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工具

　　我们的文化渊源一般都归结为《易经》，但是《易经》很难懂。难懂也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清末严复译《天演论》自序，探讨中国落后的原因，他指出，“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

　　我们既然认识早，可是为什么会落后呢？严复指出：“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

　　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你没有弄懂学会，没有融会贯通，没有举一反三，没有发扬光大。文化传承创造出了问题，也就不可能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自己，指导生产实践了，落后也就在所难免。

　　严复说：“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字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

　　我想严复的这个观点和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在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方面，这是难得的公允判断和认知。

　　回到《易经》，《易经》给我们讲了什么？确实，他讲了很多东西，“无所不包“。但是根本的他还是讲了工具和工具的使用。

　　《易经》讲象数和义理，象数实际上是两个方面，即象和数，也就是语言工具和数学工具，义理则是哲学范畴。象数就相当于今天的语文和数学，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工具。我们从小学就学习语文、数学，直到大学、研究生，依然要学习之，我们不但要掌握这两个工具，还要用好这两个工具，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

　　算、筹、策，这都是我们古人的计算工具。我们保留的那些词汇中，也充分说明数学在古人生活中的密切应用。稳操胜算、技高一筹、一筹莫展。你有几分把握？你有几分胜算？权衡利弊得失，分清轻重缓急，这是做到科学正确的前提条件。

　　中国人好分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天时、地利、人和。不光分类，还要分等，比如三、六、九等，这是中国人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也是中国人使用数学工具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中下；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看个例子：《田忌赛马》。

　　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

　　我们学习语文和数学，掌握这两个工具。工具的使用就不那么简单了，要高效使用就更难。科学家们都必须使用这两个工具，而且是熟练地使用，才能有所成就。围绕着如何高效使用这两个工具来认识和把握世界，我们的先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索、创造，今天科学家们依然在研究、探索、创造着。帕斯卡是数学家，而且对数学工具的应用极为熟练；牛顿是数学家，对数学工具的熟练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爱因斯坦数学工具的应用更加熟练，之所以能有物理上的极大成就，与其娴熟于数学工具是分不开的，看其传记讲，爱因斯坦17岁自学微积分（高等数学）。

　　华罗庚先生是杰出的数学家，其《统筹方法》、《优选法》，是数学科学应用于指导生产实践、提高效率方面具有独到之处。但是我们这方面的努力实在是太少了。

　　一块钱办一块钱的事，谁都能做到；一块钱办三块钱的事，那是聪明人；一块钱办十块钱的事，那是大智慧、是高手、是人才。那就需要高层次地使用数学工具。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在高中、大学阶段分科，说实在的，这不太符合教育的规律，也不便于学生学习掌握好语言、数学工具，更不利于将来这个两个工具的应用融合。我觉得中国教育文理分科的科学性有必要进行再论证。复合型人才也罢，综合型人才的培养也罢，都必须能熟练掌握和应用好语言、数学工具，而分科的办法似乎与之背道而驰。