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那个春天，中国高层权力按期换届，新一届政府踌躇满志，媒体也在盘算着中国人未来的新收获与新希望，但不曾想，在享受了20多年持续增长、刚开始过上比较富裕体面生活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传染疾病：非典型肺炎。
今天，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一则是为了拒绝遗忘、痛定思痛，二则是抚今追昔、记取承诺。我们不应人为夸大战胜非典的战绩，忘记了曾经的痛楚和依旧生活在非典阴影下的人们，社会不能只歌颂功绩而难以铭记苦难；我们也不能在时间的冲刷之下，在非典的记忆里只剩下恐惧感，而当初那些理性的、直至症结的深度反思却逐渐掩埋在时间的尘埃之中。...
非典，这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灾祸，一时间让国人陷入莫可名状的集体焦虑；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曾几何时，中华民族仿佛又到了一个危险的时候。逝者如斯夫，如今10年已过，对所有的亲历者来说，当初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惧依旧没有完全散尽。事实上，非典，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人生轨迹，还包括这个国家。 有句俗话说，智者主动寻找问题，愚者坐等问题找上门来。如果顺着寻找问题的逻辑，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肇始于广东的非典最终会扩散至大江南北？为什么当流言已经引起大面积恐慌，卫生部等相关部门还沉浸于掩盖真实信息、报喜不报忧的执迷不悟中？为什么又会有农民工和大学生组成的“返乡潮”……细究下来，凡此种种，无不深度指向体制性缺陷——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阳光政府的建设问题、医疗体制的改革问题等等，这些哪一个不是这个变革时代里亟待破题的时代命题？换言之，非典背后恰恰是公共卫生投入长期不足、政府应急管理体制落后、过度追求经济指标却颠倒了发展是手段还是目的等等一系列关涉宏观、深层次制度缺陷的必然结果。 比如，正是流言倒逼出的信息公开，让公众品尝到了信息公开的实惠，让政府真正开始反思和抛弃“公开必然引发混乱”的惯性思维。的确，如果没有非典，这一切或许要来得晚一些，至少信息公开历史的改写不会始于2003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非典中的信息公开，一直成为此后10年间的模板和未曾逾越的标杆，但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际，总是被媒体舆论反复念叨。 再比如，当危机爆发，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倡导和弘扬公民的公共精神，与紧盯政府及其官员如何履行公共职责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但也要承认，由于政府长期的“大包大揽”，抑制了公民社会的发育和生长，非典初期应对狼藉的原因很多，但与整个社会自组织能力不高不无关系。最重要就是信息的了解不能自主，完全要依赖政府，非典期间“返乡潮”便与此有关。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有人看到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融合问题，更多的人则看到了在自媒体没有今天这么发达，当政府失声，在谣言和流言的横向联合下，用脚投票便自然而然成为很多人的趋同选项。 我们很清楚，非典首先是个医学科学问题，战胜非典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和合力，但一个至关重要且注定要影响深远的价值就在于——非典逼迫人们对改革的现状做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和客观的评价，从而不能不对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取向顺势调整和矫正。2003年7月，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结抗击非典斗争时说：“从长远发展看，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工作、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加强宣传舆论工作、狠抓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增强对外开放条件下做好工作的能力、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建设、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工作等九个方面的工作。” 让我们一起回到10年前，当时就有研究者指出，非典是深化认识和积极调整中国社会结构的一次重要机会；吴敬琏先生也在非典过后很有预见性地指出：“这次非典危机实际上是一次社会治理的危机。在疫病过后，也就面临着一个二者择一的选择：或者是吃一堑长一智，真正汲取教训，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防止今后出现类似的失误；或者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疫病的压力一旦减弱，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就把人们重新推回到旧体制、老路子上去。 而就在非典肆虐的4月份，人民网就有北京网友发文呼吁《非典事件应促进首都改革》。可以说，10年前，“改革”就已然成为告别非典、走出危机的最大公约数和共识。危机爆发的时候，的确是缺陷暴露得最真切、最清楚的时候，变革的呼声也最为彻底和坚决。 危机推动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种常见模式。近些年，社会每前进一步，都有“危机”推动的影子。我们身在一个转型的时代，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危机就在那里，危机也已经不是坏事的代名词，而是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换言之，转型期其实就是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关键在于因势利导，顺势而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就是在近乎于绝境的危机中主动求变以求生？近年来的孙志刚事件推动了城市收容遣送制度改革；一起起引起广泛争议的死刑案件推动了死刑复核权的收归高法；任建宇等劳教案推动着劳教制度的改革；郭美美事件推动公益组织改革；PM2.5防治促使环保改革寻求突破……时过境迁回头去看，每次危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并且都以特定的方式催生了一次新的变革，而且，越是重大的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变革越深刻。非典，亦是如此。 以“十”为鉴，没有危机感更可怕 的确，非典催生乃至撬动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如有人认为，非典可能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中国从此次疫情中汲取经验，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谋求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但，非典10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不能不直面惨淡的现实——在笔者看来，非典留下的指向未来的两大遗产，一个是信息公开，10年间起始于被绝境倒逼出的个案突破，到立法确立制度安排，再回到“有法不依”的社会常态。另一个则是公民社会的价值被激活，但同样在过去的10年间依然还在寻求适合野蛮生长的阳光、空气和水…… 危机催生了变革不假，而一旦危机警报解除，危机感就不再强烈，变革就很可能停滞，非典10年后，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改革需要危机感，而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后，我们的危机感便没有了。 是啊，我们的危机感哪里去了？这是“时代之问”，同样是非典10年留下的极具时代价值的叩问。我们发现，每每在危机来临的时刻，我们向前被动迈出一只脚以不被击倒，在下一次危机中又迈出另一只脚，这呈现出的永远是一种进退之间的姿势——只有在足够强大的危机裹挟下才能保持“进取心”。有人说，人生最大的危机就是没有危机感，对于一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天是一个格外需要强调和重视“危机感”的时代。没有危机感，危机迟早要爆发！固然，危机爆发的时候，便是变革同步开启的时刻。但这绝不意味着要静候危机来倒逼改革。原因很简单，危机一旦爆发，则对于整个社会的伤害程度既无法预料也不能精确控制。绝境逢生在小说或者职业体育赛场中当然好，但在社会现实里，未免代价太大。我们能否走出“危机-变革-危机-变革”的改革周期律？虽然从概率上来说人类社会无法避免危机，但降低危机的频率和烈度却完全可以做到，前提是——真正保持危机感。 可是，从来都是知易行难。纵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这不是拖延的理由和借口。回溯非典催生的变革走过的10年路，正是危机感同步衰减的10年。以“十”为鉴，如果说10年前，我们决定朝着彼岸开始行进，但10年后，信息公开还在进退之间，公民社会还缠绕在掣肘和绳索中，我们还在遥望彼岸…… 10年后回望，非典，何尝不是改革迟缓的必然产物？其实，对于10年前为何栽那么大的一个跟头，我们当时就已经看明白、想清楚了，并有过郑重的表示和承诺。一言以蔽之，没有危机感，就有危机，这是非典最大的、永恒的教训，当永记，亦当警醒。
被非典改变的个体命运和国家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