁决产权，而市场的优势则在于配置产权，并协调人们各自的经济动机，使其趋于一致。

　　其次，两国都必须找到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合适尺度，都必须权衡统治精英、游说者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短期需求和长期计划之间的取舍。

　　最后，两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表面的腐败和不平衡，而是需要机会平等。对于中国而言，机会平等首先意味着对产权的尊重。中国缺乏公平透明的产权划定和分配，再加上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臃肿的政府机构，导致了产权扭曲，进而滋生腐败和不公正。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司法制度以保护产权，同时减少国有企业比重以及政府对资源和大企业的掌控。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务实举动令很多观察者相信中国即将进入新一阶段的改革，包括纠正经济失衡、增加社会包容性并打击腐败。在美国，奥巴马的连任则让人们相信他将启动实施一系列迫切需要的政策改革，将美国从“财政悬崖”边缘拉回正轨，开启一个新的增长时期。

　　随着中美两国向下一个发展阶段迈进，两国政府都必须克服巨大的挑战。它们运用货币、财政、结构、制度和监管政策的方式或有不同，但是其成功与否，最终都将取决于它们为实现目标而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