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是如何减少各级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这种情况在地方政府表现得尤为明显。省委书记和省长就好比一个地区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省政府不单规划一地的产业政策，还直接参与具体项目的选择与营运。在这种“政治营运经济”的模式下，政治中心掌握了大量资源并且成为了当地的经济中心。

　　北京是中国内地的第二大城市，其GDP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中排名13位，占全国GDP约3.4%。

　　反观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GDP总量在全美各州中只排名34位，其GDP只有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的8%左右，占全美GDP总量仅0.7%。

　　这种强烈的反差不单反映在两国的“首都经济”中，在地方上更加明显。美国GDP规模最大的五个州依次是加州、得克萨斯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和伊里诺伊州，共占全美GDP的39%。但各州首府的所在地却名不见经传：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得州首府奥斯汀市，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市，佛州首府塔拉哈西市，伊里诺伊的首府斯普林菲尔德市。这些首府城市占州内GDP的比例在1.5%-7%之间，同州内最大的城市（洛杉矶、休斯顿、纽约、迈阿密和芝加哥）差距甚大。

　　而中国的省会城市几乎是全省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在全国27个省和自治区中（不包括四个直辖市），有22个省会城市是该省的经济龙头。以2011年GDP计，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河南是经济总量最大的五个省，占全国GDP总量约44%。其中三省的省会城市是当地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如广州占广东GDP的23.3%；杭州占浙江GDP的21.7%；郑州占河南GDP的18.2%。

　　延伸至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的经济地位比沿海地区更高，占GDP比例也越大，武汉、长沙、成都分别占到各省GDP的34.4%、28.6%、 32.6%。由此可见，中国经济中的绝大部分都集中于政治资源丰富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

　　中美两国城市经济结构的巨大差异，部分原因是发展阶段不同。任何国家在选择省会城市时，通常会考虑经济根基较好的城市，以便降低各类成本。

　　而在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早先经济水平较低时，要选个像样的城市作为省会比较困难。因此在建省初期，省会城市通常是当地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

　　值得关注的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干预经济”的规律下，一个城市一旦被升格为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其爆发式的增长速度往往十分惊人。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倾向“集中精力办大事”，当一个城市被升格后，便会得到大量的政治资源，这些资源带动了大量的国内资源如行政审批权、资金和人才等，重点项目亦随之落户。甚至如果本市的土地不够用，就把周边城市和农村兼并过来成为辖下的区域。结果是，经济愈发达，省会城市在经济中的比例便愈大。

　　

　　类似情形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会少一些。那里的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操控力低于内地城市，同时它们还可以依赖对外的市场和外资来促进城市发展。

　　有些学者对中国这种依赖地方政府力量推动经济的模式推崇备至，在他们眼中这种经济资源不断向政治中心靠拢的现象并不成问题。

　　但笔者不赞同。几十年来大量国外经验表明，资源透过政府力量投到一些区域或行业中，短期内会卓见成效，但长远看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利用。这种情况在国内反映在大量的政府面子工程和贪腐问题中。在经济高增长时期，这些问题全被掩盖，一旦经济增速放慢，便会很快暴露出来。因此，这种城市经济实力跟政治等级挂钩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也许在今后，省会城市在全省经济的占比，能成为衡量一个省的经济改革是否到位的一个指标。省会城市占全省GDP比例愈低，它的经济改革可能就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